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18年
岳父在世，说：1932年4月24日他出生在越西县城北街，是父亲死后4个月生的，因此小名叫孝喜。父亲死了，母亲是小脚，我们母子相依为命，过着吃了上顿找下顿的日子，大概在我3岁左右，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母亲改嫁了，把我送到舅舅家寄养。舅舅家也穷，在我7岁左右把我抱给了喜德县城附近一陈姓当儿子。在陈家经常无故挨打，这样的日子熬了两年。一天我在放牛，天色快黑了，陈姓的老婆自己把牛牵回家，反问我牛到那里去了，我只说了句“你牵回去吗”。对方认为我顶了嘴，抓住我压在田里，用刺技狠狠抽打，打得全身是伤，头也打出了血。那个年代，喜德很荒凉，常有虎狼伤人，不回去又怕，回去又怕再挨打，干了一天的活，肚子又饿得慌，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当夜就在喜德木河坝一个石头空隙下过夜，幸免的是没有被虎狼吃掉。第二天醒来，想着头天挨打的事，断定陈家是不能回了，于是打定主义回越西找舅，走在冕山进深沟的路口，遇到一个大人骑着马，对方可能把我认定是流浪儿，因为当时我穿得破烂，打着光脚，脸也不干净，跟当今翻垃圾箱的差不多。对方下马问我，“小孩，到那里去？”我回答“到越西找舅”。对方说，“你不要命啦，这条路（深沟）那么荒凉，大人一个人都不敢走，而且抢人的凶，特别喜欢抢小男娃儿，他们把男娃儿卖去当娃子，如果你愿意，就跟我走，给我当儿子，我在泸沽等你，我叫沈庆光”。沈骑着马走了。我坐在地上想，越西也不敢回去了，再也没有投靠的路可走了。于是我向泸沽方向走去，找到了沈，他的家住冕宁河边。到沈家，给我取名“绿寿”。在沈家熬了三年多，在这三年多里，事情分三头说：首先，说我从陈家跑了后，时间长了，有人把这个事告诉了我妈，妈知到后又急又恨，天天找陈家要人。陈家可能觉得理亏，买了个与我差不多的娃儿让妈带走。几天后妈认出这个娃儿是假的，又找上陈家，陈家怕吃官司，偷偷的举家搬到他乡去了。其次，我在沈家什么农活都干，头两年沈〈庆光〉在世的时候，我劳累但少有挨打，也能和他家人同桌吃饭。沈死了，她老婆虐待我，活要我不息气的干，好的不给我吃，睡的是拌捅、楼板，被盖成网，到处是洞，谷草当床垫，热天睡觉没有蚊帐，蚊子咬得没法睡觉，我只得把打谷子用的拌桶（与斗形状差不多，只是比斗大得多）翻个底朝天，铺上谷草当床，冬天睡在里边还觉得暖和，热天睡在里面虽然蚊子进不来，热天在里面闷得慌。那个时候沈家的经济条件在当地不算差，年年能杀得起年猪，杀年猪那天我能把肉吃够，平时就见不到肉，沈家老婆等我出去干活了才弄来吃，一年夏天我在田里栽秧，螬虫从嘴里爬出来，一长辈说，“你们家年年都杀猪，怎么肚子里爬出那么多螬虫”。我回答：从上年三十吃过肉，到现在新年4月间了（农历）也没有吃过一次肉。我在沈家熬、再熬，熬了三年多，实在熬不下去了，我离开了沈家，走在喜德找妈的路上……。妈改嫁给一张姓填房，我们母子见面抱在一起哭了好久好久。妈把向陈家要人的事说了，我也把离开陈家到沈家的遭遇讲给了妈听，妈听着，一直在哭。妈在张家过的是一种寄人篱下、自身难保的生活，妈心里想留下儿却不敢留。我和妈重逢不多久，大概是1948年的一天，我又走在往西昌的路上，在家门口，妈又抱着我哭得好伤心好伤心。第三，我的堂兄大哥权维洲、三哥权维章在西昌当厨师，他们知道我找不到的消息后很着急，到处派人找我的下落，一天伙计实在找不着，不知在什么地方弄了一个娃儿来叫大哥三哥认定，几天后三哥认出这个娃儿头部特征不象我，断定是假的，把这个娃儿放了。几经周折，我找到了在西昌大哥开馆子的铺子，有个伙计去给大哥报信，大哥怕吃上次认领的亏，叫三哥先认，三哥把我带到大哥跟前，说，“对了，就是这个”。我便在铺子里当上学徒。这就是我学厨师的开始。说到这里，岳父表情有些兴奋，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这门厨艺的在乎。 我想，难怪大爹在世的年月，岳父有好酒总要给大爹拿去，常能见岳父到大爹家坐坐。