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从匈奴归来，说：“匈奴的河南白羊、楼烦王部落，离长安城近的只有七百里，轻骑兵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关中。关中刚遭过战事洗劫，缺少百姓，但土地肥沃，应该加以充实。诸侯最初起事时，没有齐国田氏，楚国昭、屈、景氏就不能勃兴。现在陛下您虽然已经建都关中，实际却没有多少人民，而东部有旧六国的强族，一旦有什么事变，您也就不能高枕而卧了。我建议陛下把旧六国的后人及地方豪强、名门大族迁徙到关中居住，国家无事可以防备匈奴，如果各地旧诸侯有变，也足以征集大军向东讨伐。这是加强根本而削弱末枝的办法。”高帝说：“对。”十一月，便下令迁徙旧齐国、楚国的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族及豪强到关中地区，给予便利的田宅安顿，共迁来十余万人。 强本弱末之术 分为两部分： 一是强本，在于强大自身，集中权力，集中财富，集中力量，增强自己的控制权，强本在合、在聚势。 二是弱末，在于分化瓦解对立的力量，分割臣子或地方的权利，夺走他们的财富和发展实力基础，限制其封地或占有土地的规模，削弱他们的影响力、控制力，弱末在分、在散势。 由此可见，强本弱末是所有斗争策略的核心。所有计谋不外乎强弱，持久战的精髓也是强大自己、削弱敌人。 方法则是分合，即捭阖，聚散，集中与分散。 分则是分割，夺去地方的实力，合则是集中，把地方的实力聚集于都城，合在一起，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形成内重外轻、上重下轻的格局，形成以上制下的优势，居中御外，以近控远。 小诸葛白崇禧评价持久战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格局小了，境界低了，他根本不理解伟人的持久战背后有更高明的政治谋略——统一战线，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小诸葛只是军事将领，他看不到全国全世界的格局，从始至终他就是一个军阀，割据思想严重，贪图一己私利，按照军阀们的思路，永远取得不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刘敬的建议 刘敬的成本卧默是要解决现实的问题： 第一，解决北方匈奴骚扰的问题。 这就需要增强关中的实力。怎么办呢？当然是从地方上“抽水”，补充关中实力，这就有必要把地方的豪强和六国后人迁徙到关中，有一举两得之效。既可以防备匈奴，又可以防备国内诸侯。 第二，弱化地方实力派的影响。 诸侯或地方实力派造反根源于其独立性，拥有足够的实力。本质上是皇权削弱，大权旁落，权力下行，使得地方实力派可以在暗中发展，一旦在地方扎下了根，获得了军权、财权、用人权、治民权，就是一方独立的王国，其离心趋势不可遏制，造反不可避免。 汉初七国之乱，晋初出八王之乱，唐末藩镇割据，无不因此而产生。 本质上，强本弱末之术是集权，将人力、物力、财力、权力向皇权集中，不允许在下发展，不允许豪族扎根基层，因为他们的发展会威胁在上者。集权于上则安全，大权旁落则危险。因此基本的规律是：皇权集中天下稳定，皇权败落天下混乱。 汉初的异姓诸侯王被剿灭，而刘姓诸侯王在地方上发展了起来。文景之时已经显现出了离心、独立之势，贾谊、晁错便建议削藩。文景二帝虽然善于忍耐，但是最终仍然爆发了七国之乱。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施推恩令，才把地方诸侯的封地分割到很小，使其不能拥有造反的实力。 但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没有了同姓诸侯王，在中央，外戚和宦官势力发展了起来；在地方，豪族、士族也发展了起来。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就是外戚势力。刘秀建立东汉，就是河北士族的大力支持。整个东汉皇权都比较虚弱，到了东汉末年，皇帝不得不依靠宦官维护自己的权力，直接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最终皇权的支持力量宦官、外戚被以袁绍为首的士族集团消灭。皇权落地，三国的乱世开启。 秦始皇的做法 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将各地富豪十二万户迁徙到咸阳置于朝廷的监控下。又何尝不是强本弱末之策呢！ 而项羽的做法完全相反，他的政治谋略偏弱，战略思考不足，满怀对秦王朝的仇恨，不理解关中的战略价值。因此，项羽入咸阳，烧杀抢掠，破坏了秦朝留下来的战略优势。 项羽的劫掠是不是摧毁咸阳的富豪势力呢？未必。从现实的角度推断，秦始皇迁徙富豪只能迁人与财产，田地不可能迁过来，因此，这些富豪家族一定会在原籍留下亲属作为代理人，继续经营。 秦始皇迁徙富豪之时是公元前221年，刘邦迁徙齐国、楚国的大族之时是公元前198年，前后只有20年，可以说大族和富豪一直存在。虽然经历了且二世暴政、秦朝灭亡、楚汉之争，大族和富豪的抗风险能力非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