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列维王朝的文化政策与波斯历史记忆的重塑过程中都经历了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巴列维王朝建立后，在对君主的效忠和伊斯兰传统等合法性逐渐解构的背景下，必须重新建构历史记忆，进而塑造国民的身份和认同，以便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巴列维王朝借鉴了要推行一定带有政治色彩的历史文化政策。培养共同的历史记忆，从而塑造出想象上的国家民族，提升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在巴列维王朝对于历史记忆的重塑中，古代波斯历史与文化占据核心地位。

伊朗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历史遗存相当丰富。但长期以来，伊朗的文物和文化遗产并未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发掘，同时也未很好地进行阐释。在恺加王朝时期，伊朗已有意识地进行一定的发掘，并将之与民族构建相联系。但由于国内外恶劣的环境，恺加王朝自顾不暇，因此也无力大规模的进行考古活动。

巴列维王朝建立后，逐步打破了法国人在伊朗考古领域的垄断地位，发展本土的考古力量，同时营造博物馆，以呈现古代伊朗的文明与历史。

1921年，礼萨汗发动了政变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对法国在伊朗的考古垄断地位不满。他们建立了国家遗产协会，开始要求取消法国的考古垄断权，保护民族遗产，建设博物馆。1924年，兼任国家总理和军事长官的礼萨汗发动了一场针对胡齐斯坦的谢赫·哈扎尔的军事行动，顺便访问了苏萨，他对于苏萨的现状非常的不满。

在这样的情况下，废除法国的垄断权已经是迫在眉睫，同时法国也知道失去垄断权在所难免。于是，为了损失最少的利益，经过多次协商，双方最后达成协议，伊朗任用法国人埃姆斯特·赫兹菲尔德作为考古顾问，而法国失去了除苏萨之外其他地区的考古特权。即使是苏萨的考古发现也要双方共享。

伊朗聘用法国人担任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的馆长，至少要为伊朗服务20年。埃姆斯特·赫兹菲尔德担任考古顾问之后，首先就草拟了一份法律草案，并获得了国民议会的批准，这是伊朗第一部事实上的文物法。伊朗政府首次规范了文物的保护和发掘，并且在考古领域逐渐收回主权。

当法国人的考古垄断被废除后，所有的外国考古家都有了发掘古波斯历史遗迹的机会，这些研究性的发掘促进了伊朗民族主义的发展。礼萨汗曾经四次莅临考古工作现场。第三次的时候他告诉赫兹菲尔德：“你在这里做着一项文明的工作，我感谢你。”

“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象征，它也是一个国家的武器。”在博物馆等文物保护的方面，巴列维王朝也有新的建树。1934年5月，法国专家安德烈·戈达尔负责建设德黑兰新的考古博物馆。

1937年博物馆落成了，命名为伊朗巴斯坦博物馆，占地5500平方米，建筑的正面特地采取了萨珊波斯式建筑普遍采用的酒红色，为国王所赞赏。主要展出古代的金银器和艺术品，独特的风格，珍贵的收藏品很快让巴斯坦博物馆成为了伊朗主要的博物馆之一。

在该馆修建的同时，马什哈德、库姆、设拉子等城市的博物馆也相继开工建造。随着考古活动的增加，文物局也随之改名为考古总局，主要负责文物保护和修缮、监督考古发掘以及登记造册。

不仅如此，伊朗还举办了多届考古与艺术的大会，以分享考古发掘的成果及问题。巴列维王朝的另一个成果，就是德黑兰大学开办了考古系，毕业的考古系学生将有机会直接参与考古发掘，是伊朗主动培养本国考古人才的开始。

对历史文化进行重新叙述，进而将当代的国家与辉煌的历史文明相勾连，是国家在建构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伊朗对其历史记忆的建构也遵循了这样的模式。

类似于语言净化运动，伊朗的民族主义者在19世纪中叶就提出了“伊朗新民族”的概念。此时的“伊朗新民族”是在伊朗传统历史和神话叙事与近代欧洲民族主义思想相互作用的产物。

西方文化与语言的传入，使早已隐没的古代伊朗典籍重新焕发出生命力，伊朗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重新发现前伊斯兰时代的波斯历史。其中，琐罗亚斯德教经典也为当时的伊朗人所重视。

