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教育心理学家琳达•埃尔德：人类社会不倾向于让学校教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老师：“学校该不该布置作业？”

学生：“不该。论据是‘作业太难’。”

老师：“‘作业太难’是一个观点还是事实？”

其他学生：“是观点。”

在周轶君导演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第六集，一群8岁左右的小学生正在做锻炼批判思维相关的练习，给自己的观点找到能说服别人的论据。老师告诉孩子们，首先分清事实和观点，其次，论据应该是一个事实，且与观点是相关的，还有，只说一件事本身，不要向外扩散太多。案例中的老师认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尚未具备完善的抽象和逻辑能力，但一步步思考可以让他们学习如何明辨是非。

然而，‘辨是非’乃至‘辩是非’，就算对于今天的成年人而言也不是容易的事。抛开政治带来的隔阂，仅仅是技术变革本身就重塑了人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输入”获取、处理信息和“输出”创造、传递信息的两端，普通人的劳动均在一定程度上被外包给了算法。为了节省时间做更重要的事，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部分对信息的掌控。现在，人工智能算法的“黑箱”特性开始让研发人员也无法解释AI是如何以及为何会产生特定的结果。

信息是智识生长的养料。在有问题就“百度一下”的年代，人需要掌握的技能是检索信息，以及辨别信息的质量。而ChatGPT横空出世之后，在之前的技能之上，人还需要提出好问题的能力，以得到高质量的答案。

人们输出观点、创造交流的环境同样是“时过境迁”。在中文互联网兴起的年代，社交舆论发生地还主要局限在BBS、天涯社区，以及后来的百度贴吧等。二十年后，随着移动互联网普及和移动设备价格不断走低把舆论话语权移交到了新兴社交媒体——微博、微信、图文及短视频平台受众手中。网络舆论环境给普通人赋权的同时，也让人们参与公共讨论的习惯变成了期待“短平快”的即时应答、适合病毒式传播的金句热梗，交锋的深度随着安全空间被挤压而式微，众声喧哗消蚀了倾听彼此的耐心......

这就是新环境给人留下的挑战：人还要不要追求智识？如何从新的信息环境中吸收和创造？如何运用智识去过好自己的一生，并在社会中与他人共处？

思维决定行动。“批判性思维是一门思考思维的艺术，它思考如何改进思维。”“批判性思考者分析、评估、提升思维，他们中的最优秀者善于运用批判性思维审视生活的各个领域。”理查德•保罗博士和琳达•埃尔德博士在其合著的《批判性思维》（原书第四版）如是写道。他们是批判性思维教育的长期推动者。保罗博士在哈佛大学等多所高校讲授相关课程20余年。教育心理学家琳达•埃尔德博士提出了批判性思维发展阶段的原创理论。

“人类一直是追求理性的思考者，批判性思考一直是人类发展的一部分。”琳达•埃尔德博士在谈话和书写中反复流露出对西方古典哲学这一精神之乡的回望。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认同人的德性发展和求知是紧密相连的，“知识即美德”。

保罗和埃尔德把“成为公正的思考者”放在全书开篇。“公正”的内涵包括：需要理智的谦逊、勇气、同理心、诚实、毅力、笃信理性、理智上的自主。而且，他们强调真正卓越的思维能力并非来自孤立的理智技能，而是与美德相互依存的。然而，当被问及为何要对任何一个普通的思维学习者都提出这种近乎圣人的品德要求时，埃尔德回答，因为公正是人在伦理上应尽的义务。

在今天的语境下，他们提出的思维训练得到了认知科学的验证，也变得更加实用，试图帮助人们应对眼前的生活和社会，一个被科技、经济和政治搅动的后现代社会。也许，2024年的人们离AI还不够近，但距离一个能够安全质疑、公正思考、平等对话的环境却已经足够远。

记者‬：您为什么希望有批判性思维的人能成为一个公正的思考者，并提到同理心，谦逊，毅力等这些通常被视为品德而非理智的要素在形成批判性思考的作用？

Linda Elder：首先，我们想要弄明白的是，批判性思维在人的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或者说它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它应该帮助我们解决作为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做出最高质量的推理。而这需要人具有高度的批判性思维。人类创造了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我们生活在这些系统中，所以必须考虑不同角度的观点。当我们一致致力于这一思考过程时，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拥抱和体现公正。公正的思考是一种智力上的美德。

比如，我们安排了今天的会议，我答应参加。所以，我必须出现在会议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对彼此的义务。因此，是我们面临的问题、问题所处的情境决定了我们是否需要公正地思考，规定了人们回答问题应该采用的标准。比如，如果你辛苦了一天，回到家想独自休息，在这种情境下你没有对别人负有义务，那么就不需要“公正地思考”。

记住，是问题，而不是问题的思考者决定了我们需要进行的思考过程，包括需要考虑的观点。因为思考者总是可以说：我不想考虑某些信息，我不想公正地对待别人，我只想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而这有什么错呢？世界上很多问题的根源都是因为社会缺乏公正，人们之间缺乏同理心。我们没有在很好地拥抱、体现和培养这些理智的美德。人类历史上从未做到过这一点，我们从未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有过公正的批判性社会。高水平的批判性思维也一直主要局限于少数人。

