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胜利:宋以后佛学思想少有建树

扬胜利问道 2024-02-14 05:36:05

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强化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始终成为两宋王朝在政治方面的基本国策,这对意识形态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宋太祖建国后,马上废止后周世宗的毁佛诏令。让佛教复兴,并派遣使者西行求法。宋朝管理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是左右街僧录事。隶属于鸿胪寺。宋徽宗时因为他的笃信道教,便将道士地位放在僧尼之上,烧经毁象,佛教遭到破坏,由于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故也能延绵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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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的形成、发展、兴盛是宋代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成就。理学在寻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对佛教既排斥又吸纳,客观上促进了儒释二元文化的彼此互摄交融,这才有了中国理学,同时也有力的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使之积极的立足并适应中土环境,自然需要自身改革。禅宗正是在这个时期结出的重要成果。宋代欧阳修是排佛者中最著名的一位,和韩愈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他直呼佛教为贻害无穷的“魔教”,在他的《本论》一文中甚至说出“千年佛教贼中国”之语。同时,他借编写《新唐书》之机,他以信不信佛来评价帝王的功过。欧阳修在其晚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竟然会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并自号为“六一居士”。后来将自己的文集也命名为《六一居士集》。并给小儿子取名叫“僧哥”,对佛法充满了虔诚,对佛法的态度可以说彻底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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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儒学影响最大的就是本体论的思维模式,佛教把心性论提升至本体论的高度。“心体”、“理体”是中国佛教心性论建构其形而上学体系时最为重要的思维层面。以心体为基点,将理体落实于心体,自然就形成了“心性本体”,这就是中国化佛教诸宗心性论的重点之一。但却有将心性本体具有实体化的倾向————将心性本体当做确定的、真实的存在,但与将实体视为独立存在、没有活动的“绝对”的西方哲学,已经迥然不同了,“心”成了既是众生解脱成佛的主体,也是世间“诸法”之所以“生起”“存在”的最终根据。宋代张载提出“气一元论”,认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而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气与太虚之间只是形态上的差别,两者却构成了一种相互转化的状态。这一观点与佛家“缘聚缘散”、“缘起”、“真如随缘论”和“缘散物坏”的说法何等相似。张载创立了关学,二程创立了洛学,张载和二程都认为《周易》很重要,但张载释易没有完全抛弃象数。而二程主张以义理解《易》,二程的思想比张载纯粹,但并不能说明二程对周易的理解已经完全超过了张载,二程称张载为“表叔”,张载的观点应该可能对二程有一定的影响。张载将“一阳一阴”理解为道。而道就是气的运动变化。而程颐将“一阴一阳”理解为气。支配“一阳一阴”的才是道。这是他们第三次讨论的话题“虚空即气”时所各自表达出来的观点。关于关学与洛学二者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关学出于洛学”,但也有人认为恰恰相反,张载非但没有对二程有因袭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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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却从张载那里吸取了不少东西用于扩充发展自己的洛学。在佛学“一心开二门”的影响下。程朱理学借鉴了“生灭门”的观点,而陆王心学则借鉴了“真如门”的观点。中国佛教自宋代以后对义学的发展少有建树。即是在清代最为兴盛的净土宗,也被认为在义学方面没有什么建树。上承明末清初的莲地和藕益,虽然对近现代净土宗走向有着深刻的影响,是近现代净土宗信仰的思想源泉之一,也未能有大的建树。莲地试图通过禅贤性净论对禅净双修进行改造,希望借此能够建立一个基于净土法门的禅净双修模式。同样,藕益也试图以心性论建构其信愿持名的修行模式,但其后学都不约而同的将重点落到了具体的实践层面上。心性论也被搁置、悬置起来,成了所有实践论与具体实践的潜台词。莲地要以净土宗为立场倡导禅净双修,其思想应该是“禅净同归”。而藕益则反对禅净双修,提倡单修土净意法门。也即“消禅归净”,并提出“背尘合觉,便名始觉,背觉合成,便号无名”。藕益确立了持名念佛的绝对有效性,宋代以后虽然佛教本身的思想理论少有发展和突破。但佛教对世俗的渗透却逐渐在加深。 文化长征创立者张胜利世界哲学思想纵横(第399回)收录于张胜利哲学思想系列专著《大道汜兮》。

康清浊录音整理 薛金银录制

张胜利著作:《吉祥如意经》、《大华般若波罗妙法经》、《大圆满经》《明月照千江》、《德道经》、《大道汜兮》、《大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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