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担任铁路工委书记时的靳怀刚
靳怀刚，1918出生，山东邹城市峄山镇苗庄村人。其父靳云鹗是北洋军阀的一个司令，伯父靳云鹏曾任北洋军阀的国务总理。靳怀刚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受到校园进步思想的影响。1935年，在北京读高中时投入一二九学生运动。1938年2月赴陕西云阳安吴堡青训班学习，毕业后被派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同年4月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十二支队第一团政治委员、一一五师联络科科长、第一一五师后方政治部主任等。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总经理、上海市交通局副局长。吴泾炼焦制气厂工程总指挥、上海市隧道工程局局长、市环境卫生局副局长、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党组书记等。
其子靳立明写有《忆我的父亲——豪门叛逆靳怀刚》，抒写了靳怀刚特别的令人崇敬的一生。全文如下：
提及我的家庭，不可不谈及一个普通的，又极不寻常的农家女人。
清末，在鲁西南大地的孔孟之乡邹县，有一个女人嫁到夫家。她年少时曾在娘家读过义学，识得一些文字，夫家在通往滕州的大路边的苗庄务农，仅数亩薄地。
为接济生活，另在路边摆茶摊向路人卖些大碗茶和煎饼，绿豆餻什么的。闹“捻匪”时，上山避乱，她自己吃野菜，树叶，省下干粮给公公，婆婆和夫婿。前后生养了七个孩子，实在养不起，只能将三个女孩（一个女儿早年夭亡）送给别人当了童养媳。
遇大旱无收，举家逃难济宁城外张家（士绅，三姑娘的夫家）。张家不让进门，仅允在院墙外搭一窝棚栖居。至此，白天靠夫打零工、两个男孩推水车挨家送水、她在路边卖茶卖煎饼。至夜，路人可听棚内读书声与绩（纺线）声相和......
她是我的曾祖母，名叫邱莹莹，老法叫靳邱氏。不久曾祖父35岁时积劳成疾早逝。
老家讲故事的人都称我的曾祖母是天上的仙女下凡，是因为由她操持着将这么一个穷极潦倒、一贫如洗的家庭，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变成了在家乡仅次于孔孟家族的大家，哺育了民国（北洋政府）的两位总理大臣（当然一个是亲儿子靳云鹏，一个是哺乳喂养了六年的义子潘复），几个大城市十多处的房地产，二十余处厂矿企业，跨五县地域的农业庄园。三个男孩子，两个上将军，一个少将。
在靳云鹏初任山东都督时，袁世凯举办节庆礼仪，因家境尚不宽裕，靳云鹏为此面露难色。曾祖母一口应承，由她备办礼品。当礼仪官面对礼单唱道:“吉子十个，都福赐快，坚兵禄金，贤才一贯”时满堂静默。
袁世凯让呈上观看究竟，随之欢喜地大声笑道：“我喜欢！我喜欢！”原来礼品是鸡蛋十个，豆腐四块，煎饼六斤，咸菜一罐。所有人也都附和对此赞不绝口。后，每逢袁家宴请，老太太必带四包礼物，袁世凯必亲自点收，即席大嚼，宾主称快。
我父亲靳怀刚1918年就出生于这样一个集大军阀、大官僚于一身的显赫大家庭里，并在这个家庭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抗战前夕，靳家在北京、天津、济南等地已拥有众多公馆房产和许多产业，如济南的大观园、天津与北京的靳氏官邸、河南鸡公山上的颐庐、淄博的洪山煤矿、鲁丰纱厂等28处工商产业，并经营了横跨五县地域的，在老家济宁郑庄、苗庄一带拥有仅次于孔、孟两家的数万亩庄园。
父亲是1930年进天津南开中学读书，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不久日军又策动了“天津事变”，天津局面大乱，学校停课，日军在租界与华界的大街上肆意搜查打骂行人，使父亲对日军侵略非常愤恨。
更使他义愤填膺的是，南开中学后面不远处是一片空旷地，日军在那里建了靶场，枪炮声终日不断，搅得同学们无法听课，全校老师学生都非常气愤，而当局不闻不问。对于日军的种种劣行，他和同学们经常抒发议论。在南开四年，他接受了学校里进步爱国师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接近了一些进步同学，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从而接受了一些新思想，革命觉悟逐日萌发。
这时封建旧家庭里发生的种种矛盾，使我父亲内心痛苦，既摆脱不了，又理不清剪不断。上高一时，他离开天津，随祖父到了北平。1934年父亲初中毕业，在北京读高中。1935年我爷爷在京病逝不久，家迁居济南，父亲仍留在北京读书。
