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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940年，百团大战正在进行第一阶段，作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异常忙碌，他日夜工作，甚至没有时间睡觉，当然也顾不上刚出生没多久的女儿和妻子。于是，妻子刘志兰便带着女儿回到了延安。
左权戎马一生，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却因为战争的紧张无奈与亲人分居两地。在漫长的战斗中，书信成了他寄托无尽思念的一种方法，在短短的三个月中，他就写了十一封信。
在这十一封信中，有一句话总是让人禁不住流泪，他在最后一封信上对妻子说：“若时局有变就把女儿送人。”无人知道，说这些话时，左权该是怎样的心情。
太行山上有真情许多抗战老兵，都对太行山有着特殊的感情，左权也是如此。在那里，左权不仅保卫着中华大地，还获得了友情和爱情。
太行山条件艰苦，在八路军总部不分官大官小，战士和司令一律吃大灶。司令彭德怀和参谋长左权都是湖南人，在吃饭方面、习惯都差不多，所以两人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左权和彭德怀都喜欢吃鱼，只要一有机会，左权总是让着彭德怀。而彭德怀也惦记着左权，左权喜欢抽烟，彭德怀一得到烟，便给左权送过去。
在获得友情后，左权很快又迎来了爱情。
1937年，刘志兰带着她14岁的弟弟来到延安。为了抗日救国，她参加了革命，因为人长得好看，又读过书，写文章很快且写得一手好字，所以被安排做宣传工作。
1939年，刘志兰随中央巡视团岛太行山巡视，代表中央妇委讲话，优秀的她一下就引起了朱老总夫妇的注意，他们想到一直单身的左权，于是决定撮合一下两人。
彭德怀和刘志兰（右一）合影
左权由于一直专心工作，直到此时34岁仍旧是单身，也没有找过对象，朱老总夫妇非常关心他的婚事。
刘志兰是一个心性很高的人，她并不想随便应付婚姻，即便对方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但她看在朱老总的面子上还是与左权见了面。
由于双方年龄相差较大，刘志兰的内心一直觉得两人之间有差距，但相处过后发现对方并不差。于是，刘志兰便同意了这门婚事。
在相识了仅仅两个月后，左权和刘志兰在山西潞城的北村结了婚。那时候大部分家庭都是先婚后爱，婚后刘志兰感觉自己很幸福，但唯独不如意的是，他们的工作都很忙，只有星期天才能见面。
左权（左二）
1940年，刘志兰生下了一个女儿，左权闻讯后从前线赶回来，把妻女接到了八路军总部。也只有这个时候，他们共度了一段美好的家庭生活。
左权35岁才有了第一个孩子，自然是欢喜万分，他找来自己的好友彭德怀希望他给女儿起个名字，彭德怀思考片刻后说：“刘伯承的儿子叫太行，你的孩子就叫太北吧！”
太行山分为太南区和太北区，左权在这里融入了太多的感情，给女儿取这样的名字正合他的心意。
左权是有名的“烟枪”，抽烟一根接着一根，用他的话讲，这样有助于睡眠。在结婚之前，左权每个月的工资大多都用来买烟，但有了女儿之后，他就将烟放在了第二位，把所有的钱都用来给女儿买奶粉、营养品。
左权
左权极爱自己的妻女，恨不得永远陪在她们身边，但战事吃紧，并不允许他这样做。他们一家人共度了三个月甜蜜的时光，但仅仅只有三个月，百团大战的开始，让左权不得不将妻儿送回延安。
刘志兰和女儿临走前，左权与她们留了合影，一家三口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可他们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唯一一张合影。
“若时局有变就把女儿送人”百团大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胜利，但日军反手就来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左权为了掩护战士们突围，自己中枪倒地，再也没有站起来。
左权牺牲时，她的女儿左太北只有2岁，她唯一保留父亲样貌的，只有两年前拍的那张全家福。
左权与女儿唯一一张合影
左太北是捏着与父亲的合影长大的，父亲的事迹也只能通过母亲或者其他长辈得知，她一直以为父亲留给她的痕迹这有这张照片，但其实父亲还留下了11封家书。
1982年，左权牺牲40周年，刘志兰从箱底拿出一沓信件对女儿说：“这是你父亲给你的唯一的资产，就是这些信。”左太北望着这些信，既熟悉又陌生，她拆开信件一遍遍看着，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家，什么叫亲人的关怀。
读着这些信，左太北止不住地流眼泪，原来，在自己很小的时候，父亲深爱着自己。
左权在与妻女分开之后，就开始用一封封书信寄托思念，三个月中他寄出了11封书信。
左权（右二）
1940年11月12日，左权写了第一封信，他告诉妻子，分离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以及他非常思念女儿。
在信中，左权还写道：“我虽然在前线，我要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对待你们母女俩。”
至于如何对待，左权没有写。但他是一个驰骋疆场的将军，所见到的都是刀光剑影，他愿意自己承担这一切风险，将妻女藏于安全的后方。
1941年9月24日，左权写了第四封家书。他猜测女儿可能已经开始牙牙学语，他很希望能够听到女儿叫爸爸妈妈，然后牵着女儿的手陪她玩闹。
左权家书
左权十分珍惜这个美好的家，抽空的时候他也会去延安探望妻女。刘志兰一个人带着孩子还要工作，有时也会抱怨丈夫太长时间不来看她们，这时，左权便拿起炕头的尿布到河边洗干净，帮忙照看孩子。
他放下将军的身姿尽可能地呵护着妻女，极尽温柔。所以当他牺牲后，刘志兰带着深情写道：“想到你那眷眷的难忘的心，使我负疚更深。”
1942年5月22日，左权写下第十一封家书，也是最后一封家书。这封家书很特殊，左权改变了以往的深情，嘱咐妻子说：“我虽然如此爱台北，但若时局有变，你尽可大胆处理太北的问题，把她送人，不必顾忌我的一切。”
左权的家书
无人能想象得到，左权是以怎样的心境写下这封信的。敌人的“扫荡”让他很不安，但他依旧惦记着延安的妻女，考虑到妻子艰难的生活，左权忍痛割爱，希望妻子能够不顾及他的感受将女儿送走。
为了革命，左权走出家乡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他献出了自己，也要献出子女。
左权牺牲后，刘志兰才收到了这封信，她看着信中的内容忍不住号啕大哭，她的同学都不敢过去劝她。此后的一段时间，刘志兰精神恍惚，她总感觉左权还活着，还会给她写信。她一次次地去找左权的信，一次次失望而归，后来才终于相信，左权已经永远地走了。
左权和彭德怀
为左权牺牲伤心的还有他的好友彭德怀，一贯很少流泪的彭老总哭成了泪人，他的泪水和叫喊声震动了所有人：“左权！左权！你不能死！”
虽然父亲早逝，左太北仍旧从父亲写的书信中感受到了浓烈的父爱。她为自己的父亲是个抗日英雄而感到无比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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