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荣的选择与挑战

1945年的哈尔滨，严冬腊月的寒风凛冽。李秀荣走在回家的路上，市场旁的狭巷里传来孩童的啜泣声。好奇心驱使她顺着声音走去，只见一个小男孩蜷缩在角落，身上的衣服破旧不堪，脸上满是尘土和泪痕。

那是个饥寒交迫的年代，李秀荣和她的丈夫虽自身困顿，却也不忍心看这孩子受苦。尽管知道带一个日本孩子回家可能会招来非议，但在那一刻，李秀荣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孩子需要帮助。

消息很快在小镇上传开，许多人开始窃窃私语，有的人甚至公开指责李秀荣夫妇不顾民族大义。但他们对这些流言蜚语视若无睹，仍旧坚持每天为这名叫野板祥三的孩子提供三餐，尽管这餐食简单到仅仅是些热汤和干馍。

冬去春来，祥三开始在李秀荣的家庭中慢慢融入。他开始学习汉语，和李秀荣夫妇的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和学习。尽管初期他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显得有些孤单，但渐渐地，他的笑容越来越多，显得更加自在。

祥三的成长与寻根

随着野板祥三的成长，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孩子有所不同，尤其是在他的血统和背景方面。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这个原本被家庭温暖包裹的个人历史突然吸引了官方的目光。

在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仍旧敏感，野板祥三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政府开始着手确认他的身份，试图查明他的真实家庭和出生详情。由于档案多出自战争及战后混乱时期，不少资料不全，甚至有的已经遗失或损毁，使得身份确认工作异常艰难，进展缓慢。

到了1990年代，随着祥三对自己身份的认知逐渐清晰，他开始尝试接受自己作为日本人的一部分。他决定接受一个日本名字——野板祥三。同时，他也越来越希望能够亲自前往日本，探寻自己的根源和那里的亲人。

祥三开始了寻根之旅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学习日语，以便能够在日本进行基本的沟通。他还联系了几家可能与自己有关的日本机构和家庭，试图从他们那里获取更多线索。这一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并不是孤单一人，还有其他类似的日本遗孤也在寻找自己的家庭。

通过不懈的努力，祥三最终获得了一些确凿的信息，这些信息显示他确实出生于一个日本军人家庭。1994年，野板祥三带着行囊和对养母李秀荣的承诺，登上了去日本的航班。他对李秀荣说会很快回来，甚至承诺每隔一段时间时间就会打电话报平安。

李秀荣的孤独与等待

野板祥三离开中国后，李秀荣一直默默等待着他的消息。起初，她还满怀期待，逢人就说“祥三只是去寻亲，很快就会回来。”邻居们也时常来问，李秀荣总会耐心地讲起祥三在日本的进展，偶尔也带着一丝担心，却依然相信他会回来。然而，一年过去了，李秀荣始终没有收到任何音讯，不仅没有一封信，连一个电话也没有。她原以为这只是适应新生活的过程，心里还不断地安慰自己：“他肯定是太忙了。”

随着时间流逝，三年过去了，祥三的消息依旧杳无音信。邻里开始议论纷纷，时不时就有人带着好奇甚至嘲讽的语气问起：“他那儿子怎么还不回来？难不成是留在日本不想回来了？”李秀荣听了只是笑笑，并没有多解释什么，但她的目光却越来越多地停留在那扇门上。每当听见门外有动静，她总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手中的活，侧耳倾听，生怕错过了祥三的归来。

1997年，李秀荣在一次意外中不小心摔倒，导致重伤，生活变得格外艰难。她一人在家中，身边没有亲人照料，行动不便，孤独无助中，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祥三。她托人给邻居带话，想让人帮忙联系一下在日本的养子，希望他能回来看看自己。可惜，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祥三依旧没有回应。李秀荣无奈之下又试着求助于其他人，甚至写信给相关部门，寄托着一丝希望，祈祷能帮她联系到祥三。

邻居们看她身体每况愈下，也都劝她说：“你别再指望了，那个孩子回日本就不管这边的事了。”李秀荣只是无奈地摇摇头，但始终不愿意放弃任何可能的机会。她把仅剩的钱拿出来，拜托人到相关部门继续打听，甚至委托一些来往中日的人员带口信给祥三，恳请他回来看看自己。然而，每次都落空，每次都无人回应。