这年6月，卖国的“何梅协定”签订之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11月间，日寇在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并在冀东成立了殷汝耕汉奸傀儡政权。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抵抗，居然迎合日军，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终至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
广大爱国学生奋勇上街游行示威，我父亲就读的学校（燕京中学？）的学生也都参加了。由于我们家的背景，我父亲在学校里虽是班长，班里的进步学生没有事先通知他，只是到了大街上才给我父亲字条让他领呼口号。当时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冀东自治政府是卖国政府！”“打倒卖国贼殷汝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军警用马队、摩托车、枪刀棍棒、水龙等驱赶赤手空拳的游行学生，当场被打伤、被捕的学生很多，我父亲和许多同学也被捕了。当时北平市警察局长袁良曾是我大祖父靳云鹏的老部下。家里让袁良放人，他就派人到监狱来要放我父亲，而我父亲立即提出条件：除非把所有被捕学生都释放，不然他绝不出去！后来当我父亲知道学生都放了（其中有何过程没有听父亲祥说，毕竟据说属实），才走出监狱。
我大祖父（靳云鹏）多次劝他出国读书，并把他软禁在老家的峄山山顶上，阻止他参加学生运动，他没有屈服，逃了出来。父亲对这个大家庭早已失去了信心。那时旧家庭种种矛盾让他感到绝望，于是，悲愤之下走了自杀的路，幸被救过来。
被抢救过来之后，父亲来到天津，遇到了南开老同学李立知（我党地下党员，南开读书时叫李金榜，塘沽人）、邝炳耀等人，同学们的抗日热情、革命激情，深深地感染着他。
“七七事变”前夕，受党的指派，我父亲和几个同学试图利用我们家的庄园武装回到老家联系当地党组织办农校，拉队伍，不料由于当地党组织被破坏，不仅没有联系上，他们的意图也被怀疑，受到搜查。无奈之下连夜开着摩托撤到庄园，接着就奔赴延安（亦是组织的安排）。
父亲从1935年在北平参加“一二.九”运动，到奔赴抗大，挺进敌后鲁南抗日根据地打击日寇，17岁的父亲在抗日民族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成为一个豪门叛逆，毅然跳出了家庭羁绊，投身到抗日战争洪流中去，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之路，从一个旧时代大少爷、公子哥们脱胎换骨成为在抗日战争前线的一名出色的八路军战士，一个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员。
听他说起，在去延安前他曾被分配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吴堡），给林伯渠当报摘文书兼救亡室主任。当林老知道他姓靳，又是山东人，就问：山东有个靳云鹏、靳云鹗，你知道吗？父亲说：那是我伯父和父亲。
林老惊奇了好一会儿才说：军阀的儿子怎么也跑到共产党这里来了？父亲说：我是平津学生，“民先”队员。随后就把自己如何冲破家庭阻力投身革命的过程告诉了林老。林老说：革命队伍里出身不好的人很多，家庭出身不是自己能选择的，人生道路却必须由自己选择。
林老说：北伐时他是北伐军第四军的中共代表，打汀泗桥时，他感到在北伐中遇到最能打仗的军阀就数靳云鹗（我的爷爷，当时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副总司令），又说：大军阀的孩子都能来参加革命，这可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
文革前，在家里父亲从来不谈自己的事，有关家庭旧事，还是我偷看了父亲的自传才知道一二。他的革命事迹也大多是我们从他的老战友那里听到的，直到后来他受人之托，写了几篇回忆录，我们就陆续知道得多了些。
他的那些老战友叔叔、伯伯们说他：“打游击时他可是个传奇人物，人家骑马，他骑电驴子（摩托的昵称），还可以边骑着电驴子边打路边的电葫芦（电线杆上的瓷瓶），一打一个准。”我知道这是在说父亲在鲁南军分区当敌工科长时的事。那时他领导着包括铁道大队（铁道游击队）、武工队在内的好几支抗日基层战斗组织。
父亲的骑术（包括自行车）也确实了得，给他当过警卫员的刘叔绘声绘色告诉我们，在丘陵地带和青纱帐里，骑摩托比骑马隐蔽，比步行快。父亲还能在骑行中随意站上坐鞍（一只脚控制车把）居高（从庄稼上面）快速观察敌情，再说敌人也想不到骑摩托的竟然是八路。
