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心雕龍》文體論的聲訓規律與特點
提 要：
“釋名以章義”是《文心雕龍》文體論部分的重要書寫體例，其中採用了大量聲訓來說解文體，體現了劉勰對於文體名源的探求。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大興，各類文體逐漸具備，《文心雕龍》不但構建起了空前完善的文體系統，而且提出原道、宗經等文學思想對其時文風進行規範，在文體論中，聲訓對於文體溯源和辨類起到了重要作用，為文學規範提供了語言層面的依據。劉勰將訓詁與文論相結合，用兩漢經學“正名”的說解思路推進了文論的發展，為後世文體學奠基。
關鍵詞：
《文心雕龍》;文體論;魏晉南北朝;聲訓;正名
《文心雕龍》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系統完善的文學理論著作，其中自《辨騷》第五至《書記》第二十五為文體論部分，共論及文體八十一種1。劉勰的文體論有自覺的書寫體例，於《序志》篇中概括為“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釋名以章義”主要指通過名稱解詁來闡釋各類文體的性質，其中出現了大量聲訓，例如：“詩者，持也，持人情性。”（《明詩》）“盟者，明也。”（《祝盟》）“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誄碑》）從訓詁發展來看，聲訓在經歷兩漢時期的發展高峰後，在魏晉南北朝已經走向衰微，在著作中如此集中地使用已屬少見。從文論發展來看，在《文心雕龍》以前的論文之作中，亦從未有人如此系統地將訓詁與文體論相結合。因此，《文心雕龍》中的聲訓是值得注意的訓詁材料。
以往對於《文心雕龍》聲訓的研究主要著眼於訓釋詞與被訓釋詞語音與意義關係的描寫2，對於以下問題則缺乏解釋：第一，劉勰為何主要採用聲訓的方式說解文體？與普通的義訓相比，聲訓有何獨特之處？第二，相較前人的文體論，《文心雕龍》有哪些發展？聲訓在其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唯有解答了這些問題，才能夠更清晰地把握《文心雕龍》聲訓的規律與特點，理解劉勰將訓詁與文論結合的意義所在。
一、《文心雕龍》聲訓的動機與淵源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學走向自覺的時期，不但文人作品激增、文章體裁漸備，對於文學的研究也隨之興盛起來。在劉勰以前，已有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等文論產生。文論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對於文章各體的辨別，這些著作雖談及文體的風格特點，卻鮮少探討文體的源頭與功能，故劉勰稱其“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序志》）在劉勰看來，研究文體不僅要根據特點進行全面分類，更要探尋根源從而理清文體的發展脈絡，這是《文心雕龍》文體論的基本訴求，其寫作條例中的“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都是為著這一宗旨服務的。如果說“原始以表末”是從歷史事實層面去探尋文體初生的根，那麼“釋名以章義”則是從語言層面去追溯文體命名的源。早在東漢的小學專書《釋名》中，《釋書契》《釋典藝》二篇就纂集了一些文體之名的聲訓，如詩、銘、誄、檄、券等。可以說，劉勰的“釋名以章義”體現出他有意識地將訓詁與文體論相結合，這便不難理解其中以聲訓為主的原因。
聲訓是用音同或音近的詞來進行訓釋的訓詁方法，其背後的語言思想是音義的結合具有理據性，即語音相關的詞在意義上也相通，通過聲音線索，可以找到事物命名的源頭。聲訓反映了古人循名責實、通過語言來解釋世界的積極探索。與一般的義訓相比，聲訓有探求語源的功能，這是劉勰選用聲訓說解文體的用意所在。
然而，音義的結合在本質上是約定俗成的，以音近義通作為詞彙的普遍規律，勢必導致對於部分詞義的強加聯繫。以現代語言學理論回看，古代聲訓可以分為四類：語言聲訓、字用聲訓、民俗聲訓、義理聲訓3，其中，只有語言聲訓符合客觀的同源事實，古代的聲訓大多屬於主觀說解，或者反映人們對於事物的理解，或者是為思想闡釋服務。兩漢時期是聲訓發展的高峰，不僅出現了《釋名》這樣的纂集專書，聲訓也被廣泛地應用到經說之中，從兩漢今文經學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中，便可窺見其時以聲訓解經的蔚然之風。儘管今文經學家不拘泥於識字考詞，卻格外喜歡使用聲訓，這是因為聲訓表面的理據性可以為義理闡釋增添說服力，遂成為建構“春秋大一統”思想體系的有力武器。此時，訓詁具有了鮮明的經學化傾向，義理聲訓背後已經不僅是語言層面的名源探求，而更多是政教層面上的思想規範，先秦的正名思想在此得到多層次的體現4。總的來看，兩漢聲訓為思想闡釋服務，成為解經的重要手段。
在兩漢聲訓的背景下，我們要理解《文心雕龍》文體論中的聲訓，自然要關注到劉勰的文學思想。劉勰在《序志》篇中論及寫作背景，其稱：
