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山海经》的评价是，“吾不敢言也。”现在我们对《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也不敢言了，老天好象跟我们开了个玩笑，曾经无比拥趸的夏和夏王朝，考古界一直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商代甲骨卜辞中也没有出现过夏存在的痕迹，茫茫禹迹，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

司马迁在写《史记》之前，是做足了功课的，作为一个史官，他是认真的，《史记》不是官修正史，靠的是一个人的操守，说起史官的操守，有一个典故值得赞一下：春秋时期，崔杼弑齐庄公，崔杼让太史官记录为“庄公死于疾病”，太史不允，崔杀之；太史仲不允，又杀之；太史叔不允，再杀之……为了历史的真实，命都可以不要，这让我对史藉的认同感一下子增加了不少。

司马迁的治学态度，也是可以信赖的，他没有躲在书堆里闭门造车，而是“遍访河山，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他自己在序言中也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不过，司马迁和我们一样，在大禹陵东看看、西看看，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陵区有一块窆石，据传为大禹下葬时用的，《图经》云：“禹葬会稽，取此石为窆，上有古篆不可读。”《图经》最早出现在东汉，而窆石在汉以前无刻辞，所以，这块有文字的石头有点来路不明，清代有个会稽知县还写了一篇“禹穴辩”，人云亦云，刻碑立在禹祠，现在倒也成了文物。

近年来，人们对于大禹“源出西羌”争论少了，而禹会诸侯，计功而崩，葬于绍兴的会稽山，大家莫衷一是。司马迁在做了一番实地考察之后，回去还是作了如是的记载，这是为什么呢，是正史传统，还是对那些功德人物的“高山仰止”？

二

比司马迁稍早，秦始皇是真的来过的。

统一六国后，始皇帝巡狩六国旧地，过丹阳，渡浙水，那时候的浙水，“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越人所在的地理单元，还是比较特殊，且充满未知，但越地锦锈，山水有神灵，方士总说，东南有天子气，搞得始皇帝满腹狐疑。不过，越人剽悍，尚武轻死，这一点始皇帝是很了解的，越地是一块让他很不放心的地方，“越甲三千可呑吴”，前朝是有教训的。

始皇帝来到会稽之后，登山刻石，彰显武功，他要以刻石的方式，“示疆威，服海内”。刻石在全国有六处，其他五处分别为泰山、琅琊、之罘、峄山、碣石，均为六国重地，由此可见，越地在始皇帝心中的份量如何，会稽刻石，是要永镇东南。

除了刻石，始皇帝还隆重地祭拜了大禹，这是表达对远古圣王的敬意，也是对自己功业的自我表扬，这次高规格的祭祀活动，也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并把始皇帝登临的山峰称之为秦望山。

自此，历朝历代只管祭祀，不复存疑焉。

三

楚灭越以后，越国王室纷纷南逃，长子逃往闽地，次子徙封乌程。

先秦时期有灭国不绝祀的传统，越国的宗庙肯定是迁走了，不过大禹陵还在，战乱平息之后，胜利者往往会以祭祀圣祖的方式来凝聚人心。

此后，大禹陵成了一个公祭圣祖的地方。在宋代，公祭大禹已被列为国家常典；在明代，朱皇帝明确规定，“凡遇登极，遣官告祭。“祭禹，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被确定下来，典礼也十分隆重。到了清代，康熙、乾隆二代更是亲临绍兴御祭，总归是夷夏有别，满族皇帝需要通过祭祀，来消弥民族对立，尤其是雍正年间的曾静案，让吕留良的”夷夏之辩“再次抬头，满人皇帝知道，光写一本《大义迷觉录》，是远远不够的，宣扬 ”满汉一家“最好的方式，就是要认一个祖宗，皇帝亲临现场，大场面祭祀大禹，这是最好的统战工作了。

不过，朝代的兴衰更替，风云诡谲，大禹陵也难逃波及，也是屡遭损毁。香炉峰下，禹穴之地，南梁曾建有禹庙；南宋建有咸若亭，也叫奏乐亭；明朝嘉靖年间在禹穴之上，立了一块大禹陵碑，碑上建亭，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碑亭，也算是个标志物了，不过，庙和亭都已经毁了好几次了，石碑也曾被催为两截。今天，你来大禹陵瞻仰膜拜，看到的大都是后来修建的，禹碑也接上了，中间还有明显的裂隙，很多亭台的年份都不长，估计你也能看得出来。

四

但祭祀大禹，是越人和夏唯一的关联。

《史记》说，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夏中断了百年。少康在有任氏和有虞氏的帮助下，击败东夷族的寒浞，又恢复了夏的统治。

百废待兴之际，少康突然想到了遥远的东南海滨，并把自己的庶子无余封到了那里，号称“于越”。东南方向，各种各样的夷人，亡国的教训太大了。少康的这次分封，算不算亡羊补牢？

