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顾：

1963年4月的一天，在上海的一个公园里，一群印度军官和战俘正在参观。她们直勾勾盯着路过的女同志，极其粗鲁，有的还吹口哨。我们非常生气，以至于我们的士兵举起枪托想打人，但被他们的上级阻止了。

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中方并没有打仗的打算，即便如此，还是俘虏了近4000名印度战俘。战后，中方立即要求红十字会联系印方，释放了600名被俘伤员。

至于剩余大部分战俘的移交，印方拒绝讨论。有鉴于此，我军只好在西藏设立5个战俘营，在新疆设立1个战俘营。

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中国对待战俘不打、不骂、不掏腰包。在称呼他们时，他们不使用战俘的头衔，而是直接直呼他们的名字。

他们随身携带的锋利金属工具被没收并密封，并在释放时一起归还。

除此之外，与印度不同的是，官兵不再有隶属关系，所有囚犯都是平等的。但看到我们的干部战士为他们打扫卫生、剪头发，他们都惊呆了。他们必须知道，这些工作是由印度低种姓的人完成的。

简而言之，就是对他们进行感化教育，不仅要治疗他们的病痛，还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优先对待他们。

至于官兵战俘，小恩小惠，并不少见，反抗性也很大，应该特别优待。

被印军俘虏的最高军官达尔维准将得到最高待遇，一开始他很不服气。当时，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相当匮乏。奶粉、咖啡和高档香烟很少见，但都是专门供应给达尔维的。

时间久了，人的心都肉了，达尔维的心也变了。他伸出一只戴着金表和金戒指的手，对中国士兵说：“我的东西一点都没有损坏，你们真是一支文明的军队。”

1963年4月3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决定释放和遣返全部3213名印度战俘，其中包括一名准将、26名校级军官、29名中将级军官。.

中方移交给印度红十字会代表的初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当许多士兵和战俘离开时，他们依依不舍，拥抱告别我们的人员：“谢谢！亲爱的谢谢中国兄弟！”

有的把照片发给中国医生，有的拿出笔记本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签字。

27名校级以上干部受邀访问中国大陆，后从昆明回国。

参观前，我们特意为他们每人量身定制了一套高档羊毛套装。

他们访问了南京、上海、无锡、苏州和杭州。期间每人的伙食标准为每天8元，高于我国高级军官的标准。

期间有人过生日，来访团为他举办了生日会。有生日蛋糕、蜡烛和祝福。他非常感动。不过来上海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也说明了印度人的自卑。在游览公园时，这些印度军官直勾勾盯着路过的年轻女子，十分不礼貌，就连个别素质差的也吹起了口哨。

我们的士兵被激怒了，举起枪托想给他一个教训，但被他的上司制止了。我们的干部大声谴责这种行为，警告他们，我们不在乎在他自己的国家发生什么，但在我们国家，这种行为是非常不礼貌的。

达尔维连忙道歉并受宠若惊，中国真的很安全，女性可以自由旅行，不用担心被抢劫。

参观结束后，官兵和战俘被送往昆明，由印度红十字会接走。临走前，他们都表示回国后会保持中印友谊。就连最抗拒、坚持不穿中式西装的军官也说“忘记那些不愉快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