“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贊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這段文字集中闡明了劉勰對文學和經學關係的理解。首先，明確表示對於經典的崇敬，自己本有治經之志，只因前儒難以超越，所以作罷。其次，提出五經乃文章之源，這在《宗經》篇中有更為詳盡的闡釋，其將各類文體與五經的源流關係一一對應，稱：“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再次，指出當世文章有標新立異、務華棄實的傾向，因此需要依照經典的標準進行匡正。
可見，劉勰面對齊梁時期綺靡浮濫的文風，有強烈的文體規範的意識，故而聲訓不僅是為了探求語源，更是文體正名的關鍵手段。聲訓是兩漢經生解經的常用方式，劉勰用以說解文體，是意欲在文學宗經的宗旨下，構建規範性的文體系統，在當時的文學發展背景下，文體正名的主要任務有兩個，一是對於那些源頭古老、產生流變的文體，通過溯源明確它們的功能與特點；二是對於那些近世產生、風格相近的文體，辨析它們的具體區別。以下我們對於聲訓在這兩方面起到的作用分別論述。
二、《文心雕龍》聲訓與文體溯源
我國最主要的文體都發源自先秦，到了劉勰生活的齊梁時期，寫法、風格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用《文心雕龍》的說法，即是“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其時總體上崇尚典麗雕飾的文風，從具體文體來看，也有了各自的新風尚。面對這樣的現象，劉勰不但從歷史發展脈絡中追溯文體的起源（即“原始以表末”），也從語言層面探求文體得名之源（即“釋名以章義”）。《文心雕龍》通常以聲訓和義訓相配合，即在聲訓後添加補充說解來闡釋文體名稱的具體內涵，以此起到文體規範的作用。我們以詩、賦、頌等經典文體為例展開詳細說明。
《明詩》：“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
詩體源自先秦《詩經》，經歷了兩漢、魏晉的發展，南北朝時期已經呈現出新的面貌，《明詩》稱“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所競也。”可見當時作詩力求語言上的繁縟新奇。劉勰以“持”訓“詩”，意在強調詩的文體功用在於持正人心、回歸本性。
持之本義為握，當對象是人的主觀意志或情感時，“持”在語境中體現出把持的語義，並帶有“使之正”的特點。如《孟子•公孫丑上》：“持其志，無暴其氣。”趙岐注：“言志所向，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焦循《正義》：“《呂氏春秋•慎大篇》高誘注云：‘持，守也。’持其志即曾子之守義。”人之情感容易出現偏倚，因此需要詩來進行持正。《文心•樂府》：“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即為此義。《明詩》後文稱詩“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順美匡惡”亦體現持正之義。
還須說明的是，“詩”在兩漢聲訓中的經典常訓是“志”。如《春秋說題辭》：“詩之為言志也。”《詩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說文》：“詩，志也。”以“持”訓“詩”，源自緯書和今文經說。鄭玄《詩譜序》孔疏引《詩緯含神霧》：“詩者，持也。”《周南•關雎》王先謙《集疏》引齊詩說：“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可見，《文心》對“詩”的聲訓是遴選故訓的結果。劉勰為何取“持”而舍“志”呢？我們認為有兩點原因：第一，持、志之訓，意義相通，以“持”為訓，暗存“志”義。《明詩》稱“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可見，這裡的志即七情，即人的內在情感。劉勰對“志”和“詩”的意義關聯是充分肯定的。《明詩》開宗明義：“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是志在語言上的反映，劉勰稱“詩者，持人性情”，既然志即情性，自然也就是“持”的對象。第二，以“持”為訓，才能點明詩的教化作用，這一詩教思想源自先秦儒家經典。《禮記·樂記》：“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記·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在禮樂文化中，樂的重要作用是中和情感，以免出現偏頗。先秦詩、樂相配，《詩經》被孔子稱頌的特點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可見，《文心》以“持”訓“詩”，與“詩言志”的內涵互相補充，且更強調了詩的功用特點。