文化的冲击给伊朗人带来了对于自身身份的迷茫，重新塑造民族身份认同的需求十分强烈。一些伊朗民族主义者于是将目光投向了前伊斯兰时代，并从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故事中得到启发，将这些故事塑造为整个波斯民族的集体的历史记忆，或者移情到像菲尔多西这样的反阿拉伯人统治的诗人身上，表现不为强权的民族气节。

这些古老的伊朗历史被民族主义者以一种悲情的方式呈现，显示出他们希望恢复失去的民族荣耀和将伊朗与曾经统治伊朗的阿拉伯人区分的决心。

礼萨汗对重新叙说伊朗的历史文化出于统治需要。国家需要统一的历史和文化观念。后者则需要符合国家的国情和政权的统治需要，能够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深受民族主义影响的礼萨汗顺应了历史潮流，以波斯文化为核心建构伊朗的民族认同。“他们都试图强调伊朗身份的古老根源，并专注于伊朗古代国王的荣耀和伟大。”

于是，在他统治时期，伊朗官方开始重新塑造历史，阐释伊朗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波斯属性。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巴列维王朝已经非常有意识地开始从前现代伊朗文化中找出合适的元素，并对其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民族国家新的普遍化标准”。

为了将新的政权塑造成古波斯帝国的继承者，巴列维将国家的历法、国名、国徽乃至王室的姓氏全面“波斯化”。礼萨汗将自己的姓改成了“巴列维”。

“巴列维”是一个古老的词，意指伊朗西部的广阔土地。他标榜自己是雅利安人的后代，并将自己与波斯古老宗教琐罗亚斯德教中的光明神联系在一起，声称“国王是伊朗人之光”。然后，他将伊朗的官方日历从伊斯兰教历，改为贾拉利的太阳历。

后者是用古代波斯文字记载的。1935年，他将国名由“波斯”更名为“伊朗”，因为“波斯”是外族人对于他们的称呼，“伊朗”的名称则暗含着“雅利安”的起源，借此礼萨汗废除了恺加时期的贵族封号，改用波斯的姓氏。恢复了他们祖先的荣耀。

除此之外，作为国家标志的国旗而言，巴列维王朝沿用了恺加时期的国旗，国旗上以绿白红三色为底色，代表伊斯兰教的“真主至大”的含义，其中的狮子和太阳是恺加时期代表伊朗的传统标志，狮子头上的王冠象征着王权。

对恺加王朝的国旗的更改主要是，将三色底色调暗，并把狮子头上的王冠换成了巴列维国王的王冠样式。但是在国徽上，巴列维却采取了与前朝截然不同的样式。新国徽的主题是，两只狮子左右环抱五个象征符号。其中，两个符号出自国旗，是狮子和太阳。

另外三个元素分别代表了伊朗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即象征琐罗亚斯德教的阿胡拉·玛兹达，代表着传统的波斯宗教文化；第二个元素是狮鹫，狮鹫的形象源自古波斯，代表了波斯文化的世俗艺术；第三个元素是代表伊斯兰什叶派文化的佐勒菲卡尔之剑。

可以说从国徽的设计上就可以看出巴列维王朝十分重视国家历史文化内涵，尤其是古代波斯的历史传统。1935年，国家还发行了以礼萨汗肖像画为图案的纪念版邮票，以昭示其统治至高无上的权力。最后，巴列维王朝建立了一个官方机构，即培养和引导公众思想协会,以监督古代波斯文化和政治观念的在伊朗复兴。

波斯波利斯规模宏大的宫殿遗址是古代波斯文明最直观的象征。巴列维国王时期，进一步利用古代波斯的文化遗迹建构民族认同，强调伊朗与古代波斯的联系。

1971年，巴列维王朝在古波斯帝国的首都波斯波利斯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波斯建国2500年的庆典，据说耗资3亿美元，其目的是“激发唤醒伊朗的历史，文明和文化，并在世界各国人民中树立意识。”

同时，在首都德黑兰建造宏伟的沙希亚德塔，以示对波斯帝国的纪念。在这次盛会上，巴列维国王邀请了很多欧洲及中东的君主，以向他们表明巴列维王朝就是波斯帝国的正统继承人。

总的来说，举办这样的盛会其实就是在从久远的伊朗历史上寻找适合的元素进行民族共同记忆与历史的再创造，用以提高巴列维王朝统治的历史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