我们在书中详细介绍了批判性思维的基本工具。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尽早接触这些工具，从幼儿园、一年级、二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大学及以后。

面临复杂问题，我们需要批判性思维来解决，比如地球的可持续性问题。现代社会中人类共同生活的方式一直在对地球造成极大的破坏，所有人都需要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回应这样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拥有最好的思考和公正的心。所以，“批判性思维”中的伦理维度不能被忽视。

记者‬：“我必须现在就要”的文化如何影响我们培养自己的思维？快速学习，似乎已经变成了在一个追求效率的社会中必备的能力。学生被鼓励快速完成任务。这似乎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趋势。这和您希望人们培养的深度学习的思考能力，是互相冲突的吗？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Linda Elder：毫无疑问，“我必须现在就要”的文化在许多方面对人类的理智和情感生活都是有害的。很多人内在的痛苦都是因为这一点。“必须现在就要”的心态是人类更广泛问题的一部分，即“肤浅”。而肤浅永远不能解决人类社会真正的问题，因为答案不是浮在表面上的。

现代人拥有很多东西，把它们丢掉再买新的；在社交媒体上寻求认同，因为不知道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与真正的人联系，在一个真实的房间里交谈。人们离深度学习越远，读到伟大文学的机会就越少，文化就开始消散，逐渐消失。

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我们抛弃了标准。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娱自乐，画点东西放在房间里，对你来说那就是美好的艺术品，但不意味着它是伟大的艺术品。就像文学一样，我们对伟大的文学是有标准的。当我们失去伟大的文学，人类就会通过平庸的、日常的、缩减的语言互相贬低。

在这方面，我们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在美国，高等教育的趋势越来越偏向技术。我们看到文学课程正在减少。从教育中拿走了经典文学，我们不能再直接地阅读苏格拉底，只能读到别人对苏格拉底的评价。尽管我们可以在教科书里读到别人对苏格拉底的看法，但这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原始的阅读材料，需要接触这些思想。人们需要拿一本真正的书在手里，打开它，阅读它。我们需要阅读。这是人类心智发展的最重要方式之一。

今天在哪里还能看到人们在学习伟大的文学作品？公共场所里人们在做什么？你会发现，主要是肤浅的东西。如果我们总是活在肤浅中，那么我们就不能开发出自身最高水平的能力，也不会做出最好的决定。

及时满足的需要还体现在食物消费上。“味道不错”“我不需要你告诉我它不健康，因为我根本不在乎”“我想要，就能得到”......垃圾食品就这样被卖给消费者，吃进身体里。

我非常担心今天的年轻人，手机已经像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他们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流逝，他们甚至是无意识地、机械化地滑动着屏幕。当然，互联网也是一种伟大的教育工具，正如我们现在能跨越国界像在同一个房间里交谈一样。尽管虚拟世界可以帮助我们放松，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始终对自己有所掌控，包括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拥有批判性思维能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理智的自律是人们在任何学科、职业以及任何需要推理的事情上取得成就的必要条件。

记者‬：您是否关注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OpenAI和Meta即将发布能够进行推理和规划的强化人工智能模型。学生运用AI撰写论文的情况在高等教育中也越来越普遍。比如，很多读者开始利用AI快速阅读论文，产出内容摘要。以前的教学模式是让学生精读文献，来进行思辨训练。再比如，可以用AI写SAT考试作文，它可以迅速“想出”多个角度的论证。您认为AI的出现，会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带来什么影响？

Linda Elder：我把人工智能视为类似章鱼的东西。它有许多触角，因此人工智能可以向许多方向发展，很多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例如，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制作适合你牙齿的牙冠？人工智能在医疗和工程领域能够提供很多帮助。比如，人工智能会为你的房子创建一个工具包、提供你正好需要的东西，而且不会对地球造成浪费。

互联网是好是坏？两者都有。人工智能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我认为对于教育来说，人工智能为教师设置了一个难题：作为教师我们可能无法判断学生是否在考试或论文上作弊。这对学校教育来说是致命的。学校教育失去了论文作业这一评估工具。学生完全有可能在写作上什么都学不到。有些人就是会作弊。当他们作弊时，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主要是在欺骗自己。不愿意付出努力，你就不会学到任何东西。

我认为，目前最好的办法是让学生在教授面前完成所有工作。我会让学生在课堂上写出答案，同时，他们在课堂上讨论自己写的内容，然后把改写的内容立即交给我。我们正在谈论的现实对我来说是令人困惑的，我看不出有什么解决办法。

人工智能对学生有什么帮助？显然，有一些帮助，就像维基百科一样。人工智能一方面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思考并帮助学生撰写论文，但它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编程者的影响。但是，我们现在不能阻止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我们在美国所说的狂野西部，没有规则。

