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文化源远流长，绵亘千年，其中以刘备为代表的蜀汉人物在三国文化中极具重要地位。三国文化中蜀汉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不是朝夕而就的，而是一个历经千年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正好伴随着中古社会向近古社会的跨越性转变。

自三国魏晋至隋唐两代，三国文化的诸多方面主要都是以曹魏为主体的；唐宋变革之后的三国文化，随着曹魏地位下移，蜀汉文化的主体地位才得以逐步确立。一方面是因为历代史官几乎都着力于确立蜀汉的正统地位，从而大大增强了人们对蜀汉政权和蜀汉文化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在历代的艺术、文学领域，以刘备、关羽、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人物确实拥有比其他三国人物更多的着墨。同样的，在英雄崇拜和神灵祭祀方面，蜀汉集团中诸多人物在崇祀规格、范围、数量以及社会影响上也远远超过其他三国人物。因之可以说：三国文化是以蜀汉文化为主体的。

蜀汉人物崇祀始自蜀汉政权时期，有些人物的崇祀甚至一直延续一千多年都没有中断过。一方面是蜀汉官方通过祭祀制度怀念先烈，褒奖忠义；另一方面，民众对于善待自己、造福一方的官员也建庙纪念。刘备崇祀无疑正是前者，就此方面而言，蜀汉的典章文献在裴松之时代已经留存不多，“臣松之以为先主虽云出自孝景，而世数悠远，昭穆难明，既绍汉祚，不知以何帝为元祖以立亲庙。于时英贤作辅，儒生在官，宗庙制度，必有宪章，而载记阙略，良可恨哉”，只能从《三国志》中窥其大略。

刘备

刘备是蜀汉政权的开创者。在其驾崩之后的蜀汉政权存续时期，刘备崇祀属于皇家祭祀。《三国志・先主传》：黄初四年（223年）刘备兵败猇亭，永安托孤后，“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按照汉制，有陵则有庙，据《续汉书・祭祀志下》载：“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月令》有‘先荐寝庙’，《诗》称‘寝庙弈弈’，言相通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

因此，惠陵附近一定建有专祀祠庙，《三国志・蜀书・刘禅传》载： “是日，北地王谌伤国之亡，先杀妻子，次以自杀。”《汉晋春秋》载：“谌哭于昭烈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左右无不为涕泣者。”由此观之，应当即是惠陵附近昭烈庙。学者罗开玉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而认为惠陵旁边的昭烈庙是“原庙”，此说值得商榷。实际上，西汉只有汉高帝曾有过原庙，其他皇帝均未建筑。到了东汉，为了简化祭祀，先是创造性地建设了“世祖庙”，不再单独祭祀过世皇帝。献帝初平年间进一步做了调整，据《续汉书・祭祀志下》载：“灵帝时，京都四时所祭高庙五主，世祖庙七主……故高庙三主亲毁之后，亦但殷祭之岁奉祠。灵帝崩，献帝即位。初平中，相国董卓、左中郎将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及余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毁之。四时所祭，高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而罗开玉所言“《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说刘备在章武元年（221年）四月称帝的同时‘置百宫，立宗庙，祭高皇帝以下’。可见蜀汉确实是在建陵前先立有宗庙，惠陵旁之庙确实是原庙”一语，确实是有问题的。“祭高皇帝以下”，应当是指“高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按词义，“惠陵旁之庙”也不能称为“原庙”。蜀汉全面承袭汉制，应当不会出现另类。

《续汉书・祭祀志下》载：“建武以来，关西诸陵以转久远，但四时特牲祠；帝每幸长安谒诸陵，乃太牢祠。自雒阳诸陵至灵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东汉陵庙祭祀的定制是“四时祠”与“晦望二十四气伏腊”。另外，《续汉书・礼仪志上》记载，还有“上陵”礼，每年正月、八月各有一次。蜀汉祭礼典礼应当也承袭了东汉的这个定制。陵庙祭祀作为体现“追往孝敬”的举措，是国家极为重视的礼仪。