聲訓的補充說解稱：“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即是以《詩經》守正無邪的特點作為聲訓的依據。《論語•為政》：“思無邪”邢昺疏：“詩之為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也。”《詩經》不僅是詩體的源頭，也是詩體的典範，劉勰以《詩經》為詩之正體，對當世詩歌起到規範作用。
《詮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
賦本為《詩經》的寫作手法之一，後來成為獨立的文體。劉勰稱“賦也者，受命于詩人，而拓宇于《楚辭》也。”既肯定了“賦自詩出”的源流關係，又指出了賦作為獨立文體具有典型特點，從荀況、宋玉等人之後，“遂主客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賦區別於詩的典型特點就是寫法上的鋪排，劉勰以“鋪”訓“賦”，可謂精當。
不過，對於“賦”的釋名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後的補充說解“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紀昀稱“‘鋪采摛文’，盡賦之體；‘體物寫志’，盡賦之旨。”5通過聲訓與義訓的配合，劉勰不僅指明了賦的形式是鋪張文采，還強調了賦的內容是狀物抒情，二者不可偏廢，這是他針砭時弊的重點。《詮賦》後文稱“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這裡，劉勰闡釋了“麗詞雅義，符采相勝”才是賦體之本。文質兼美一直是《文心雕龍》論文的核心要求，這裡劉勰主要批判後世作賦者致力於辭藻的華麗，而忽視了內容的充實。《風骨》篇稱“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征也。”可與此處“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相參。
總的來看，賦為古詩之流，“詩為賦心，賦為詩體。詩言持，賦言鋪，持約而鋪博也。”6儘管在寫法上賦體以鋪張獨樹一幟，但是在精神上，賦仍應繼承《詩經》，以“風軌”“勸誡”為要。《詮賦》贊曰：“風歸麗則，辭翦荑稗”，再次總結了劉勰規範賦體的目的。
《頌贊》：“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
頌是《詩經》四始之一，內容特點是稱頌聖王之功德。以“容”訓“頌”，為經典常訓，不過，對於“容”之詞義，傳統訓詁有不同解釋。鄭玄《毛詩譜•周頌》：“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這裡鄭玄將“容”理解為動詞容受、包容。孔疏解釋“風雅頌”次第，稱“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謂之頌”，即用此義。然而，針對本處鄭注，孔疏卻明確指出鄭注不確：“頌訓為容止，云‘誦今之德，廣以美之’，不解容之義謂天子美有形容，下云‘美盛德之形容’是其事也。”孔穎達認為頌當訓為名詞“容止”。又《周禮•春官•大師》“曰頌”鄭注：“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鄭訓“頌”有二義，“誦”即朗誦、誦讀，對應“誦今之德”，“容”即動詞形容、稱美，對應“廣以美之”。
可見，故訓對“容”至少有三種理解：動詞包容、名詞容止、動詞形容。以上三義有何關聯？《說文•宀部》：“容，盛也。”（盛受之盛。）段注：“今字叚借為頌皃之頌。”因此，第一義容納為“容”之本義。而二、三義本字皆為“頌”。《說文•頁部》：“頌，皃也。”徐鍇《繫傳》：“此容儀字。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通作頌。後人因爾亂之，定以此為歌頌字。”“頌”本義為容止，並無褒貶色彩，由於古時歌者所誦為天子之容儀，必然加以褒揚，故而有“稱美”的語義內涵，因此，“容”之二、三義為引申關係，語義關聯為：容止（名詞，中性）→描繪容止、形容（動詞，中性）→稱美（動詞，褒義）。《釋名•釋言語》：“頌，容也，述說其成功之形容也。”劉熙已將“容”之容止義與稱美義調和，劉勰訓“頌”與《釋名》同意。
劉勰吸取故訓，同時對“容”的詞義進行了清晰的揀擇，明確了頌的文體功能是稱讚。後文稱“容告神明謂之頌。”“頌主告神，故義必純美。”“容體底頌，勳業垂贊。”屢次強調頌這一特點，亦是出於對當時文人的批評。劉勰指出魏晉時期的賦“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借助聲訓，《文心雕龍》提出了頌體應當主於頌揚稱美的規範。
溯源是《文心雕龍》聲訓的基本功能，體現在各類文體之中，當追溯的名源特點與當世的文體存在齟齬，則體現出劉勰的規範意圖。還須指出，這種意圖也體現在少量義訓之中，如《頌贊》：“贊者，明也，助也。”黃侃《文心雕龍札記》：“詳贊字見經，始于《皋陶謨》。鄭君注曰：‘明也。’蓋義有未明，賴贊以明之。故贊非讚美之意。而後史或全不用贊，或其人非善，則亦不贊。此緣以贊為美，故歧誤至斯。”劉勰通過訓詁，明確了贊體功用為闡發正文未明之義，後世以贊為純粹讚美之辭，則是偏離文體規範。
三、《文心雕龍》聲訓與文體辨類
