右为廖华焜，左为廖华焜长子廖兆喧，中为廖华焜次子廖兆年。
一、县长参军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攻克西安古都。红旗漫卷西风，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黄土高原。7月，第一兵团的先头部队解放了临夏，对兰州形成包围。
马步芳的残部成了瓮中之鳖。临夏是马步芳的老巢，有他精心修筑的宫殿---蝴蝶楼。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把指挥部设在雕墚画栋的蝴蝶楼。这一天，骄阳似火，热风阵阵吹来。王震汗流浃背，正在俯视着作战地图。此时，警卫员进来通报：有一位原国民党临夏县政府县长廖华焜请见王司令。警卫员递上一封信。王震接过信一看，用他的湖南腔念道：“尊敬的王震司令：原临夏县卸任县长廖华焜禀见王大将军。”王司令对身边的秘书讲：“你们知道这位卸任县长廖华焜吗？”秘书随即答道：“据我们所知，这位廖县长三个月以前被马步芳撤职了，听说，还是一位湖南人。”
王司令听罢，连说：“可以，可以，还是我们的老乡啊！”王震随即来到蝴蝶楼的客厅。不一会儿，秘书引进来一位四十多岁的身着中山服的客人。此人向王司令弯腰九十度的鞠躬，口中念道：“拜见王大将军！鄙职临夏县卸任县长廖华焜。”
王震笑道：“好啊，好啊！听说你是我的湖南老乡，怎么口音不像湖南老乡呢？”廖先生答道：“先祖乃湖南衡阳人，当年跟随曾国藩湘军征战太平天国，胜利后许多湘军落户金陵。故鄙人生长在南京，故操南京口音也。”王震点头，随后和廖先生攀谈起来。
此时，秘书递来一些有关材料。王震看罢随后问道：“廖县长，你这个湖南老乡，怎么跑到西北来刮地皮（以前的县官都是作威作福，欺诈老百姓的）？”廖县长当即面红耳赤，作了一番解释。
王震笑眯眯地说：“你不要害怕，我知道，你是一个清官。临夏的老百姓都说你不错嘛！”此时，秘书又在王震耳边讲了些什么。王震接着说：“你以前在甘谷、宁定两个县也做得不错嘛！我们知道，国民党里也有清官嘛！但是不多，你说是不是？”廖县长作揖回答：“王将军所言极是，极是。鄙人在国民政府做事二十年，国民党太腐败、太腐败，百姓怨声载道，无可救药也。解放军替天行道，为民造福，所向披靡，乃天意也。”廖县长还告诉王司令员解放军快来了，他原来很害怕，躲到乡下，老百姓把他藏起来好几天了。
王震哈哈大笑说，像你这样的县长，我们以礼相待.你还可以为人民做事情嘛。随后，王震询问了当地的社会情况，也知道了廖华焜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也不是马步芳的部下。在临夏解放前三个月，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离兰州飞往台湾前，曾给廖来过信，问他要不要去台湾？廖多经思考，看明形势，终未给郭回信。不久，马步芳接任西北行政长官，又兼任甘肃省主席。下令撤了廖的县长职务，派了他的人当了临夏县长。
最后，王震问：“兰州即将解放，解放军正在向青海进军，随后要去解放新疆。你有何打算？你愿不愿意参加革命，为人民服务？”廖县长马上起立，向王震深鞠躬三次，说：“感谢王将军厚爱，鄙人乃朽木，不可雕也。王答道：“不，不，人人可以改造。经过学习，可以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共产党，包括解放军也有国民党人嘛。”
当即，廖县长表示愿意参军，跟随王震干革命。第二天，王震指派一兵团卫生部部长潘世徵为廖办了手续，马上给他发了一套解放军军服。
不过几天，廖华焜就随一兵团司令部去解放兰州了。在西北战场上，一兵团联络部接受了不少从国民党军队起义和投诚的军官，其中还有将官。这位廖华焜县长就是我的父亲。他随王震到了兰州。那时我和弟弟在兰州上学。不久，我和十二岁的弟弟也由王震介绍，参军加入一兵团文工团，走上革命的道路，随军去了新疆，干了一辈子。
二、父亲生平