贾谊《过秦论》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曹魏灭蜀以后，破坏了蜀汉宗庙及昭烈陵庙，以断其祭祀，显示曹魏的灭国威风。作为传奇帝王，刘备崇祀设施虽遭摧毁，但此时已经散落到民间，裴启《语林》、殷芸《小说》、王嘉《拾遗记》中的记述都有体现。东汉以后，政局一直动荡，“人心思汉”的观念也很容易得到传布。统治者也愿意攀附正统来振奋士气、保佑国祚，这样一来，作为两汉名义上的继承者，刘备的崇祀地位较之两晋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宋书・武帝纪》称宋武帝刘裕是西汉楚元王刘交的二十一世孙，《南齐书・高帝纪》则称齐高帝萧道成是西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晋书・载记一》刘渊昭告群臣：“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顾兹尪暗，战惶靡措，但以大耻未雪，社稷无主，衔胆栖冰，勉从群议，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昭烈庙在南朝齐时再一次被修建起来，《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称：“先主祠在府南八里，惠陵东七十步。齐高帝梦益州有天子卤簿，诏刺史傅覃修立而卑小。”“修立”而不是“重修”说明成都已经不复有昭烈之遗迹。齐高帝在位时期距离蜀汉灭亡已经200余年，期间成都一地经历过大规模战乱和焚毁，很难说这次修立还是在原来的位置。200年间，刘备重新被人记起，并且获得了官方认可，虽然祠庙尚属“卑小”、不甚隆重。

刘备

经历乱世之后的唐代也要重新确立正统。鉴于李唐与隋朝皇室的关系，加上自己也是马上得天下，唐代的正统观倾向于曹魏。李世民《修晋书诏》称：“唯晋氏膺运，制有中原。上帝启玄石之图，下武代黄星之德。”意思就是说两晋承袭曹魏正统。“刘知几撰《史通》一书，批评陈寿的《三国志》在事实上把帝绪正统分别给了魏、蜀、吴三方，而未独尊曹魏为正统。换句话说，刘知几对陈寿的批评，实际上是赞同应将正统给曹魏的。”《艺文类聚・帝王部》中也只有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和吴大帝孙权的事迹，却不见刘备踪影。

科举考试的实行使得门阀贵族一蹶不振，士人地位的提高也伴随着对思贤相思圣君情感的扩散，士人阶层猛然拔高诸葛亮的同时，也一定相应地称赞刘备。唐诗中歌咏诸葛亮的作品中，主题大多都是歌颂刘备和诸葛亮的和谐君臣关系的，这就是明证。因此，到了晚唐宣宗时，宰相李回曾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成都尹。治蜀期间，李回开始在惠陵先主庙设置专门的“守陵户”，并且规定每年“四时祭祀”。另据金人王庭筠《涿州重修汉昭烈帝庙碑》记载，涿州昭烈庙始建于晚唐乾宁四年（897年），这是北方地区最早出现“先主庙”的记载。晚唐时期，刘备崇祀的初步扩展，实际上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崇祀习惯有很大关系。

除此之外，由对刘备的崇祀还衍生出孙夫人崇拜。吕温曾写《刘郎浦口号》一诗谈及孙夫人，“吴蜀成婚此水浔，明珠步障屋黄金。谁将一女轻天下，欲易刘郎鼎峙心？”又《元和郡县志》载：“孙夫人城在孱陵城东五里，汉昭烈夫人，权妹也，与昭烈相疑，别筑此城居之。”《三国志》记载说她“才智敏捷，性格刚强，有其诸兄之风”。“孙夫人”若是寻常女子，自然无人喜爱，数百年后怎么会出现在诗歌与地名中呢？正是因为孙氏是“昭烈夫人”，其自身散发的女中豪杰的魅力而被人怀念敬叹。宋元以后，乃至将孙夫人与先主同庙共祀，还编出“孙夫人听闻刘备死讯而投江殉夫”的忠烈故事。

与隋唐五代时期相比，整个国家和社会在宋代进入了一个明显的转型时期，而这样的转型也为蜀汉人物崇祀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宽广的道路。自两晋至隋唐，三国文化的诸多内容主要都是以曹魏为主体的；唐宋变革之后的三国文化，曹魏地位下移，蜀汉文化的比重增加，其主体地位得以逐步确立。正值唐宋变革的当口、蜀汉人物崇祀融合的关键时期，蜀汉元首又一次冲在了前面。

宋元时期蜀汉正统的重新确立、刘备崇祀地位的攀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转型，自下而上、由民间影响到官方的。乾德年间，宋太祖曾诏祭历代帝王。帝王行列中均是曹魏诸帝，不见刘备踪影。开宝三年（970年）宋太祖下诏祭祀前代“功臣烈士”，刘备只以“蜀昭烈帝”身份被放置在“功臣烈士”名属下，明显不认可其为正统。欧阳修《明正统论》以曹魏为正统，司马光不仅以魏为正统，而且有意淡化刘备的皇室血统：“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难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之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绍汉氏之遗统也。”而同是《资治通鉴》作者的刘恕则持反对意见，在学术、政治争论非常激烈的时候，下层民众则先行一步：苏东坡《东坡志林》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从民间的喜爱、推崇，演变成官方的认可，再有文人士大夫的崇敬作用于市民旨趣，刘备崇祀明显扩大发展为一种社会文化。