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文體樣式更加豐富，積澱了一些寫法相似又不盡相同的體裁。系統地整理當世文體，不僅需要肅清經典文體的源流，還需要對後出文體進行歸類。《文心》聲訓探求文體得名之由，除了能夠確立文體規範以撥正文風，也起到了文體辨類的作用。《文心》有多篇涉及了不止一種文體，即是因為這些文體有相通之處，我們選取其中最典型的《論說》和《書記》，說明劉勰借助聲訓作出的文體統合與區分。
《論說》：“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
“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論說》開篇稱“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述經是論體的來源，敘理是論體的功用。劉勰以“倫”和“綸”訓“論”，這組同源詞皆從“侖”得聲，意義特點是有條理。《說文·言部》“論”段注：“凡言語循其理、得其宜謂之論。”論體即是有條序的說理之文的統稱。劉勰首先根據論理的目的，將八種論體分為四類：“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繼而通過聲訓與義訓，說明每種類別的功能。
以“宜”訓“議”。《說文·言部》“議”段注：“議者，誼也。誼者，人所宜也。言得其宜之謂議。”則議為合宜的言說；以“說”訓“說”，訓釋詞為悅懌之悅，則說為遊說之辭，目的是使人愉悅而聽從；以“轉”訓“傳”，“轉”之義為輾轉、中轉，“轉師”即經義的轉相傳授。《文心·史傳》：“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義同於此；以“主”訓“注”，是說注以解釋為主，《說文•角部》：“解，判也。從刀判牛角。”牛為大物，“解”字用刀判分牛角之象體現分解萬物的構意。正如庖丁解牛必須依照牛的筋骨脈絡，分解事物也必須遵循條理，在解的語義內涵中，也包含著條理，這與論的總體特點是相符的；以“明”訓“贊”，“明意”即輔助以使意義明確，即《文心·頌贊》：“贊，助也，明也。”；以“平”訓“評”，平理即平量情理以求公允；以“次”訓“序”，“次事”即依序申說內容；以“胤”訓“引”，“胤”字之象為血肉延續，詞義為承續，引申為率引，“胤言”即牽導篇辭”。
這八種文體，或為說解文章之附庸，如傳、注、贊、評、序、引；或為獨立的說理之文，如議、說。劉勰根據它們“理形於言，敘理成倫”的共性特點，將它們類聚於“論”之下，避免了文體分類的蕪雜。又通過名稱解詁說明它們具體功用的區別，起到文體辨類的作用。
《書記》：“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記之言志，進己志也。”
“譜者，普也。”“籍者，借也。”“簿者，圃也。”“錄者，領也。”
“方者，隅也。”“術者，路也。”“占者，覘也。”“式者，則也。”
“律者，中也。”“令者，命也。”“法者，象也。”“制者，裁也。”
“符者，孚也。”“契者，結也。”“券者，束也。”“疏者，布也。”
“關者，閉也。”“刺者，達也。”“解者，釋也。”“牒者，葉也。”
“狀者，貌也。”“列者，陳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己於人。”“諺者，直語也。”
《書記》是《文心》中包含文體最多的一篇。以“舒”訓“書”，取自今文經說。《孝經援神契》：“書，如也；舒也；紀也。”《尚書序題》孔疏引《書緯璿璣鈐》：“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以“志”訓“記”，亦明其記錄之義。蓋書記是一切箸於竹帛的文字的總稱。
劉勰根據使用範圍，將書記分為二十四種六類：“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曆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征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剌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在具體的名稱解詁中，劉勰以聲訓為主，間有義訓（如方、式）和形訓（如辭）。或言其功用，如“占”訓為“覘”，指占辭用來探求事物的預兆。“錄”訓為“領”，指目錄用來概括統領文章；或言其特點，如“檄”訓為“皦”，突出檄文論理，清楚明白。“簿”訓為“圃”，突出簿體類聚文體，如同圃中草木分別有序。文體眾多，道理相通，玆不逐個分析。
《書記》廁于《文心》文體論之末，實際上涵蓋了所有不能歸入其前篇目的實用文體。劉勰稱“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札雜名，古今多品。”黃侃《札記》稱讚此句“是真能悉文章之原者。紀氏乃欲刪其繁文，是則有意狹小文辭之封域，烏足與知舍人之妙誼哉？”7黃侃對文學的界定承太炎先生之說，《原道》篇《札記》稱“推而廣之，則凡書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謂之文，非獨不論有文飾與無文飾，抑且不論有句讀與無句讀，此至大之範圍也。故《文心•書記》篇，雜文多品，悉可入錄。”8劉勰將諸多文體歸入書記體，確是依據“舒布其言，陳之簡牘”這一特點，儘管這可能是處理文體雜類的權宜之舉，卻抓住了文學最寬泛的特點，與後世章黃之學以文字為文學之本的觀點遙相呼應。
