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一一五师一部在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的率领下，东迸抱犊崮山区。一一五师来鲁南后，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开辟了鲁南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为进一步扩大地区，时任峄县动委会主任的朱道南和县委书记纪华以及其他县委成员商量，决定把在峄县运河两岸活动的几支抗日武装统一起来，组成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这项工作县委决定由朱道南具体来做。
1938年，大约在义勇总队成立的前后，峄南运河一带一些有志之士激于爱国热情纷纷组建抗日武装，这些武装主要是：以孙伯龙为首在家乡小李庄组织的抗日队伍，以邵剑秋、邵子真在周营发展的抗日武装，以胡大勋、胡大毅在铜滕边区组建的运河大队和铜山独立营，以孙斌全在涧头集组建的六区抗日队伍。
这些武装番号不一，其领导都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其中胡大毅、陈诚一、孙斌全已是我党党员，部队大都由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组成，如果将这些武装统一起来，将会对运河地区的抗日斗争起着重要作用。
朱道南接受任务后，于10月由王家湾连夜返回老家北于村。到家后，立即派人去请在家养病的梁巾侠。梁巾侠是峄县张林村人，抗日战争前曾在文庙小学任教员，“七七”事变后，通过朱道南介绍参加了革命，先在义勇总队宣传队任宣传员，后调山东分局服务团。1939年夏，她身患重病，又遇日军“扫荡”，组织上安排她回家养病。
梁巾侠闻讯后，立即拖着久病初愈的虚弱身体赶往北于村，二十来里路，足足走了半天，时近中午才来到北于村。见面后，朱道南询问了她的身体状况，并向她传达了鲁南三地委领导要她协助自己完成山外抗日武装的统一组建任务。
朱道南说：“考虑到你在抗战前曾和孙伯龙一起教过学，领导派你到孙部做好他参加八路军的疏通工作。”
梁巾侠下午便赶往孙伯龙驻地。送走梁巾侠，朱道南又立即派人请来在邵剑秋部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文立正，向他传达了地委和县委的工作意见，文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返回。任务布置完毕，朱道南便返回山区，向领导汇报。
孙伯龙是峄县四区李庄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为第六期学员，在校加入国民党，1928年随北伐军返回峄县，任峄县国民党部常务委员、书记长。他性情耿直，爱国心强，对国民党官场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1934年弃职返乡在峄县城筹办了文庙小学，自任校长，并聘梁巾侠等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他激于民族热情，毅然在家乡拉起武装。由于他与国民党上层的渊源关系，仍被委为国民党第五十支队参谋长。但他对其支队司令黄僖堂不抗日只反共的立场极为不满，断然脱离黄部，带队返回周营一带。
梁巾侠到周营见到孙伯龙，讲述了山区抗日形势的巨大变化，孙伯龙听了十分高兴。梁巾侠趁机说：“十九团已经改编为一一五师苏鲁支队，你打算怎么办？”孙伯龙沉思片刻，果断地说：“我在国民党内混了十几年，看透了他们的腐败。要抗日只有参加八路军才是正道。”他并表示与好友邵剑秋联系一下，共同参加八路军。
文立正从北于村返回部队驻地潘楼，与邵剑秋进行了彻夜长谈。邵剑秋是峄县四区弯槐树村人，为人正直，追求进步。1933年他弃学从军到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干部学校当学生，后返乡考入梁漱溟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5年因参加反对峄县官府滥捕群众，被怀疑是共产党，遭到通缉。“七七”事变后，他回到家乡拉起队伍，组建武装。当他听到一一五师进入鲁南山区，心情极为兴奋，立即与文立正商量开会研究如何参加八路军。
第二天，邵剑秋召集了中层干部会议。他说：“现在一一五师到达抱犊崮山区，义勇队已归一一五师建制。八路军抗日坚决有目共睹，朱道南动员我们参加八路军，我考虑只有参加八路军，才是正确的选择。”
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绝大多数都同意参加八路军。惟有二中队长褚思珍沉默不语，会后，文立正、梁巾侠又做了他的思想工作，使褚思珍思想逐步开朗。做通了工作后，孙伯龙、邵剑秋立即给朱道南写信，表示同意参加八路军。
