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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被全国批判的“黑心药商”王康年被处以死刑。

他所做之事丧尽天良，不仅骗取了朝鲜战场志愿军价值3亿的药品订单，还导致志愿军伤员的伤势雪上加霜。

得知消息的彭老总震怒万分，甚至惊动了毛主席。

那么，一个卖药的商贩，到底对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做出了怎样的伤害？

不仅如此，他还胆大妄为，涉嫌偷税漏税、利用欺诈手段，从国家银行骗取巨额贷款、私套外汇等多项违法活动。

据统计，他先后骗取国家资产高达数亿元，给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失。

作为药商的王康年，为何敢在朝鲜战争期间，接下无法完成的药品大单？

他又是如何骗取巨额购药款，甚至给志愿军战士带来巨大伤害的呢？

王康年，1924年生于杭州，自幼便对纸醉金迷抱有无尽的憧憬。

他17岁便踏入了上海的亚太电台，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成为一名财经类节目的播音员。

每天，他面对着各类商业信息，听着企业家们的成功故事，心中逐渐萌生了“赚快钱”的念头。

电台的工作虽然稳定，但他感到收入却难以支撑他心中的欲望。

于是他毅然决定放弃这份看似安逸的工作，踏入充满挑战的商业领域。

王康年（影视照片）

起初，王康年像许多创业的年轻人一样一穷二白，既无资金又无人脉，在上海这座繁华的都市中，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助。

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凭借自己英俊的外貌和机智的头脑，结识了一位来自稍有权势家庭的小姐。

两人情投意合，不久后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后，王康年在岳父的资助下，在上海租下了一间门面，开始经营一家小百货商店。

他的主营业务是销售糖果、毛巾、牙刷等日常百货，虽然利润微薄，但足够维持夫妻二人的生活。

如果王康年能够知足常乐，他们可能会过上平淡而安稳的生活。然而，他心中的野心却远不止于此。

他时常站在店门口，望着熙熙攘攘的街道和过往的行人，心中不禁涌起一股不甘。他渴望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地位，他渴望在这个繁华的都市中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于是，他开始寻找更多的商机，寻找能够让他快速致富的途径。

抗战时期，上海西药市场蓬勃发展，民众对西药的需求日益增长。

王康年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商机，决定转行从事药品生意。

然而，转行之初，他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境。

为了突破这一瓶颈，王康年采取了“空手套白狼”的策略，即通过预收买家定金的方式筹集资金，再用这些资金去购买药品。

然而，这种高风险的经营方式，很快就让王康年陷入了信誉危机。

由于资金不足，他无法按时交货，导致买家纷纷要求退款或退货，王康年的声誉严重受损。

抗战胜利后，王康年将药店迁至新址，更名为“大康药房”，希望借此扭转颓势。

然而，他并未吸取教训，仍然沉迷于投机倒把，追求快速致富。

在经营大康药房的过程中，王康年频繁使用不正当手段，导致药房债务累累，甚至因侵占他人寄存的药物而被告上法庭。

上海解放前夕，这起案件因种种原因被搁置，而王康年却利用政策漏洞，让药房得以继续经营，但债务问题始终悬而未决。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上海开始大力扶持工商业，王康年的大康药房也在扶持之列。

然而，他并未珍惜这次机会，反而继续沉迷于投机倒把，利用手中的资源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勾结，通过行贿等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

同时，他还使用各种花哨手段招揽生意，但本质上仍然是投机取巧的把戏。

1951年，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面临药品短缺的困境，急需采购各类药品。

王康年明知自己的药房无法提供所需药品，却仍然接下这一大单，骗取巨额购药款。

为了拖延交货时间，他谎称已订购新药，实则将资金挪作他用，偿还个人债务。

在志愿军多次催促下，他仅发送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药品，对于急需的特效药则一直未能交付。

药房里没有前线急需的消治龙药粉等特效消炎药，他就用玉米淀粉填充药瓶，以此冒充真药。

当发现库存的正规纱布和医用棉花不足时，他更是肆无忌惮地采购了未消毒的污染纱布和劣质，甚至发霉的棉花来充数。

据《中国企业家百年档案》记载：像王康年这样的不法奸商提供的物资中，有劣质的青霉素，还有用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的腐烂棉花制成的带有化脓菌、破伤风菌、坏疽菌的急救包。