记者‬：追溯“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它是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时代出现，后来西方社会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19世纪之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批判性思维”也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沉淀为一种思想传统。

是在没有受到上述人文主义传统深刻影响的社会里的人，比如老师和学生，对于他们来说，接受批判性思维的理念和训练，会有什么样的障碍？

Linda Elder: 首先，让我回应一下关于批判性思维有着悠久传统这一点，特别是在我们谈论西方文学时。尽管在历史上有许多人物对批判性思维做出了贡献或评论了其重要性，但直到20世纪末"批判性思维"这个术语才开始被使用。

这是人类发展的一部分。人类一直是理性思考者。我们总是在人生的某些领域或部分中进行高质量的思考，而在其他部分则不那么多。因此，一个人可能在工作中非常出色，但在个人关系上却无法进行批判性思考。这是非常常见的。

批判性思维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一直存在。批判性思维从出现到发展的脉络不仅存在于西方，也并不是“某些文化在批判性思维方面比其他文化更好或进步更大”。

虽然某些文化上的倾向可能会阻碍一个人学习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例如，一个人可能非常不愿意提问，因为他们被教导永远不要质疑，只接受答案。背后的原因可能与文化有关。但尽管有这些例子存在，我们仍然可以对逐个文化进行分析。但最终我们会发现的是，追求高水平的思考，是人类普遍的愿景。

当然，这里说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思想有很高的追求和兴趣，而是指一般而言，人们时刻面临着源源不断的需要推理的问题，我们总希望能做出的更好的决策。因此，批判性思维与所有人类的文化都相关。我们不应该过于关注学生文化背景上的差异，而是把书交给学生，教他们如何阅读和活动，学习其中的内容。当我们这样做时，任何文化或个人的障碍都会开始显现出来，学生会在活动中逐步克服这些障碍。

不同社会文化都会对培养的学生在思维上设定某些障碍。这些障碍我们可以大致归类为：“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和“社群中心的思维方式”。

我们每个人都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是无意识的。这些必须被带到意识层面。我们还有以社群为中心倾向。换句话说，趋同于群体的倾向。

你之前提到“必须现在就要”的社会，另一个常常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我必须得到认可”的心态。

人们会上网寻找别人对自己观点和身份的认可。他们会说些什么，然后有人会说，“是的，我同意你”“是的，那是对的”。而他们谁也不知道彼此在同意什么，可能只是想在彼此的陪伴中感觉良好。这是人类的一种倾向，但有更多更健康的方式来满足这种需求。

正是以社群为中心的倾向构成了最大的文化障碍，阻碍我们培养一个具有公正心和批判性的社会。

如果没有进行批判性质疑，你就不能进行批判性思考。如果你不在一个可以安全地这样做的环境中，那么你可能不会学会这种能力。也就是说，学校或任何教育机构的结构必须鼓励批判性思维。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人类社会不倾向于让学校教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现代学校的设计是为了服务商业。教育机构本身并不鼓励学生提问，因为如果鼓励学生提问，学生就会提问。

当然，在学生接受批判性思维的过程中仍然可能遭遇一些文化障碍。这比在小学时就开始教他们学会质疑要难得多。他们可能觉得不舒服。但我能做的就是不断传递信息，即：如果你不质疑，你就不是在进行批判性思考。

记者‬：如今的媒介环境更加复杂，甚至随处可见假新闻和偏见，受众也认识到新闻生产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带着“批判性思维”去读新闻意味着我们的大脑要做什么样的努力？

Linda Elder: 在每个国家，新闻中都会渗透该国本身的倾向。比如，如果我们的国家与另一个国家是朋友，那么我们的媒体通常会以积极的形象来呈现那个国家。

撰写这些报道的记者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这样做，看不到自己只是在接受文化本身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仅仅看一个国家的主流新闻，我们会基于自己的文化偏见收获更多偏见。其中一些与我们的国家以及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有关。

批判性思考媒体的人需要采取一些基本步骤。其中之一就是了解我们刚才谈到的，新闻总是会有偏向于自己国家的偏见。作为新闻消费者，我们应该能够找到替代新闻来源。这将帮助我们印证主流渠道的新闻。这意味着我们作为消费者，必须进行一些研究，找到可靠的来源。

现在的媒体环境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当人们告诉我，他们去Facebook上获取新闻时，我总是感到惊讶。当然，那里也有很多准确的新闻。但为什么从那里开始？相比在主流媒体上，在社交媒体上弄清楚实际情况会更加困难。我们至少可以从主流媒体的新闻开始，再进行发散——“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对待另一个国家的态度，让我看看是否可以从合理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点”。

批判性思考者应该意识到自己寻找的是各种合理的观点，寻找替代性的信息来源。现在有太多的新闻来源，可能会让人们辨别信息的过程变得困难。

这的确改变了我们对新闻媒体的看法和思考方式。在我和理查德•保罗教授所著的《批判性思维》（原书第4版）中，有一章是关于媒体偏见的。在那一章中，我们讨论了在现在的媒介环境下，关注媒体偏见和社交媒体方面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