兄弟在一起也有误会的时候，岳父接着说：一次大哥在处理一事情上，把我整气了，我辞职不干了，到喜德找我妈，我在前边走，大哥三哥在后边追，他们追多快，我就跑多快，始终保持50米左右距离，大哥追到飞机场那一截追不起了，叫三哥继续追，三哥追到礼州，看来实在把我追不回，三哥喊道，“维常，你不回来就算了，我跟你说几句话，你再走。”听到这里，我在心想，当时大爹快六十岁的人，追了二十来公里走不动了，还叫三爹继续追，三爹追了二十五六公里也走不动了，还没忘记以理服人，真兄弟啊。还有一事，岳父又接着说，眼看三哥就要结婚了，突然有一天，把三哥抓了壮丁，这下大哥和家头人都急了，商量来商量去，没有办法，最后叫我去顶替三哥，我说要得，体检时我把脚垫得高高的生怕不够高，负责体检的人说，“都怕去当兵，这个娃儿怪，还生怕不够条件。”我把三哥换了回来，半个月后大哥又买了个青年把我又换了回来。听到这里，我说，这就是兄弟情。 岳父点了点头，示意同意。
建国后59年
岳父说，1950年和喻明珍(岳母)结婚，有子女6人，大女启惠，二儿启荣、三女启芳、四儿启贵、五儿启忠、六女启仙，他们都成家立业，我是见孙儿的人。子女小的时候我管得严，从不迁就，所以子女都怕，子女成家后我就不怎么管小俩口的事了，但小俩口吵嘴找上门来，我不管有没有理，首先骂自己的子女，有时我也知道委曲了子女。我从严惩罚过子女，但6个子女包括儿媳女婿对我都孝道，我感到欣慰。岳父说，关于工作上的经历，分三段来说。第一段，应该说干厨师是我的本行，因为1950年参加工作就在西昌地区贸易公司当炊事员至到1953年又在西昌县贸易公司当炊事员，大概是1982左右，经省上评委主考，我拿到了“一级厨师”资格职称。1985年退休。第二段，1954年至1970年以前，单位派我到县上买猪、买牛，然后吆到西昌保证市场供应。上世纪50至60年代，西昌市场上供应的计划凭票肉，大部分靠县上保证，甚至到重庆、武汉都去调运生猪，理由很简单，本地喂的肥猪供不应求。一般来说从德昌、会理、会东、宁南等县调运的要多些，说是国家调运，实际上就是给个计划，由我们这些吆猪人到农民家里一头一头买来，集中到县上，再从县上吆着猪走到西昌，从会东吆着猪走到西昌近200多公里，要走40多天，原因是交通不方便。说到这里，岳父记忆犹新，很有感慨的说：吆猪是一件又脏又累的体力活，不是小伙子干不下来，就算是小伙子吃不得苦也干不下来，我先放下在乡下买猪吆到县上这一段不说，只说从县上吆到西昌，一般是深夜3至4点钟就起床，拌饲料，把猪喂饱，如是冬天，再冷都得上路，最让人头痛的是头三天，猪不跟道，又不合群，打起架来东砸西闯，相互间咬得乱跑，每次由二三十个青年小伙子吆三四百头，每天大家都跟着猪群跑前跑后，汗流浃背，到当天歇（夜）脚地方，首先是给猪放痧喂食，之后，我们才能铺上稻草或山草睡下，这就是那个年代我们吆猪人头三天的工作。说到这里岳父笑了笑，接着说：我们吆猪人也有开心的时候，这就是第四天后猪顺道走了，我们也没有那么累，特别是吆到公路上几百条，都顺着朝前走，阵容壮观，遇到汽车，我们叫司机开慢点，司机见状不时赞扬我们把猪训得这么听话，而且引来周围看热闹的人群，再者就是，如遇猪病了，我们可以把猪宰了，把‘边口’肉送到指定的地方处理，我们可以免费吃内脏，这在吃肉评计划供应的年代，觉得这样的优待是一种劳偿。说到这里，岳父表情有些严肃，说：吆猪最危险的要算隔河用船运猪，为此我差点丢了命，事情是这样的：一次将猪装运到对岸，一点数少了三头猪，我心急火燎的，顾不得河水急流，以竹芉测水踩水过河，不防一脚踩虚，滑入了急流，我不会游泳，呛了几口水后往下沉，然后拼命往水面上挣扎，几次冒出水面，还来不及呼救，又沉下去了，这个时候我也想不到那么多了，再用尽全身力气，往水面上冲，正好在冲出水面那个位置旁有一块大石头，我抱住石头爬上了岸，倒在一堆鹅卵石上，肚子阵阵剧痛，不省人事，不知过了多久，听到喊“小权、小权”的呼叫，我睁眼看去，同事们都围在我身边。我看见一个长者农民模样的说，“哎呀，算你命大，是那块大石头救了你，因为这一段河流，只有那块大石头露出了水面。”听了岳父讲述吆猪的经历，我说，看似一件很平常的事，里边还蕴藏那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经历过计划供应猪肉的年代，却不知到是吆猪人去一家一户收购，从县上吆着猪一步一步走到西昌的，更不知道吆猪人的艰辛甚至有生命危险。