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子我知道，他连杀只鸡都不敢，怎么可能是杀人凶手？” 1994年9月24日，3名便衣民警来到村民张焕芝家，拿出一件白色衣服要张焕芝辨认，张焕芝一口否认。

10天后，一张拘留证送到张焕芝面前，上面的内容让她眼前一黑：“聂树斌8月5日在孔寨村的一块玉米地里，将一妇女强奸并杀害。”张焕芝和丈夫聂学生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内向、老实、口吃的儿子会做这种事。

但民警态度强硬，在要求聂学生在逮捕证上签字时，强硬的说：“你儿子都承认，你不签行吗？”这对普通的农民夫妇走投无路，委托律师，希望能为儿子洗清冤屈，但这条路却远比夫妇俩所想的更加漫长和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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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8月11日，石家庄市桥西区的留营乡的庄稼地里，玉米郁郁葱葱，长得足有人高，100多个工人正在四处寻找失踪的女绘图员康兰的下落，接近中午的时候，有人在路东边的玉米地里惊叫起来。

康兰的家人连忙赶过去，眼前的一幕几乎让人血液冰冷：在玉米地里躺着一具女尸，已经高度腐烂，脚边掉了一串自行车钥匙，而身上衣衫不整。不远处，还有一辆自行车倒在玉米地里，是康兰平时上下班骑的车。

是谁杀了康兰？在工厂里中，36岁的康兰为人稳重，工作负责，三天前，正是周一，厂领导发现康兰没有上班，也没有请假，便四处找康兰。

康兰的家里距离工厂40公里，和其他人一样，为了上班方便，她和丈夫在附近租了民房。康家人也说她没回家，两边一合计，去了派出所报案。

报案之后，有人提出来，康兰上下班必经过一片玉米地。

厂领导一听，找了工一起去玉米地附近找，让康家人没想到的是，从白天找到了天黑，在机井旁边找到了一团衣服，第二天继续搜寻，找到了康兰的尸体和自行车。

案发后，当地人心惶惶，由于当时没有什么监控，专案组四处走访，寻找可疑的蛛丝马迹，在群众反馈下，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之前有个年轻男人，长方脸、小眼睛且鬼鬼祟祟，经常骑着蓝色山地车经过这里，一看就不像好人。

蓝色山地车，成了警方的重要线索，没到一个月，这个引起高度关注的案件就告破了。

“凶手”聂树斌是附近电焊厂的一名电焊工，平头、长方脸、小眼睛且鬼鬼祟祟，年纪不到20岁，最重要的是，这个青年正骑着一辆蓝色山地车。

9月23日，聂树斌被传唤，24日被监视居住，10月1日被刑事拘留。1995年4月27日被枪毙。

从被传唤到枪毙，只有6个月零4天。

一场公安机关的通讯稿描写了这次“大快人心”的神勇行动：在群众的举报下，找到了鬼鬼祟祟的聂树斌，经过公安系统的审讯，聂树斌招供了强奸杀人的罪恶事实。

事实或许要更加莫名：自从杀人案发生后，聂树斌骑车经过时，时不时要问破案了没有，也许其他人也有同样的举动，但当时的聂树斌骑着一辆蓝色山地车，正如同群众们举报的线索那样。

一审当天，由于是不公开审理，聂家夫妇被拦在了法庭外面。\张焕芝等在法庭外，心如刀绞，一小时后，法官出来了，她再也忍不住，冲上了二楼，她大喊一声：“树斌！”儿子满脸是泪的回过头来，还没等他们说什么，张焕芝就被法警拦住，往外推。

门关上了，这成了母子这一生中，最后一次见面。

一审判决之后，聂树斌因强奸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这是法院的判决，聂家人不能接受这个结果，要求上诉。不过，作为受害人的家属，康家人同样没有接受这个结果，他们也同样要求上诉，继续追查。

“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疑点，我们希望领导能够考虑继续追查，不要放过害了康兰的真凶……”康家人也希望继续追查下去。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他们根本没有等到二审开庭审理，之后的二审只是书面审理。

1995年4月28日，聂学生蹬着自行车到看守所，给儿子送几件换洗衣服，十几分钟后，一个工作人员对他招招手，说：“来来来，我跟你说说。”

聂学生走过去，随后，对方告诉他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你儿子走了。”聂学生一下子失去了力气，浑浑噩噩的回到了家里，一头倒在了炕上。

一审之后，他们没有拿到儿子的判决书，二审之后，他们也没有任何通知。后来，接回了儿子的骨灰后，张焕芝想办法让他结了“阴亲”，法院的工作人员找到他们，告诉他们还要支付康兰家属2000元丧葬费用。

张焕芝付了这笔钱。在一个又一个的打击之下，张焕芝几乎被这样的痛苦磨得麻木，一向温和老实的丈夫聂学生有一天突然说：“我们要去问问，一定要有个明白！”

张焕芝回道：“人都枪毙了，问有什么用？”聂学生强硬起来：“不行！必须问！”他几乎喊出来：“儿子不是这样的人！”

1996年的冬天，张焕芝早上起来时，发现老伴忽然不动了。空空的安眠药瓶子滚在地上，手忙脚乱的去了医院，洗胃之后，聂学生又醒了过来，对张焕芝说了一句话：“我是真的不想活了。”

儿子不明不白的死了，不明不白背着强奸杀人的罪名被枪毙了。聂学生的一口气始终咽不下去，短短几个月，又几次高血压发作，卧床不起，气成了偏瘫。

为儿子洗刷冤屈的责任，落在了张焕芝肩膀上。从此之后，聂家成了村子里最孤僻的一家，不看春节晚会，不在大树下聊天，看见年轻人打打闹闹都受不了，有一年想修窗子，邻居说：“你们这房以后谁要啊，闹啥了闹，没必要了。”