这个和我有关系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追溯历史，公元1844年，清朝道光年，鸦片战争失败，外敌入侵，蚕食中国，朝廷腐败，民不聊生。古话说，时势造英雄。此时，芙蓉国出了一个人，二十八岁，三年会试，中了贡生，他的名字叫曾国藩。在殿试中，又中了三甲，被朝廷看中。他从长沙来到京城，作官，治学，成绩斐然，名声显露。公元1851年，咸丰元年，洪秀全起义于广西，号称太平军。席卷东南，不到三年，攻破江宁，建太平天国，抗衡清廷。咸丰皇帝无力对付。
经大臣们商讨推荐，派曾国藩南下赴衡州练兵造战船，买洋枪洋炮，筹建水师。此时曾国藩已四十三岁。1854年，曾国藩亲自率师讨伐太平军，以陆军为先师。不幸首战兵败于靖港，曾国藩投水自尽获救。此后，他更以百折不挠的治学精神，练兵征战十年，终于于1864年攻入天京消灭了太平天国，从此，湘军名扬神州。
我的曾祖父就是曾国藩麾下的一名水师统领。这一大批湘军，就此落户南京。此时，朝廷在洋务派李鸿章的影响下，开展了洋务运动，修铁路、开工厂等等。光绪年间，两江总督在南京开办了一所警察学校。我的祖父就是毕业于南京警察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警官。我父亲廖华焜生于1900年，正是孙中山大闹推翻满清的革命时期。祖父有眼光，让我父亲读完高中，又让他去读上海沪江大学英语系，此校为美国教会所办。父亲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读了许多外国书籍。沪江大学毕业后，他在美国人办的一所教会医院（在安徽芜湖）工作。芜湖离南京很近，医院的院长是一位传教士，名字叫布朗，他很赞赏父亲的聪明才智。他打算送我父亲去美国留学。此时，辛亥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虽死，但时局仍然混乱。加上祖父的反对，家中有老有少，留学美国终未成行。
二十年代，父亲考上国民政府公务员，直到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不久，蒋介石北伐成功，接着又是“四一二”大屠杀，多少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被杀。1929年，南京中山陵建成，孙中山的灵柩从北京运往南京。当火车运载灵柩到达南京车站，数万人沿途列队护灵。此时，指挥运送灵柩的司仪就是我父亲。据后来参加护送的老人告诉我：你父亲当时高举指挥旗，沿途呼喊口令和口号，浩浩荡荡的队伍秩序井然、安全、庄严，将灵柩护送到中山陵的陵墓落葬。
后来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在家中，父亲拿出一尊孙中山的铜像给我看，并说：“他是我们的国父，是一个伟人，你要永远记住国父。”以后父亲经常带我去中山陵瞻仰孙中山墓。孙中山是我幼小的心灵上，崇拜的第一个伟人。从小学开始，我就喜欢读孙中山的故事，记住他讲的话：要做大事，不要作大官。又唱纪念他的歌。小学四年级，我就会背《总理遗嘱》。唱“我们总理，首倡革命。革命血美如花……。”
那时的学校，每周一早晨，开纪念周周会。全校师生跟着校长背诵《总理遗嘱》，向孙中山遗像静默三分钟，唱完总理纪念歌才去上课。一直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本人“八一三”攻占上海，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重庆，我们也一同逃难到重庆乡下。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许多部门都搬到了重庆郊区办公。此时，父亲在内政部档案室已工作了十年。因为他为人耿直，不善溜、拍，常痛斥官场的黑暗，腐败，又得不到上司的重用。1942年，内政部要选派禁烟督察专员去甘肃、青海两省禁烟，
