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监察制度相比前朝历代而言，在笔者看来并无多少创新之处，所谓的君权加强也是换汤不换药，该崩溃的体系早晚都会崩溃。

朱元璋利用胡惟庸案件将中书省权分六部，中央设置了督察院和六科给事中作为监督机构，地方也实行三权分立，后来又害怕地方作大，又派了了督抚和巡按监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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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明朝的开国皇帝为了将权力牢牢抓在手里，也可谓“殚精竭虑”了，事实证明的朱元璋还是自带了不少朴素的哲学智慧，由他主要创立的这套监察体制，确实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

以至于明朝大多数皇帝不上朝、不批奏章都可以维持朝纲的正常运转，不得不说朱元璋的这套监察制度，让后世子孙有了“躺平”的机会，十年、二十年不上朝都是很普遍的事情。

再好的权力制衡制度，也抵不住昏庸皇帝的无能，一旦皇权旁落，这套为皇帝量身打造的监察机制也就是个摆设了，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

那么，明朝的监察制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皇权至上、高度中央集权之下，又是如何进行权力制衡的呢？

人们常说优秀的政治家都具备一个特殊技能，那就是“平衡”之术玩得顺手，如今的美国就擅长搞这套。

什么所谓的亚太平衡战略，欧亚平衡战略，这些词儿听起来高大上，潜台词就是别人最好都是半死不活的状态，这样我好拿捏，但也不能太死了，否则对自身也不利。

这分寸之间的平衡把握，便是政治艺术的魅力，也是权力制衡的要领，纵观古今中外优秀的政治家必定都掌握这个技能，至于所谓的忧国忧民，本质上也是笼络人心的手段罢了。

懂人性、玩平衡、成大治、天下安、百业兴、人民拥，古时的封建盛世基本都可以这么总结出来，刘邦是高手，李世民是高手，朱元璋是高手中的高手。

在加强中央集权这方面，除了后来居上的满清能与之匹敌外，其他朝代的帝王都不配作朱老板对手。

在捧杀胡惟庸之后，朱元璋废了自秦汉以来的宰相之治，将权力下放到六部，这六部的地位瞬间水涨船高，权力虽不及之前的宰相，但也让朱元璋实在不放心。

都督察院对六部有监察之权，直接向皇帝负责，但是万一督察院和六部联合起来蒙骗朱老板怎么办？

想到这儿，朱元璋心里实在不放心，于是又整了个六科给事中，专门监督六部，没错朱老板就是故意的！

这个部门不属于任何单位，也不干其他杂事儿，就是天天盯着六部的官员，防止他们蒙骗朱老板（权力制衡）。

前文提到过督察院也属于这样的监察部门，那么二者在级别上谁高谁低呢？

就行政范围来说，督察院比六科给事中广泛，全国各地的行政与司法的监督职责在名义上，都是隶属于这个部门的。

督察院的长官是左都御史，是一位正二品的官职，而六科给事中的六位长官都正七品的，从权力大小和行政范围而言，督察院无疑是高于六科给事中的。

但二者并不是隶属关系，督察院和六科给事中都直接向皇帝负责的，也可互相监察。

六科给事中的七品官可弹劾六部的二品大员，因此职位小并不意味着权力小，这就是权力的魅力之处。

这种职权分离的情形源于宋朝，宋朝在处理武将的问题上首次采用这种方式，给钱给社会地位，但是权力坚决不给。

中央在废除中书省后，又设置六科给事中，其中对于六部中的兵部，朱元璋一直都很提防，因此五军都督府又是针对兵部的制衡。

中央的行政权瓦解为六部，五军都督府专门制衡兵部，督察院和六科给事中死盯刑部和吏部，兵部之军权、吏部之政权、刑部之司法，全部都有制衡措施！

中央的主要权力都被朱老板紧紧握在手里，揣在兜里！都已经这样了，朱元璋仍然觉得不放心，所以他的专属间谍锦衣卫便出现了，这一点像极了国民党特务分子和蒋介石。

跟国民党的特务分子一样，朱老板的锦衣卫也是多干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弄得当时的大臣和百姓人心惶惶。

明朝的文字狱在这一时期特别严重，这些朱元璋哪里不知道啊，但为了肃清政敌也只能这么做。

朱老板除了在中央有权力制衡外，在地方也是有三司负责，山高皇帝远这个道理对于朱老板来说，他不可能不熟悉。

明朝政府的中央主要行政部门都在朱元璋的眼皮子底下，一般情况下只要皇帝不昏庸就不会出太大的篓子。

每天按时上朝、及时批阅奏章不过分重要某一个大臣，一碗水端得平平稳稳，如果还能轻徭薄赋，搞一些利民工程，那就可以称得上明君了。

当然影响皇帝把水端平的因素非常多，有时候宦官专权，有时候后宫干政，有时候权臣越位，还有的时候外族入侵。

当一个合格的皇帝不容易，当一个能被后世敬仰的皇帝更不容易，越是身居高位者，错误越是会被放大，因为底下有一万双眼睛时刻盯着你。

朱元璋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九五之尊，苦日子肯定是熬过的，对于底层官员如何贪赃枉法，他也是深有体会的。

中国这么大，又不能在每一寸土地上都安一个摄像头，时时监控这些官员在干什么，因此只能从制度上着手。

在地方上设置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别主管军事、行政、司法，相当于三权分立，这些部门虽是地方机构，却和中央不是隶属关系。

三司的长官是由皇帝直接委派的，三司是凌驾于路府州县的一级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级高官。

三个部门互相制衡、互不统属、没事时大家不往来，有事儿时大家互相甩锅，行政效率极低。

一个和尚有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用来形容明朝的地方三司制度再合适不过了。明朝皇帝也注意到了此种情况的出现，于是明朝的巡抚一职就是专门协调统筹地方三司的。