现在回过头来人们把计划供应猪肉的年代作为茶余饭后谈论的素材，可是我们还应当想到计划供应猪肉的背后还有吆猪人付出的血汗乃至生命。岳父听了我的感言，表情兴奋，从中看出他的认同。接着，他又说：吆猪是我参加工作中一段经历。第三段，我的主要特长是食品加工，后来熟食加工，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还评为食品加工技师，在凉山报上还有我一篇文章，报导我熟食加工的事迹。我按岳父说的年代，在档案局翻找80年代10年间的《凉山报》关于报导岳父熟食加工事迹的文章。“找到了，找到了”。我高兴的大声喊。文章刊至在1984年2月14日《凉山报》第2版上，标题是《战斗在平凡岗位上——记权维常肉食加工30年》，文章体裁是人物通讯，内容是：权师傅是一个衣着朴实，精力充沛的老工人。解放前多次被抱养受尽人身折磨，建国初逃难到西昌参加工作。1954年搞食品熟食加工工作以来，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为改善和提高凉山食品熟食加工事业作出了贡献。 刻苦钻研技术
食品熟食加工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综合性工种。这对于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基础技术、没有师傅传授的权师傅，遇到过不少困难。起初，他不会腌肉，就拿自己买来吃的肉作实验。剔排骨速度慢，就向内行学，加工的品种少，质量差，味不佳，就买来有关书籍请人教。出差、参观更是他学习技术的好机会，每到一地，他对熟食加工总是细心看详细问，仔细琢磨。一次，他参观18个地市的熟食展销会，认真学，认真想，认真记，开阔了眼界，借鉴他人之长。由于他坚持勤看、勤学、勤钻、勤做，现已掌握了七十九个不同熟食品种操作要领。其中，有他发明和改进的28种，这些品种质高味美，深受广大顾客喜爱。最近，州商业局已报经省里授予他“食品技师”职称。 坚持原则 公而忘私
权师傅是组里负责人，对组里的事管得严，对歪风邪气敢批评抵制。全组20人，有干部有工人，有其他组和营业部不好管推出来的。要管好全组，难处很多，他首先抓了岗位责任制和奖罚制度。他打破情面带头执行，有人上班迟到，考勤员心有余悸，他就亲自打考勤。一次他妻子病了，女儿没上班，他照样严肃批评，还按旷工扣发奖金。他坚持制度，为大家作榜样，过去经常迟到故意取闹的也改正了。组里有人想少干活还多拿钱，嘴上还调二话的，他对这些歪风从不放过，及时针对问题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教育。对工作表现好的同志给予表扬，使正气上升，歪风减少。他对别人严，对自己更严。三十年来从不搞特殊，不占公家便宜。他经手过的肉很多，从未短斤少两，自己亲属买肉，他坚持不排队不卖，而且不挑选，不多称。女儿结婚，家里想多买点肉他不同意。有时家里买了计划肉叫他拿到加工房卤一下他也不同意。有人说他只坚持原则，不近人情，他说：人情是人情，公私一定要分清，不能拿公家的东西作人情。 睡觉时间也用来工作
权师傅是师傅，只看锅上加工就行了，可他样样带头，装卸肉，洗猪杂，抬油桶、打扫工间卫生他都参加，还额外承担了分售猪杂的任务，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他甚至胃病发了也坚持工作。去年他妻子患病住院，他顾不上守护，只挤时间看了三次。为了使加工的食品每天早上八点前上市，他天天凌晨三点钟上班，下午三四点钟下班，节日期间常常是通宵达旦的干。三十年的每个节日，他都没有休息过，心里想的是为国家多作贡献，仅1983年，他就加工肉十一万多斤，盈纯利一万多元。
结尾的悲痛，2009年2月18日，岳父大人因车祸去逝，享年77岁。
作者简介：
邓天喜，男，汉族，中共党员，大专毕业文化程度。
◆总编兼创作基地主任: 刘云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