这些不合格的医疗物资被运往前线，交到了志愿军战士们的手中。

然而，在使用时才发现，这些所谓的药品不过是伪装的淀粉，纱布和棉花质量堪忧，根本无法用于救治伤员，而医疗器械也全是被淘汰的次品。

当医疗队察觉到这一切时，已经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许多急需救治的志愿军战士，因使用这些劣质物资而不幸牺牲。

不仅于此，在生活物资方面，王康年等资本家无耻地向战士们供应了由死猪肉、腐坏牛肉和发臭的变质肉所制成的罐头。

用已变质的鸡蛋制成的蛋粉，以及由发霉面粉做成的饼干。

这些令人作呕的物资，即便在和平时期也足以引起人们的极大愤慨，更何况是在战火纷飞的时期。

它们的存在，不仅严重妨碍了伤员得到及时有效地救治，更进一步加剧了志愿军的伤亡，对战士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构成了极大威胁。

这一消息传到了志愿军总司令部，彭德怀元帅闻讯后震惊且愤怒，他立即致电北京，要求彻底追查此事，严惩不贷。

毛主席在得知王康年的罪行后，愤怒不已。

他对那些因缺乏有效治疗而受到伤害甚至残疾的志愿军将士深感痛心，并责令陈毅将军彻底调查此事，以还志愿军一个公道。

调查显示，王康年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精心策划了一个名为“公关部”的机构，专门针对政府高层官员进行有目标的公关活动。

他深知权力的诱惑，因此不惜花费巨资，通过宴请、赠送高档礼品如钢笔、名表、显微镜等手段，与众多官员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在王康年的公关策略下，他成功笼络了数十名高官，范围遍及37个国家机关的80余名公职人员。

然而，这些公关活动所花费的金钱并非小数目。

据统计，王康年将其药房经营所得的80%以上资金，都用于了这些不正当的贿赂活动，而真正用于药品采购和药房运营的资金则显得捉襟见肘。

由于资金紧张，王康年在药品采购上不得不采取非法手段，以次充好，甚至售卖假冒伪劣药品，以维持其庞大的公关开销和药房的运营。

这种短视的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给他自己带来了深重的法律后果。

王康年深谙“放长线钓大鱼”的道理，他在公关过程中，不仅通过物质手段拉拢官员，还善于运用言辞和社交技巧，营造出一种自己与高层官员关系密切的假象。

例如，他曾向皖北卫生处的采购负责人段某夸大其词，吹嘘自己的药房实力强大、货源充足，并与多位高级官员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

这种虚假的宣传让段某信以为真，并将另一位卫生处的负责人张某也介绍给了王康年。

然而，这些公关活动虽然暂时为王康年带来了权力和财富，但最终却让他陷入了法律的深渊。

经过缜密的调查，案件事实很快水落石出。

1952年2月4日，这个奸诈的商人、诈骗犯，以及间接的杀人犯王康年被捕。

王康年被捕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舆论关注，众多人士纷纷揭露其恶行。

《解放日报》在报道王康年被捕消息的同时，以短评《绝不能容忍》和漫画《不法商人的罪恶行为》揭露并声讨了其恶劣行为。

此后，该报还从2月18日起，特设《要求严惩暗害志愿军的不法资本家》专栏，集中刊登读者对此事件的看法与评论，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批判资产阶级不法商人的舆论声势。

他的罪行被彻底揭露，最终因盗骗国家财产、行贿、偷税漏税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死刑，并被立即执行。

这一判决彰显了新中国对违法犯罪行为的零容忍态度，也给了那些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志愿军将士们一个公正的交代。

王康年的罪行与英雄们的壮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个因贪欲而走向毁灭，一个因奉献而永垂不朽。

这番教训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和牢记。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道德底线，不被贪欲所迷惑。

同时，我们更要铭记英雄们的伟大事迹，将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为国家和人民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