武侯祠

刘备崇祀地位被抬升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崇拜设施和地域的进一步拓展。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中书舍人王刚中以图龙阁待制为四川安抚制置使，次年刚刚到任便拜谒成都先主庙、武侯祠，看到庙制狭小，遂决定重修祠庙。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月落成，王刚中命任渊撰《重修先主庙记》：“明年夏四月，公始至，用故事谒诸祠，奠献至此，顾瞻太息曰：‘有大功德于蜀人，宜莫如昭烈、忠武，庙貌乃尔，亦独何心？’亟命有司缮治之……祠与惠陵皆护以垣墉，限禁樵牧，筑室忠武祠北。明洁幽邃，有事于神者，得以休焉，盖旧所无也。用公万一千六百七十有八，为钱无虑二百万。”

唐宋时期的崇祀活动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体系，形成了新地方官到任要先去拜谒本地各种祠庙的习惯。这其实表明了官方并没有严格执行废止“淫祀”的制度，而是主动尊重地方神明，继而努力把“地方祭祀”纳入国家祭祀当中。《梅溪先生文集后集》卷二十八中《谒昭烈庙文》亦有载：南宋王十朋知夔州，重修昭烈庙，“岁月浸远，栋宇莫治。某来守是邦，过而兴喟，一新庙貌，薄荐殽胾。”

这一时期，在北方，涿州地方的刘备崇祀较之唐代，则更加兴盛。金国王庭筠《涿州重修汉昭烈帝庙碑》载：“岁久屋老，才庇风雨。今年夏四月，里民始议增葺。于是富者以资，巧者以艺，少者走以服其劳，老者坐以董其功，稍完治中堂，新作门屏，又作两庑，配祀元臣……既成，具兴废岁月，乞文于庭筠，将以刻诸石。”王庭筠认为刘备崇祀的遗迹之所以能在涿州“岿然独存”，“悍夫暴客过堂下，敛兵肃跽不敢犯”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仁之入民深矣”，将普通民众的崇祀心理也道出八九。刘备所谓“不弃襄阳百姓”“以人为本”与“以百姓为刍狗”的很多帝王相比，先主确在民间赢得了很多尊敬。

郝经

王庭筠原作应当是《重修先主庙碑》，只称“先主”；而到了元代初期，郝经为突出“昭烈帝”正统地位，以更正名分之意，作《涿郡汉昭烈皇帝庙碑》：“涿，故燕国也……每言曹魏篡汉之事，莫不唏嘘流涕。想见昭烈君臣父子之际，仁厚洒落，蔼然三代之风。故其祠下拜谒而致奠者，朝夕不绝。其岁时祀事，合沓走集，不远千里，指示楼桑故居，彷徨不忍去，故其神灵赫奕，又有盛于沛丰、南阳焉。庙在涿郡南十里，而近自隋唐五季辽金以来，皆即故居，代为增葺其正殿……故为推本汉氏家法心传，统体所在，正其名号，曰汉昭烈皇帝，榜其殿而碑诸庙。”郝经与王庭筠所言相似，都是把对刘备的崇祀归结为民众对“仁”的崇奉，但是郝经更进一步，把“仁政”与正乱兴衰联系起来。不仅民间祭祀“合沓走集”，而且文人士卿皆慕其“仁厚洒落，蔼然三代之风”。郝经对刘备崇祀理论进行了升华，反映了当时文士阶层对刘备崇祀的看法。到元代晚期，这种上升趋势仍然保持——据元人揭傒斯《敕赐汉昭烈帝庙碑》载：“燕俗庙祀汉昭烈帝、关将军羽及秦蜀郡太守李冰甚虔……媪为巫五十余年，媪死，益袭其业，如媪之神，遂合所得施与作昭烈帝及蜀太守庙于其里。前辽阳行省平章政事今中政院使哈剌帖木儿相以私钱若干，而殿堂门庑象设器物之属无不备。元统元年九月十日，为请于上降香币以落其成。明年三月六日，又言之奎章阁侍书学士沙刺班，使奏命臣傒斯纪其事于石，而上皆从之。”