巡抚刚开始只是作为一种临时职务，作用在于统筹三司并监督地方官员，后来慢慢变为一种定职，因为有统筹三司之权，所以成为定职的巡抚，实际上已经是地方最高长官了。

官场的权力制衡总是按下葫芦起来瓢，三司的权力几乎是被巡抚压制的，但巡抚的权力又有谁来监督呢？倘若不加以制衡，分分钟给你来个起兵造反，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明朝皇帝在巡抚的基础上，又设置了总督一职，在清朝的影视剧中我们总能听到两广总督、两湖总督这样的台词，曾国藩是两江总督。

这个职位就相当于如今江苏、江西、安徽三省的最高行政、财政、军事长官，说他是地方上的土皇帝都谦虚了。

如果说成为定职后的巡抚是省长，那么都督就是多个省的共同省长，而且还是这几个省的战区司令。

明朝刚开始只有五军都督府，专管全国五个区域的军事，后来逐渐延伸到行政、司法方面，最后俨然是一方封疆大吏。

这里要注意的是，都督的管辖范围虽然覆盖了巡抚，但二者并不是从属关系，巡抚在明朝时属于京官，意味代天子出巡。

只是后来因地方政务的需要成为了一种定职，而都督则一直都是地方官。

为了防止巡抚和都督串通一气蒙骗皇帝，朝廷又派出了巡按一职对二者进行监督，三者按照权力由小到大来排应该是巡抚、巡按、都督，这是权力上的大小区别。

但三者并不是隶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制衡关系。

这三者都有督查地方百官的权力，但又都各不相属，聪明的朋友就会发现这里其实存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那就是职权范围的重叠。

职权范围的重叠会导致政令的混乱，就好比一台机器中，总有几个零件感觉是多余的，机器运行起来时不是那么顺畅，虽然这台机器很稳定。

这便是明朝监察制度最大败笔之处，各种过于频繁的权力制衡，导致监察体制冗长不堪，这些监察体制有上级关系的。

比如地方上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和中央的督察院就是隶属关系，但更多的则是制衡并列关系。

明朝中央部门清一色的制衡并列，地方府州县确实是从属关系，但在凌驾于府州县以上的行政机构，譬如十三道监察御史、巡抚、巡按、都督大多时候则处于一种混乱状态。

这几位高官们虽在职权范围上有所区别，但都是并列制衡关系，当这几位高官的命令下达至府州县时，必然会造成一定的政令混乱。

如果将明朝的监察体系分为三级，那么这几位高官无疑是处于中间一级的，是中央和地方监察体系的纽带。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明朝皇帝既想掌控中央，也想掌控地方，结果把监察体制设计如一团糊糊一般，这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权力制衡作用，但也为明朝中后期官员腐败埋下了种子。

监察体制互不统属的特点到明中后期，成了不同体系的官僚之间相互倾轧的便利工具，我弹劾你怎么了？我拉帮结派怎么了？你有权弹劾我，我也有权弹劾你，互相伤害谁怕谁。

明朝监察体制中最大的特点为权力制衡，有学者认为明朝的监察体制是垂直式的，但在在笔者看来，明朝的监察体制就像煎鸡蛋饼一样，一层叠一层。

关键还不是完全重叠那种，东一处，西一处跟补衣服似的。

在某个行政机构的权力过大时，就会设置另个权力相当或权力更大的职位，以形成制衡对抗之势，结果就是这个监察体制的大饼，越摊越大，最后搞得就跟一团浆糊似的，极其丑陋。

当然，这些监察体制无论从属关系或是并列关系，都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相当于两套运行系统，一套皇帝的，一套官僚之间的。

当皇权旁落、政治腐败时，那么官僚之间的那套监察系统就会出现运行不畅的问题，慢慢地走向另一个极端。每当地方监察权相冲时，都会上奏皇帝，皇帝出面调解。

当今中国的监察体制当初是学苏联老大哥的，是本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但现今中国的监察体制缺乏一定的权力制衡和独立性。

而偌大的中国，仍然有一批民族脊梁为国为民，湖北人民的父母官陈行甲，在巴东地区任职五年，亲手将87名官员送进监狱。

而他在上级提拔之际，却选择裸辞，此等百姓父母官在如今的中国实属难得。还有山西人民的父母官耿彦波，人民的好总理朱镕基，都是被人民爱戴的父母官！

中国需要不断完善纪委监察体制，也需要陈行甲、耿彦波、朱镕基这样的勇士！执政为民，立法为公。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法治大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在依法治国的路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明朝的监察体系以权力制衡为核心，从中央到基层，这种权力制衡逐渐减弱。

在中央与地方的制衡枢纽中十三道监察御史、巡抚、巡按、都督等职位的官员，其政令是最为尴尬，也最为混乱的！

一方面因权力制衡而政令重叠，有时也会权力相冲，此时需要皇帝出面调解。可当政治腐败，皇帝昏庸时，这种看似很“严实”的监察体系，实则就是一坨烂糊糊。

权力制衡、互不统属为明中后期官员们相互倾轧提供了便利性，这是过度的权力制衡所导致的后遗症，是打娘胎里就落下的病根，以至朝纲积重难返。

当今中国的监察体制与明朝正好相反，缺乏一定的权力制衡和独立性，司法案件受地方行政干扰巨大。因此，司法制度、程序的建设与完善，仍然任重而道远。

但真正能长存于这片土地的是人民，真正能决定民族未来的亦是人民，

从历史客观唯物主义的角度而言，这九州大地千百年来唯一不变的就是土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黎民百姓！

参考文献：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明朝监察制度论析》

《论明朝监察制度及其当代启示》

《明朝检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