无人愿意去。因为，四川通往甘、青，全是高山峻岭，公路路况险恶，行车十分危险，人称“鬼门关”。父亲却毅然报名前往。他去了甘肃，曾经给我们来信说：这里是中国最落后、贫穷、荒凉的地方，百姓生活比四川贫苦十倍。一年以后，他回来向上级写了禁烟报告，得到上司表彰。
不久，甘、青两省政府在重庆招考县长，鲜有人往。父亲又一次报考，被录取，他被派往甘肃，在甘谷县当了县长.那时我们姊妹都在重庆上学，所以没有去。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我们回到南京。因为国民党的腐败，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内战爆发，我们的生活十分艰难。父亲来信说：“这里的老百姓比南方苦得多，所以，我每月只能寄给你们一点钱。”不久他又在宁定县当第二任县长。
据当时也在甘肃盐务局工作的表叔告诉我们：你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清官县太爷。当地官员也说：廖县长是从外地来的，能这样关心老百姓真是不容易呀！—直到1948年，又派到回汉杂居、民族问题复杂、马步芳的老巢--大县临夏县任职。当时，甘肃省主席郭寄峤很满意他的工作，送给他四个字---为民清官。他经常微服私访，替农民排忧解难。一直到后来，我参军到新疆，听到一些从甘肃参军来的学生告诉我：廖县长，老百姓都说好，大家都知道。
三、和将军一起进军新疆
1949年8月兰州解放以后，我和弟弟廖兆年在兰州先报名到一军。文工团的领导纪叶看了我的作品，我弟弟会拉二胡，又识五线谱，非常满意，准备让我们随一军文工团去青海。没几天，父亲随一兵团司令部到了兰州，他告诉我们：我见了王震司令员，准备去新疆。王司令员还说，你的两个儿子也应该去新疆嘛。一兵团文工团比一军文工团大哟！你看怎么样？
我们一听，非常高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还有，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那不就是新疆吗？于是，父亲带我们兄弟俩，去一兵团见了潘部长。潘部长是一位老红军，那时也不过二十七、八岁，笑咪咪地欢迎我们父子仨人，潘部长立刻写了一封信，让我去见兵团文工团的领导。第二天，我们就在兰州小西湖找到文工团驻地。原来，前两天，我们在兰州看到他们演出的《白毛女》和《刘胡兰》。太感动人了！就在第三天，一军文工团的领导纪叶团长来找我们说：“明天出发去西宁，今天来帮你们搬行李到团里报到。”我们只好向他道歉，告诉我们经王震司令员的批准，要去新疆了。纪叶同志非常惋惜，向我们告别。
十月一号，我们在兰州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活动，参加了游行。晚上，父亲来到文工团告诉我们：他考虑了又考虑，首先应该改造思想，然后才能去工作。他把想法告诉了潘部长，潘部长报告了王震司令员。于是，王震司令员说：“这样当然好。那就让廖县长先去革命大学学习一番，再去新疆。”于是，潘部长直接给新成立的甘肃人民革命大学写了介绍信。就这样，父亲去革大学习，我们兄弟二人登上了进军新疆的大卡车。
一兵团文工团随军直向河西走廊进发，到达酒泉，新疆已宣布和平解放。直到年底，我们文工团分三批，先后在酒泉乘苏联派来的飞机飞抵迪化。弟弟廖兆年因为会拉二胡，又会跳舞，所以一入团便参加工作，演节目。他参加了解放军入城仪式。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在迪化市---（现在的乌鲁木齐），张治中将军、彭德怀司令员、王震司令员、包尔汉主席、陶峙岳起义将领等站立在检阅台上，下面解放军的战车、大炮、骑兵、浩荡穿过。最后是文工团的歌舞队列通过。各民族的老百姓齐声欢呼：“解放军亚克西！”这是我弟弟参军以后第一次演出，可惜当时没有留下照片。