皇帝批准对昭烈庙“降香币”“纪其事于石”，故曰“敕赐”，其待遇不可不谓之高。从王庭筠到郝经、再到傒揭斯的大约150年中，刘备在涿州地区崇祀的不断扩展正好再现了地方祭祀被纳入“国家祭祀”的一般过程：从普通民众的喜爱（王庭筠所记），到文人士大夫的推崇（郝经所记），最后由官员上书、皇帝支持批准（揭傒斯所记），这也正是诸多三国人物受到崇祀的基本文化进程。

明清以来伴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再加上关羽、诸葛亮崇拜的持续升温，作为与二人“亦君亦友”的刘备，其崇祀地位亦获不断抬升。

首先，就是崇祀地域的迅速扩展，其奉祀祠庙从宋元时期的七八处一下子增长到二十余处、遍布大江南北——经初步统计，明清时期建有先主庙（祠）、昭烈庙（祠）的地方有：涿州、恩县、平定州、涞水、石首、盱眙、新野、沔阳、夔州、徐州、襄阳、南阳、浏阳、华容、湘乡、攸县、成都、新津、南溪等地。经过宋代往后几百年的发展，以上祠庙大多都被列入州县祀典，成为合法且广泛的国家祭祀。

比如涿县昭烈庙，于正德三年（1508年）“请于上出内帑”重新修立，内阁焦芳亲撰碑文。其次，刘备崇祀终于以帝王身份进入中央祭祀。刘备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被正式列入“历代帝王庙”中进行祭祀。“历代帝王庙”初创于明洪武年间，祭祀先代帝王十七位。自洪武至康熙的300余年间，时有增减。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时，只有28位；而在本年四月初六，康熙皇帝对群臣教谕：“朕观历代帝王庙所崇祀者，每朝不过一二位，或庙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享其臣而不及其君，皆因书生妄论而定，甚未允当。况前代帝王曾为天下主，后世之人俱分属其臣子，而可轻肆议论、定其崇祀与不崇祀乎？今宋、明儒人尚以其宜附孔庙奏请，前代帝王，皆无后裔，后之君天下者，继其统绪，即当崇其祀典。朕君临宇内，不得不为前人言也。朕意以为，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于是朝臣经过商议拟增前代帝王134位，刘备则作为魏晋时期和历代割据政权中的唯一代表被列入其中，可谓关照有加。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皇帝自觉这种安排确有偏颇，于是这才“增祀两晋、元魏、前后五代各帝王”。由此观之，刘备在康熙年间历代帝王庙中的祭祀设置，不可不谓之殊荣。

刘备

刘备崇祀与其他蜀汉人物崇祀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历代加封“封号”的情况。比如，关羽被加封号称“汉封侯、宋封王、清封大帝”，溢美之辞有“义勇”“武安”“神武”“仁勇”等；诸葛亮，唐封“武灵王”，元封“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张飞在宋代被封为“武烈公”、“忠显王”; 关平、关兴等在明代也收到朝廷封谥爵号。但刘备的千年崇祀中，却未能发现朝廷封谥的痕迹。究其原因，大约是刘备驾崩后便得谥“昭烈皇帝”，已是帝位，乃人职之最高；反观其他蜀汉人物（关羽除外）​崇祀中所追加封号，大多是“侯”位，至高不过“王”爵，显然难于刘备已有谥号相比，故不再加封。还有就是，历代加封美辞，往往都是在神主显灵、保佑军民之后，朝廷予以美称。刘备崇祀现象中，却未尝见到其参与重大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相关记载。

刘备是蜀汉政权元首，而他也成为后世蜀汉人物崇祀与三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风向标：其一，蜀汉灭亡，直系祭祀突然中断，“先人坟墓远在陇、蜀”是也，其他蜀汉人物也大多如此；其二，南北朝时期，割据纷乱，出于政治需要，刘备及蜀汉地位稍获提升；其三，唐宋变革之下，社会文化取向发生迁移，人们对蜀汉人物的态度也开始转变，这其中的变化尤以官方“正统变更”，民间“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的感情倾向以及文人士大夫要树立刘备儒家楷模的意图是最直接、最明显的表征；其四，在《三国演义》等文艺样式的感染下，几乎全部蜀汉人物都受到人们的尊崇，社会生活中刘备形象演变成为“仁德明主”的典型代表，因此在清初得以享受“帝祀殊荣”，而此时的三国文化正处于最为空前鼎盛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