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高速老龄化的基本国情。根据国际通用老龄化标准，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0%，或者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7%，即视为该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

我国自1999年开始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比例逐年增加，尤其在近些年，老龄化增速同比增长趋势迅猛。

延迟退休已经成为延缓老龄化共识

放眼世界，我国是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之一。55 岁的平均退休年龄早已不符合现阶段老龄化的基本国情，需要做出及时调整。

而“延迟退休”是很多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基本对策，并在整个政策过程中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教训。和延迟退休相比，汹涌而来公务员退休潮，却成为了我们这代人最大的难题。

在中国，延迟退休也早已成为缓解老龄化国情的共识。但“延迟退休”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酝酿、并于本世纪初被正式纳入到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讨论中，及至今日仍然处在讨论阶段、迟迟未能在全国范围内施行。

这一方面与经济下行、就业市场不景气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延迟退休政策多年来一直遭到多数群体的反对。

公务员退休影响我国财政负担

公务员所在单位是国家机关，行使国家公权力，不是什么服务行业。一般来说，现在公务员要求相对来说比较严格，再加上有很大一部分公务员都是非应届身份，因此在退休年龄到达后将会有着大批公务员退休。

而这大批的公务员退休，将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相当大程度的财政负担。

公务员退休金比企业退休员工高出不少，在部分人看来有失公平，就有人提出，能否在退休时设定金额，达到此金额时不得再涨，只能企业退休员工提升涨幅。除此之外，应该提高退休金低收入人群待遇。

如何解决当今社会的养老金问题

解决当前养老金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调平公务员养老工资，按正常缴纳的养老金发放就可以。不然延迟退休加上养老金缴纳上调，最后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退休金。

现如今养老金差距过大，最应当推行退休养老金上限政策。即缴纳养老金时，仍按照现今政策执行，退休养老金计算设置一个上限，超出上限部分不再计入退休人员养老金。同时推出个人商业养老保险，部分高收入阶层自费购买。

这样的政策，才能体现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就是一个普惠制的，带有国家援助性质的，公共的基本养老制度。商业保险制度，才是保障高收入阶层的根本之路。这样的政策不论是低收入者，还是高收入者，都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现今社会很公平的养老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及企业退休人员视同缴费的阶段，应该由国家财政填补。若退休养老金都由社保缴费池中出，社保资金肯定是亏空的。

对此，应当突出养老金制度的正向激励作用。需要做好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前后养老金制度的衔接工作，确保平稳过渡、逐步到位。

其次是针对目前养老金政策对延迟退休负向激励的现实，需要在科学测定养老金水平的基础上，平衡好退休前收入、养老金缴费、退休后领取水平的关系。整体过低且水平差距大的养老金替代率是职工延迟退休态度水平低的主要原因。

最后是通过提升延迟退休阶段的养老金发放水平，实现对临退休人员延迟退休后继续参保的激励，从而提升其延迟退休态度。

降低缴费标准，养老保险账户资金将更加匮乏，不利于养老保险制度的长久运行。因此不实行多交多得，长交多得，否则将会打击交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同样不利于制度的长久运行。

转变传统观念，树立正确的老年人就业观。现行退休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适龄退休”观念深入人心。观念的转变于组织、家庭、个人来说是一道攻坚题。

组织将“年龄大”看做职工的劣势，“结构年轻化”日益成为组织战略目标，这也不可避免的使其放松了对老员工的关怀。“老了各项能力比不上年轻人了，就该退休”也成为职工的普遍想法。

实际上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临退休人员在身体和心理上并不会对自身岗位产生明显的力不从心感，而且老员工的工作经验与新员工的工作热情可以形成互补效应。整个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不同角色人群共同努力，更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