听到有人说我父亲参加过铁道游击队，其实是铁道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洪振海大队长牺牲了，政委重伤回军分区疗伤，刘金山大队长刚接任。在游击队面临对敌斗争形势残酷严重，队伍思想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我父亲去代理了半年多的政委职务。
据父亲说：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实际上比刘知侠的著名小说《铁道游击队》上写的内容还要精彩很多，打得津浦铁路沿线日僞守军都不敢随意出动和露头。
随着斗争形势变化，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任务也变为确保各主要解放区的联络联系，便于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中央有大批领导和干部经常性的过路过道，如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在这个时期从延安来到山东。这在别的地方要由成建制的大部队沿途警戒过路的敌占区域，甚至不惜战斗硬闯。而在过津浦铁路（峄县至枣庄）段，只需铁道游击队打个招呼，只要少许警卫人员，即可安然通过。
今天70岁左右的人可能还记得，在建国初期，有段时间公共汽车都拖带着一个炉子在路上跑，那个炉子是小型煤气发生炉，是将煤气发生炉产生的煤气给车辆提供动力燃料。
事实是我父亲在上世纪1949年刚进入上海，在任公用局常务副局长兼公交公司总经理以及交通运输局长时，恰逢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其中包括石油封锁。没有燃料车辆就无法动弹。为了保证城市客运交通的维持，让车辆运行起来，以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不仅是现实的技术任务，也是一个政治任务。我父亲那时就没日没夜的与科技人员反复研究可行性，并考证和做了大量实验，很快赶制出来多种型号的煤气发生炉，为多种车辆运行提供了保障。
六十年代初，他在任隧道工程局党组书记兼局长时，打破前苏联地铁专家的“上海造地铁如同在豆腐里打洞，不可能！”的咒语，坚决地成功实施了零号（4046工程）实验工程，为上海地铁事业的可行性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父亲历任过党和上海市政府很多职务，一直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譬如，现在的人们只知道优质的“青草沙”水源地是2006年9月1日，在中国工程院的倡议下，上海市政府决定将“青草沙”建设成为上海的水源地。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的饮用水源的缺乏，已经引起了市政府和有关人员的重大关注。
当我父亲（当时是市人大常委，市政府咨询小组成员）听到有关水务科研人员谈起：长江上的水污染是沿岸边成带状的形态向东流入东海，江中心区域的水质还是不错的。当时他就想：长江中心区域的长兴岛是否有可能是理想的水源地。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当时的市建委主任曹淼，随后两人立即亲自前往踏勘。
去长兴岛那时不像现在，是坐小船登陆长兴岛，再徒步前往目标区。父亲已经是七十岁的“古稀”老人，历经一整天长途跋涉，人已近乎虚脱。晚上回家看到他一瘸一拐，问他怎么了。他说：“下公交时，腿软摔的。”一看，裤子膝盖处的血都映出来了。
接下来他也顾不了休息和养伤，到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立刻找到相关领导布置了“青草沙”水库可行性课题研究，及“青草沙”水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项目评估。当取得了第一手科研依据，就作为上海水源地的选择方案，在市长办公会议上由他首先正式提出。这就是2006年中国工程院的倡议的起因和来历。
这个总投资约170亿元，于2006年开工建设，2011年6月8日正式建成投运。建成后，水库总面积约67.2平方km，最大有效库容达5.53亿立方米，设计有效库容为4.35亿立方米。设计供水规模719万m3/d，供水范围覆盖杨浦、虹口、闸北、黄浦、静安、长宁、普陀、徐汇等8个区，受益人口达1150万人。
这就是我父亲：作为家族的长子他没有索要哪怕一丝一毫可以属于自己的资产，而是倾尽全身心为上海人民谋利益的人民公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