转眼到了1950年夏天，我们文工团正在政治部的大院里排练节目。我正在屋子里写节目，突然有人来告诉我：老廖（因为我弟弟叫小廖，所以叫我老廖）！外面有人找你！”我急忙出来，刚到大院，迎面来了一个中年人。一看，哇！那不是我父亲吗？他立定，还举手敬了一个礼，喊道：“廖华焜报到！我激动地抱住他说：“老爸你怎么来了？”他说：“革大毕业了！我就报名来新疆，我们一块来的有十五个人，我们三人分配在新疆军区司令部工作，其他二人是兰州大学的教授和讲师。”
当我问他具体做什么工作时，父亲说：“司令部成立一个参训队，由年轻的老干部、老战士组成。主要是学文化，我可以教他们语文、历史、英文，其他两位教他们数、理、化。”于是，我父亲成为新疆军区司令部参训队教官了。经王震司令员的批准，让他吃中灶，享受团级待遇。
新疆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只隔了一条马路，司令部的驻地就是原来的盛世才的督办公署，有东大楼、西大楼和新大楼，新大楼也是中共新疆分局的办公楼。这年，父亲已五十岁。但他丝毫不服老，以前他就喜欢打篮球。所以，在司令部的篮球场上，经常看到他和年轻的学员在一块打篮球。学员们经常开玩笑地说：“廖教官，投蓝投得很准呀！”父亲见到我，经常说：“现在的生活，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刻。”
父亲工作勤恳，责任心极强，受到学员和首长的赞扬。1951年下半年，由于乌斯满匪徒暴乱，北疆牧区很不安宁。新疆军区副参谋长何家产率领剿匪部队，亲自坐镇阿勒泰指挥，参训队和廖教官随他去了前线指挥部。父亲非常高兴。在阿勒泰期间，他来信告诉我：首长很信任我的工作，我在这里很开心，工农干部是我最好的朋友。
一直到1953年，北疆剿匪全部结束，父亲随首长回到军区司令部。至此，两届参训队结业。父亲调到军区八一中学，教授英语。当时，八一中学全是老干部的子女，英文教师只有他一人。这年冬天，他来文工团看我们兄弟俩，穿的大棉袄，父子三人照了一张相，保留到今天。当时他最遗憾的是，王震司令员已调往北京了。想起父亲在司令部打球的时候，经常是傍晚，王司令有时来看球，看父亲就喊：“老廖！加油哇！”父亲把王司令的话永记在心中。
1954年冬，军区、兵团分家，成立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兵团机关在乌鲁木齐还没有子女学校，只有在石河子有学校。于是，父亲被分配到石河子兵团子女学校二校担任校长。他在兵团二校工作了两年多，仍然是尽职尽责，忠心耿耿。
后来，农七师急需人才，他被调到农七师农业机械训练班当教员，一直工作到1957年。因为农七师师部刚搬到奎屯，生活条件极差，父亲身体不大好。他打报告申请退休回老家。原来，按新疆军区编制，可作为转业回家乡分配工作。结果因为兵团不算作转业，所以他回家以后，当地政府不分配工作，他就在南京当了代课老师。代了一年多一点，他又非常怀念新疆，多次来信要回新疆。后来，农七师回信告诉他：可以回来，但不一定恢复原来工作。他还是回来了。正是“大跃进”年代，把他分在下野地19团农场园林队。
这一年的冬天，我随八一制片厂的摄制组到农七师拍电影。老父听说我在奎屯，他从下野地步行一夜，天亮赶到了奎屯，找到了我说：“园林队种果树、种菜，很累，吃不好，又睡不好，我还是回南京吧！”我让他在招待所休息，吃上一顿好饭，带他去见了史骥政委和管干部的王副政委。情况一谈，王副政委说：“老同志嘛，好办好办。”当即打了电话，让父亲去20团学校当教务主任，专管教学，特别要他抓好英文的教学。就这样，父亲到了车排子，就是今天的123团学校，工作到1961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又吃苞谷叶子、玉米面，还有“瓜菜代”。老父实在熬不下去，还是回了南京老家。随后，漫长的岁月过去了，我来到车排子时，仍然听到老战士和一些学生们说：“廖主任是个好人，我们都记得他。”
四、献了终身献子孙