四、《文心雕龍》聲訓的特點與歷史意義
在魏晉南北朝聲訓衰微的背景下，《文心雕龍》聲訓堪稱兩漢聲訓的餘暉。劉勰吸取了兩漢訓詁與經學結合的經驗，採用適宜說經的聲訓來為文體正名，在推尋名源中起到文體規範和辨析類別的作用，建構起前所未有的完善的文體系統。與此同時，無論從取材上還是規範性上，《文心雕龍》聲訓都在兩漢聲訓的基礎上有所推進。
從來源上看，《文心》聲訓大致取自三種途徑：其一，直接源自故訓，既包括經典的隨文注釋和小學專書：如《詮賦》以“鋪”訓“賦”，見於《周禮•春官•大師》鄭注：“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祝盟》以“明”訓“盟”，取自《釋名•釋言語》：“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也包括緯書聲訓：如前述《明詩》以“持”訓“詩”，源自《詩緯含神霧》，《書記》以“舒”訓“書”，取自《孝經援神契》。其二，繼承經典或兩漢經說思想。如《檄移》：“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禮記•樂記》：“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孝經•廣要道》：“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以“易”訓“移”，此為源頭。又如《史傳》：“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白虎通•諫諍》：“所以謂之史何？明王者使為之也。”以“使”訓“史”，是對兩漢經學傳統的繼承。其三，創制新訓。有些文體無故訓可資借鑒，有些則是劉勰不取故訓，於是選取音同或音近詞新制聲訓。如《箴銘》以“針”訓“箴”，《諧讔》以“隱”訓“讔”。
可見，對於兩漢故訓，劉勰並非直接因襲，而是有原則地進行揀擇與創新，明顯體現出聲訓為文論思想服務的特點。具體來看，《文心雕龍》聲訓呈現出兩個特點：
第一，通過聲訓強調文體的實際功用，體現文章致用的思想。《文心》聲訓的訓釋詞以動詞為主，大多提示文體的功用，這亦是劉勰去取故訓的原則之一。其一，從故訓的遴選看，劉勰多選取能體現文體功能的訓釋詞，如前述《明詩》訓“詩”取“持”而不取“志”。其二，從意義的闡釋看，劉勰在聲訓的補充說解中，通過語義指向的明確來突出文體的功能。如《詔策》：“教者，效也。出言而民效也。”以“效”訓“教”，為經典常訓。《釋名•釋言語》：“教，效也，下所法效也。”《說文•教部》：“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劉勰稱“出言而民效”，為故訓中的“上”和“下”賦予了具體內涵——“下”指百姓，則“上”指皇帝，從而凸顯教的文教功能。其三，當故訓所傳達的文體功能與《文心》的理解存在分歧時，劉勰便創制新訓。如《檄移》：“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檄是作戰時聲討敵方之文書。《釋名•釋書契》：“檄，激，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釋名》以“激”訓“檄”，突出了檄文激昂的文體風格，在補充說解中，又指明檄是下官針對主上之文體。清代畢沅《釋名疏證》：“案戰國以來始有檄名，或以諭下，或以辟吏，或以徵召，或以威敵，未有如此所云者。”劉勰不取故訓，或以其說無據。所選訓釋詞“皦”本義指玉石晶瑩潔白，引申為清楚明白，與“皎”同源。以“皦”訓“檄”，突出檄文的功能是揭示罪責，聲明征討的理由，因此需要寫得明白方能懾敵樹威。
第二，《文心》聲訓中存在一定數量的語言聲訓，展現了詞彙之間客觀的意義聯繫。根據我們的統計，《文心》文體論中共有39條聲訓，其中，訓釋詞與被訓釋詞具有明顯同源關係的共20條，約占總數的51％9。我們可以將其與《白虎通》聲訓情況進行對比，劉青松指出：“如果按照語言學標準把‘聲訓’看作‘推源’和‘系源’，則《白虎通》聲訓中只有‘以聲立說’與‘推測名源’中的少數例子屬於語言聲訓，大量的聲訓都不符合這個標準。因此《白虎通》聲訓是超出語言學範圍的。”10顯然，《文心》的語言聲訓大大超過了這個比率。值得注意的是，劉勰新創的聲訓主要是以同源詞作訓，如“牒者，葉也。”“讔者，隱也。”“占者，覘也。”都揭示了文體最本質的特點。可以說，劉勰吸取了兩漢義理聲訓的教訓，保持著對於意義客觀性的反思，避免因臆說而喪失說服力。
如果說《釋名》的《釋典藝》《釋書契》是以聲訓說解文體的濫觴，那麼《文心雕龍》聲訓的歷史意義則在於首次用經學的闡釋思路、小學的方法去系統地討論文學文體問題，堪稱小學、經學與文學結合的經典實踐。對於訓詁學而言，《文心雕龍》是兩漢以後聲訓的再次實踐，且向科學的語言聲訓邁進了一步。對於文學理論而言，《文心》通過名源的探求，展現了中國古代文體確立的理據，為齊梁以及後世的文體建立規範，並進一步完善了文體分類系統。《文心》樹立了以訓詁為文體正名的典範，在後世文論中有綿長的影響。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吳訥《文章辨體》、清代王之績《鐵力文起》等論著皆從訓詁學角度考察文體源流，可謂《文心》千年後之餘緒。