如果说举头三尺真有神明，那么2005年的春天，河北省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的出现，就是神明对于聂家人十年含冤未雪的回应——正义的光，纵然迟了十年，还是照到了门前。

2005年，三个记者找到了张焕芝，打听聂树斌的情况，一开始张焕芝很警惕，记者给了她一个消息：“河南那边抓住一个人，叫王书金，交代了一起案子，就是聂树斌那起，说是他干的。”

聂学生最先反应过来，明白记者是来帮他们的，随后又忍不住老泪纵横，喃喃自语：“我儿是被冤枉的，我儿是被冤枉的……”

2005年1月18日，河北广平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郑成月接到了一个电话，河南荥阳的女警在当地窑厂发现一名男子没有身份证件，叫王勇军，特别打电话来问情况。

提到窑厂，郑成月敏锐地意识到一个人：“他是不是38岁，身高170，右眼眶有一个弧形的疤？”还没等女警回答，郑成月就听到那个人说：“别说了，那就是我。”

1995年，郑成月刚刚当上警察就遇上了一件大案，一个女子被侵犯并掐死投入井中，经过调查，在窑厂打工的王书金有重大嫌疑，王书金在14岁时就强奸了8岁的小女孩关入少管所，就在警方想要逮捕时，王书金跑了。

后来，这个案件成为了郑成月心头的结，听到了王书金出现，郑成月立刻赶往河南，临行前，郑成月带上了好几份妇女失踪的案件资料。不久，在郑成月的亲自审讯下，王书金也交代了4起强奸杀人案。

就在大家都为郑成月高兴时，突然间，“麻烦”出现了。

王书金交代的案件中，有一件就是聂树斌案，而聂树斌早已枪决。而一名记者本是为了调查王书金案而来，却得知了这样的反转——聂树斌案，很有可能是一场冤案！

如何能确定王书金不是在说谎？

在王书金交代时，提起了一个细节，在他施暴掐死康兰后，看到了自行车，他摘下了自行车钥匙，随后又觉得自行车不能带走，就把钥匙扔在了死者脚下。

而如此详细的细节，是不可能随便杜撰出来的。郑成月为了弄清楚真相，特意调阅了聂树斌案件的记录，但当他一打开资料，巨大的愤怒就席卷而来。

——聂树斌有口吃，但记录上聂树斌的口供却是流畅的，在我国法律之中规定，口供记录要按照当事人的口述一字一字记录下来。这份口供，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口供记录！

《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登上了《河南商报》，这篇报道，无疑是在质疑当年办案人员和审判人员，但在正义和个人利害面前，总有人奋不顾身。

主编特意写上了不限版权、欢迎转载，在舆论的压力下，河北省宣布成立调查组来调查此事。

2005年初，在看到儿子洗刷冤屈的希望后，张焕芝一次次前往法院。当时的法庭指派的辩护律师找到张焕芝一家，愤怒的说：“你们怎么能信记者的话？记者的话能信吗？”

张焕芝反问：“那我们该信谁的？”张景和大声地说：“你们应该信政府。”张焕芝流着泪问他：“我儿子口吃，你问过他此事是不是他做下的？我付你2000多元律师费，你为我儿子做了什么辩护？”

然而不久后，一开始的舆论和调查都没了回应。张焕枝四处申冤，并向河北省高院索要判决书——但法院方面不但不给判决书，还告知其没有判决书和案号就无法提起申诉。

后来，有神秘人士以匿名方式将聂树斌案的一审和二审判决书邮寄给了张焕芝，她得以申诉至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最高法院受理，又转回河北省高院，从此没了动静。

沮丧的不止是张焕芝和聂学生，还有郑秋月。

在王书金被逮捕后，这起明显的“冤案”迟迟没有翻案，郑秋月常去看王书金，给孤身一人的王书金带生活用品，有一次，买了一只烧鸡，撕给王书金吃。

王书金叹道：“我这一生中家里没人对我这么好。”郑秋月看出了他的后悔和懊恼，说：“记住，如果说你前面你说错了，现在更改，不晚，要是你干的，不管谁问也如实地说，这就行了。”

2007年，在庭审上，荒唐的一幕发生了。检察院起诉王书金的罪名里，剔除了康兰的案件，判处王书金死刑立即执行。王书金站起来高喊：“我明明杀了三个人，怎么变成了两个！”

法庭上一片哄笑，这一次审判之后，王书金因康兰一案提起了上诉。2013年，王书金被终审核定死刑，而他主张的杀害康兰，被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

为了聂树斌案，郑成月在49岁就被迫停职，穷困潦倒，却从没放弃过。

王书金的死刑，更是为聂树斌案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如果王书金死了，最能证明聂树斌清白的人也就没了。郑成月和许多人一起，为王书金奔走。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异地复审，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沉寂了近20年的冤案，终于开始了命运的轮转。

复查情况触目惊心，审判中有文件不是聂树斌笔迹，口供记录存在疏漏，更有证据表明，事发当天聂树斌在工厂上班，工厂当时的打卡记录在调查取证中被取走……

2016年，蒙冤近21年的聂树斌，终于得到了迟来的清白：最高法院改判其无罪。这场荒唐的冤案，却如同穿过了时代和司法体系的惊涛骇浪的小舟，终于停靠在了正义的港口。

聂树斌的父母已经老了，他们准备翻新老房子：“我们老俩口想再好好活几年”。

2022年5月，郑成月因病去世，生前他曾经和聂树斌的姐姐说：“我死了后，在聂树斌坟旁给我树块碑，写上人民警察爱人民。”

有形的石碑立在世上，刻着警察和人民，无形的丰碑立在历史上，也立在人们心中，一笔一划，铭刻着正义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