回到南京后，他和母亲分别了二十年，母亲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他们住在姨妈家的房子里。那时候，也没有退休工资，父亲毫无怨言。他在先后在几所中学里代课。教英文、语文，很受学生的欢迎。他还写点小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周末，骑自行车去钓鱼。这些情况，他从来不告诉我，担心我们不给他寄钱。我们每月都给他寄一些钱。后来，因为年老体弱，不能代课。但是，他还是在街道、工厂兼任会计。在灯下，用笔写着蝇头小字，一丝不苟，深得街道人们的赞扬。
“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非常害怕，担心“红卫兵”、造反派找他这个老国民党的麻烦。果然，街道贴出了抓他的大字报，要“把国民党的县长抓出来，斗倒斗臭。”所幸，街道政府比较清醒，曾经发函给新疆军区和兵团干部部查询。有关单位回函介绍了父亲的经历，特别是王震司令员召见他、任用他，工作一贯不错。另外，父亲回南京几年中，工作也非常好，群众拥护，领导满意。于是，“文革”这场灾难，父亲终于躲过去了。
到了“文革”结束后，“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伊始，南京化学公司招聘人才，首先指明：急需英文翻译。父亲大喜，梳妆一番，去到长江对岸大厂镇南化公司报名处。招聘人员非常高兴，来了一位老先生，当即口试、笔试，结果父亲笔试得了九十分，口试得了八十五分。招聘人员说：“我们招了一周，还没有你这么高的分数。我们真高兴。但是，我们请问一下老先生：今年你多大岁数了？”父亲犹豫了大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老夫今年七十九岁了，但是身体很好，没有病。”招聘人员听了非常吃惊：“真看不出来呀！可是，这么大的年纪，每天南京、大厂镇来回跑，坐车也要两个小时呀！目前，我们还不能够为你提供住所。一旦有个病，我们承担不起责任呀！”最后，父亲悻悻而回。
在以后的岁月，他常说道：“新疆好，王司令员好。”母亲在他前面过世，我们兄弟俩在新疆，运动接着运动，也受尽了折磨，没有能够孝敬父母。在南京的二姐，“文革”也下放到苏北十年，父亲一人苦撑着。最后，两腿不能行走，无人照顾。1980年，二姐从苏北回到南京，父亲已卧病在床，不能下地，终于在1983年离开了我们。
从1949年我和弟弟从兰州参军进新疆直到离休，我和弟弟把一生献给了那片土地。直到现在，我回新疆的时候，凡是父亲所工作过的单位，老人们都会提起他，问到他，说他是个好人。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人们都在纪念，怀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我又想起孩童时期那一尊孙中山铜像和父亲当年南京“奉安大典”中做的事情，因为我第一次在网上看到“孙中山奉安大典”的照片。
【作者简介：廖兆暄，笔名麓枫，孺子牛，骆驼。祖籍湖南衡阳。出生1932年。父亲廖华焜毕业东吴大学，受西学影响，参加孙中山的革命运动。1929年孙中山灵柩运往南京安葬，父亲任奉安大典司仪。1942年-1949年先后任甘肃甘谷、宁定、临夏三县县长，是有名的清官。廖兆暄1948年到台湾，考入台湾大学预科。翌年春，携弟回大陆西北寻父。在西北喜迎解放。父子三人参军，随西北野战军开赴新疆，在酒泉的一个破戏院里，看到布衣司令员彭德怀，朴素平民形象，终生难忘。 廖兆暄于1950年工作在新疆军区文工团创作组，风雪天山南北，墨洒大漠，讴歌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英雄军队和各族儿女。作品连连获西北军区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