注释及参考文献：（向上滑动查看）
【1】據羅宗強統計，劉勰把文體分為三十四種，其中雜文又分為十九種，詔策分為七種，書記則包括二十五種，實共八十一種。見其《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華書局2019年，第292頁。
【2】可參見蔡仁燕《試析〈文心雕龍〉文體論中的聲訓》，《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黃益元《劉勰的聲訓意識》，《九江師專學報》1983年第1期；李婧《音訓釋名與〈文心雕龍〉文體论》，《文藝評論》2010年第2期；唐萌《拆碎劉勰的七寶樓臺——《文心雕龍》文體命題釋義方式研究》，《湘南師範學報》2012年第4期；王偲《〈文心雕龍〉“釋名以章義”中的訓詁方法》，《文化學刊》2018年第12期；吳澤順，王陽《〈文心雕龍〉文體聲訓釋名初探》，《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3】王寧《古代語言學遺產的繼承與語言學的自主創新》，《語言科學》2006年第2期。
【4】參見孟琢《論正名思想與中國訓詁學的歷史發展》，《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5】（清）紀昀《紀曉嵐評〈文心雕龍〉》，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第79頁。
【6】（清）劉熙載《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6頁。
【7】黃侃《文心雕龍札記》，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第85頁。
【8】同上，第17頁。
【9】我們對於聲訓的判斷主要看被訓釋詞與訓釋詞的語音關係，包括聲韻皆同（16條），韻母相同、聲母相近（14條），聲母相同、韻母相近（1條），僅聲母或韻母相同（4條），聲母和韻母皆音近（4條）。聲韻描寫主要參考郭錫良《漢語古音手冊》，同源關係的判定主要參考王力《同源字典》。
【10】劉青松《〈白虎通〉義理聲訓研究》，第39頁，商務印書館2018年。
参考文献：
董婧宸《〈說文解字〉聲訓與〈說文〉六書的形體分析——論〈說文解字〉聲訓的形訓特點》，《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8年第1期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
（清）紀昀《紀曉嵐評〈文心雕龍〉》，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
劉青松《〈白虎通〉義理聲訓研究》，商務印書館2018年
（清）劉熙載《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南朝梁）劉勰著，詹鍈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華書局2019年
孟琢《論正名思想與中國訓詁學的歷史發展》，《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王更生《文心雕龍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王寧《古代語言學遺產的繼承與語言學的自主創新》，《語言科學》2006年第2期
（韓）諸海星《淺論劉勰文體分類學的思想淵源與論述體例》，《勵耘學刊（文學卷）》2010年第2期
諸雨辰《弘道以文——文評專書與清代散文批評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
本文发表于《文献语言学》第十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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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训诂学、汉语词汇语义学。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汉语研究与社会应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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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主编：孟琢 谢琰 董京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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