李秀荣卧病在床，眼神越发黯淡，却依然日复一日地凝视着门口。她偶尔会让人搬个小凳子，将她扶到窗边，远远望着街道尽头。她似乎还抱着一丝渺茫的期望，等待那个身影出现在视线中。病床旁边，她准备好了家里仅有的几样点心，只等着祥三回来就能亲手递给他吃，像从前一样，虽然那时的她已经没什么力气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李秀荣的身体状况却每况愈下，她的等待渐渐从急切变成了无声的守候。她身边唯一陪伴的只有几位邻居，他们每每见到她的目光停留在门口，便忍不住感叹：“她这心里装的还是她那个不回来也不联系的孩子啊。”然而，这位年迈的老人始终没有等来祥三的归来，她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战后遗孤的身份调查与艰难归乡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后，日本开始着手调查战后遗孤的身份问题。由于长期隔绝，最初的身份确认过程十分艰难，只能依靠遗孤们在信件中的描述、存留的日本政府档案以及“开拓团”的历史记录，甚至还需要对照部分回国军人的证词。这些信息年代久远，且相互之间差异不小，给身份确认带来了极大挑战。

在1975年3月至1980年初的五次调查中，日本成功确认了166名遗孤的身份。这些调查虽然取得了部分进展，但由于依赖的证据有限、信息核实复杂，确认过程耗时且效率低下。为加快确认进度，应对不断增大的社会呼声，日本政府逐步加大了对遗孤的关注，决定组织系统性、计划性地派遣调查人员前往中国，直接寻找失散的遗孤。

然而，即使这些遗孤返回日本后，他们的生活并不如想象中顺利。一些最初受到日本社会关注、曾引发同情的遗孤，回国后却发现难以真正融入社会，被当作“边缘人”对待。更令人感叹的是，部分遗孤的亲人面对认亲的请求选择拒绝，使得他们重返故土后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苦涩与无奈。

情感的纠葛与历史的见证

青山五岁时被中国的养父母收养，自那时起便在中国的环境中成长、学习。她在学校里勤奋上进，成年后在单位也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1985年，青山的工作表现出色，被选为营口市人大代表，随后还担任了市妇联副主任。

1986年，中日之间关于战争遗孤的寻亲活动开始在中日两国逐渐展开，青山因为自身的背景，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她的丈夫鼓励她加入寻亲团，帮她安排了相关手续和准备，家人和朋友们也纷纷支持。1987年，青山跟随寻亲团首次前往日本，担任副团长。

到了日本，青山带着寻亲团一行人走访了多个地方，每次拜访都受到当地的关注与支持。因为她的特殊身份，当地的一些志愿者和媒体记者也特别关注她的行程。作为副团长，她负责联络和协调，帮助其他寻亲者与亲人相聚。

尽管这次访日活动充满了情感和挑战，但最终青山与其他寻亲者都得到了各自亲人的信息，甚至还有一些人实现了多年未见的团聚。

在养父母去世之后，青山并没有打算长久回日本生活，她一直把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中国。然而，后来她的二儿子表达了去日本发展的意愿，这成了促使青山再度回日本的主要原因。

回到日本后，青山的日子并不轻松。虽然有些政府提供的补助，但她不想依赖救济金生活，于是找到农田里的工作，帮人拔草、清理杂物。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让她疲惫，但她依然坚持。青山也找过一些清洁工的工作，她每天拿着工具在厕所打扫，做着她曾经在中国未曾想过的工作。

她偶尔会和身边的朋友聊到自己在中国时的生活，提起那时作为人大代表和妇联副主任的日子，感慨道：“在中国，我还能指挥一帮人，每天都觉得活得有成就感，而现在……”说到这里，她忍不住眼中泛起泪光。

不过，青山也感到欣慰，因为她的孩子们在日本生活逐渐安定下来，学习和生活都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她和他们的关系也逐渐密切起来，孩子们也逐渐懂得了母亲的付出。青山在日本的朋友圈子大多是同样来自中国的遗孤们，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和背景，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互相扶持着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

参考资料：[1]曾文星,江畑敬介,箕口雅博.日本孤儿移居日本后的异文化适应(第一部份)[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88,2(5):198-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