去人家地盘，总要有个理由，官方发布，“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

无论如何，夏人来了。

《吴越春秋》说，“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春秋祠禹墓于会稽。”

无余到了东南这块荒蛮的海滨山地，开始断发纹身，象耕鸟田，从形式上彻底融入了当地，由于融入得太彻底，让现在的考古人员一筹莫展，来都来了，还真没带啥东西啊。

五

夏无法实考，先越同样扑塑迷离。

从无余立国起，“历殷，至允常拓土，始大，称王。”也就是说，从夏，到商、到周，中间隔了千余年，越人不见踪影了，由于这一时期过于漫长，有些专家认为，越族可能早已绝祀。

到了周敬王时期，越侯允常突然称王，又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吴越春秋》曾记载：“勾践语范蠡曰：先君无余，国在南山之阳，社稷宗庙在湖之南。”

我对勾践和范蠡的这一段对话，饶有兴趣，南山，自然是会稽山，说出了国家的大致范围；湖，是不是白塔湖？至少说出了宗庙的位置。

也许，先越的历代首领，早就不在山北了，山北没有大湖，只有大海。处于山海之间的禹穴之地，祭祀犹可，但一个原始部落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有人口和物产的支撑。

南山之阳的浦阳江流域，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诸暨次坞有一个楼家桥遗址，其文化层堆积，跨越了新石器和商周两个时期，这和先越的早期活动时间，比较接近。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呼应，考古学意义上的先越，已然无迹可寻。我们今天所说的越国，要等到春秋——这个伟大时代的到来。

公元前621年，一个叫无壬的越族首领，来到禹墓跟前，指着天说，“吾是无余君之苗末，吾方修前君祭祀，复吾禹墓之祀，为民请福于天，以通鬼神之道。”

越地民众听后，大喜过望，像《西游记》里的花果山，终于有了自己的美猴王。无壬站了出来，主持对大禹的祭祀仪式，并承继了越君之位，从此，越人恢复了君臣礼义，又有了国家的样子。

实际上，这个无壬才是越国真正的始创人。

无壬传无瞫，夫谭，允常，“允常始大，遂称王。”这四代越王，在会稽山和龙门山之间的浦阳江盆地，来回移动，开始变得有迹可循。

《吴越春秋》载：“越王都埤中，在诸暨。”埤中，现今诸暨的阮市。近年来，随着考古的深入，在阮市柁山村、白浦村、下檀村一带，发现了很多手工作坊和制陶工场，经鉴定属于春秋战国，为越人的生活遗址。

除了都埤中，还有大部，勾嵊、六石，也就是今天的诸暨，义乌，东阳，这些地方，也发现了很多越人的活动轨迹，，和越人的石棚墓。

至于是不是建有都城，尚需考证，现在很多学者，热衷于寻找越国的都城所在，希望和典籍上的越王一一对应，愿望是好的，那就继续等待吧。

其实越王无壬，就有点来路不明， 但总归还是有人站了出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通过祭祀大禹和部落兼并，越人开始重新崛起，而越人和大禹的亲戚关系，也被再一次被拉近。

越为禹后，从此扎根下来。

六

几近绝祀，又再度辉煌，这是人类生生不息的火苗，又是一年一度的冬去春来，那些枯黄的山坡，些许的绿意又在悄然生发，就像我们现在看到，香炉峰下的香火再度旺盛。

在拜祭大禹的同时，我们不妨到景区内的禹陵村去看看。如果禹祠里的姒姓宗谱，让人看着眼晕的话，这里的村民却是实实在在的，他们都是姒姓，据说有40多户。姒姓是我们姓氏中的活花石，母系社会留下来有姬、姜、姒、赢、妘、妫、姚、姞八个源头姓氏，姒姓就是其中为之一。

夏为姒姓，越为禹后，自然也是姒姓，当今全国还剩下来的姒姓人口不到2000人，而在这里尚有300余人。有谁能相信眼前这些一口绍兴方言，手脚麻利的男男女女，居然是姒姓后人。

随着岁月的无情变迁，朝代兴替，苍海变成桑田，但我依然愿意相信，这些人的身体里，流淌的是姒姓家族最古老的血液。

他们说，他们一直都是守墓人，与山陵为伴。

现在好了，在政府规划的景区里做做生意，日子越来越好了，老百姓的愿望就是把日子过好。

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远比大禹陵里的那些石碑，石亭更古老，他们是哪一拔越人留下来的，或者是其他地方迁徙而来，这已经不重要了，他们总归是姒姓后人，他们和大禹陵结合在一起，就是一种传奇，世世代代的姒姓人，已经成为大禹传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向你们致敬。

作者简介：

胡蔚中，男，1969年生。工程师。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居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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