朱道南接到孙伯龙、邵剑秋的信函后，十分高兴，决定尽快向一一五师首长和地委汇报。当时罗荣桓政委和地委机关都住在大炉万春圃的大院里，距峄县县委驻地王家湾约40华里。
一天早饭后，朱道南匆匆上路去大炉，直奔罗政委住处。一见面，罗荣桓就握住朱道南的手问寒问暖，并通知四科为他安排食宿。
朱道南说：“自一一五师到来后，壮大了我军的声威，在山外的几支武装经纪华、文立正、胡大毅等同志的政治工作，要求参加八路军，接受共产党领导。”说着便把孙伯龙、邵剑秋的信送给罗荣桓看。
罗政委看完信，又细细地听了朱道南的汇报。他听得十分认真，重要情节还作了记录，还不时作一些简短的插话。听完朱道南的汇报，他一向庄重严肃的脸上流露出满意的微笑。
他首先肯定了峄县县委在很短的时间内，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接着他说：“运河地区临近徐州，西傍津浦铁路，南接陇海铁路，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我军如果能在这一地区树起八路军的旗帜，巩固和发展起来，这将有利于华北、华中以至延安的交通联络，意义十分重大。
但是，日军和国民党也十分重视这一地区，宋太祖赵匡胤说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一旦我军在此发展起来，这里必定是日、顽、我激烈斗争的地区，这支队伍就一定要顶得住，要敢于在日军头上跳舞。我同意你的意见，把活动在运河地区的几支地方武装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力的拳头。”
罗政委的话铿锵有力，充满了信心，给朱道南以很大的鼓舞。接着他又详细询问了各支部队的人数和部队的成份。他说：“不要怕部队成份复杂，关键是要有好的领导。有了好的领导可以改造部队嘛！战斗力差，几仗下来，战斗力就提高了。部队组织起来，不要限于峄县一地，要机动灵活，要把活动范围拉开扩大些。除了要建立根据地外，还要坚持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朱道南听了罗政委的话，心里甜滋滋的，问道：“政委，你看部队叫什么番号好呢？”罗政委笑了，说：“部队靠近运河地区就叫运河支队为好，领导人选问题，你们要拿出个方案来。工作要做得细一些。”
午饭后，朱道南到了后方司令部和地委向胡大荣、宋子成同志作了汇报。地委领导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决定再派朱道南去运河地区。
11月，朱道南带领几名通讯员便装简服疾步南行，分别走访了孙伯龙、邵剑秋一一征求意见。约半个月时间，朱道南顺利完成工作任务，带着喜悦的心情返回山区向领导汇报。
他再次来到大炉万春圃家大院，向罗政委汇报了县委关于统一组建部队的方案，介绍了各武装的人枪数目、活动区域、领导人是谁及他们对统一整编的态度。汇报了县委的初步方案：让孙伯龙任支队长，邵剑秋任副支队长，胡大勋任参谋长，朱道南任政委，文立正任政治处主任。
朱道南的汇报，罗政委非常满意：“你汇报得很具体，使我了解了许多具体情况。我同意县委的工作方案，这个部队就叫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关于支队领导人你们也选得合适，我再和其他领导同志商量一下，开个会定下来，下个命令，刻制关防印信，发委任状。为了把这支部队建设好，师政治部还要抽一批干部到你的部队中去作政治骨干。你当政委，要做好党的工作，要加强对部队的政治领导。要贯彻党中央的抗战方针、政策和路线，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搞好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
罗荣桓又语重心长地说：“道南同志，你的责任重大啊！”听了罗政委的这番话，朱道南心潮起伏，立即表示：“政委，我决不辜负领导的重托，以身作则，和支队其他领导同志带好部队。真正把我军的旗帜在运河地区树起来。”
第二天，罗荣桓政委又把朱道南叫去，将运河支队的关防印信和干部委任状交给朱道南。朱道南怀着激动的心情，告别了罗荣桓政委，星夜直奔周营镇。
来到周营镇，朱道南立即召集了孙、邵两部的全体干部会议，会上传达了罗荣桓政委的指示，宣布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正式成立。接着又宣读了领导成员的任命书。
部队干部听到这些消息，无不欢欣鼓舞。梁巾侠赶忙草拟运河支队成立的文告，颇擅书法的一大队大队长邵子真挥笔书写。1940年1月1日将文告分别贴在周营和阴平镇醒目的墙壁上。
自此，一一五师运河支队这面红旗就展现在运河两岸的大地上。一幕又一幕的抗日壮举，便在这里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