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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诞辰，按照惯例，全世界各地的日本人都要以聚会形式来纪念，此时“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上海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对此事更是积极，他早早筹备，预计当天在日租界内的虹口公园举办祝捷会。

安昌浩和金永是两个逃亡到上海的韩国人，他们的家园同样深受日寇践踏，借着这次的机会，他们准备对日本人举行一次激烈的报复，但奈何自身能力有限。

于是在经过介绍之下，他们认识了当地的一个人。

在得到帮助后，尹奉吉、金永和李海莺三位韩国独立党人悄然潜入了日本的祝捷会，在白川的演讲达到高潮之际，猛然投出了炸弹。

在场的七位日军高层当场被炸死四人，其余三人也全部重伤，其中两人在送医途中也相继死亡......

这便是抗战早期著名的“虹口公园爆炸案”，虽然动手者是几个韩国人，但背后的协助者和策划者却是中国人。

此人便是王亚樵，一个“暗杀之王”，又是一个爱国志士，他的一生中，所策划、组织、实施的暗杀事件不计其数，但同时他又一生坚定地追求革命，然而最终自身亦死与暗杀，其复杂程度难以用三言两语概括。

1887年，王亚樵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之中，家境虽不富裕，但至少能供他进入私塾读书，当时还是晚清，考取功名仍是大多数人的理想，但王亚樵或许在读书上并无什么天赋，在府试中便被淘汰。

回到家乡之后，王亚樵便当起了一位教书先生，但他在课余时间里却到处结交江湖好友，在这段时间内，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变得深恶痛绝，坚定地走上了反清反封建的道路。

一开始，他只是在地方上搞些小团体，而在1908年加入了同盟会之后，王亚樵才得到了充分的指引，并且在几年之后策应辛亥革命，和一群同志成立了泸州军政府，自己担任了副司令。

在这之后，王亚樵便一直活跃在抗击北洋军阀的阵线上，他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但思想却无比激进，主张以暴力手段促成革命，1915年他第一次来到上海，就建议孙中山直接轰炸北京政府，因此被称为国民党中最激进的左派人士。

而当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以后，王亚樵更是对自己的主张深信不疑，他曾多次找到孙中山，想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暗杀组织，来解决那些军阀，但都被拒绝了。

王亚樵是个固执的人，他眼看革命大势摇摇欲坠，便在1917年出走，扎根于上海，开始自己组建势力。

他的性格刚正而仗义，为人凶悍但讲原则，很快就把上海工人团体中的安徽老乡们聚集在了一起，成立了一个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

名义上叫做同乡会，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帮派组织，后来因为每人都手持一把短斧，而被冠以大名鼎鼎的称谓——斧头帮。

斧头帮的势力在王亚樵的经营下迅速扩大，因为都是老乡，关系紧密，再加上帮主本人和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关系匪浅，当时雄踞上海滩的黑帮老大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对王亚樵也无不敬畏。杜月笙多次表示，王亚樵这个人是他惹不起的。

而王亚樵的初心始终不曾改变，他从未脱离过对中山先生以及三民主义的信仰，积极参加各类反军阀的活动，只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

1923年时，王亚樵组织了自己的第一起暗杀活动，对象名为徐国梁。

徐国梁是时任直系军阀齐燮元手下的淞沪警察厅厅长，统管着全上海七千多名警察，令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大为不满，他找到王亚樵，打算除掉徐国梁。

王亚樵接到任务后几经准备，最终于在严密的防控下，找到了徐国梁偶然去到一间浴室洗澡的机会，最终派遣手下得力干将，在十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卫护下顺利将徐国梁一枪毙命。

负责动手的人被警方逮捕，但很快便被王亚樵捞了出来，齐燮元因此而勃然大怒，直系和皖系甚至因此爆发了一场空前的大战......

此后的王亚樵在数位军阀间辗转，身份在江湖大哥和军队长官间不断转换，但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支援着革命军的北伐大业。

直到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背叛中山先生。

这件事令王亚樵出奇震怒，从此以后，他的刺杀目标就几乎蔓延到了国民党政府内的所有高官身上，乃至于包括蒋介石本人。

太乙村位于庐山牯岭，蒋介石在这里有一栋私人别墅，经常来此避暑，而1931年时，王亚樵接到他即将出行的消息，立即派出十几名杀手伪装成游客抵达庐山。

为了通过安检，他们把枪藏在挖空的金华火腿当中，某一日蒋介石在村外的竹林边散步时，正好被一个蹲伏在侧的杀手看见。

但谁也没想到，一个警卫正好走了过来，蒋介石跟着他便掉了头，杀手眼看就要错失良机，顾不得距离较远也只能马上开枪，结果两枪都落了空，自己被警卫当场击毙，这次暗杀就这样失败了。

事后，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蒋介石下令严查，其实不少人都知道是王亚樵所为，但奈何拿不住一点证据，也只能就此作罢。

已经失手，短期内自然无法再有动作，国民党内的“刺蒋派”经过讨论，决定调转矛头干掉宋子文，宋此时就任政府的行政院财政部长兼外交委员，是蒋介石的财源，杀掉他，就可以想办法威逼老蒋下台。

王亚樵二话不说，再次接下了这宗任务，为了保证成功，他甚至决定亲自指挥。

先是在通过从日本人手里买来的情报，王亚樵得以确定宋子文的行程：他将于1931年2月23日乘车抵达上海北站。

其实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王亚樵这次的计划，原本极有可能成功，但历史总是充满了无数惊人的巧合——时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田中隆吉，刚刚买通了一名杀手，准备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然后嫁祸中方、伺机挑起战争。

而重光葵同样于23日乘车抵达北站，并且和宋子文是同一辆火车。

这本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所以王亚樵自然不可能知道相关情况，但这一信息被他的一名手下探听到了，他火速准备去通知王亚樵，因为如果两起刺杀同时发生，那真是正中日本人下怀，他们不但可以达成目的，还完全可以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王亚樵，而且恐怕也没人会不相信。

斧头帮的骨干成员郑抱真为了避免酿成大祸，只好也登上了宋子文所在的那节火车，准备到时候提前一步报信。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23日，火车按时进入了上海北站，中、日双方的杀手早已经准备妥当，埋伏在月台周围各处，带着齐备的枪支和手雷。

但命运再一次展现了奇迹般的巧合：

宋子文

重光葵每次在车上都会睡觉，这一次却不小心被人提前叫醒了，他非常生气，车门一开便直接下车，登上了来接人的汽车离去了。

宋子文以为自己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追出来准备询问，车里的郑抱真一看到他急匆匆地出门，以为事情泄露，赶紧冲出去对天便开了好几枪。

一时间站台边乱成了一团，王亚樵听到枪响，以为行动出现意外，掏枪就赶了过来，大家在一团雾水中胡乱射击。

而此时重光葵的车听到枪响，马上飞快开走了，只留下了宋子文和他的机要秘书唐腴胪，日方的刺客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已经提前离开了，根据面貌特征和身材大致判断，他们以为唐腴胪就是重光葵，于是直接开枪连射，唐腴胪当场被击杀。

由于现场太过混乱，王亚樵方面的人看到宋子文那里好像有人中枪倒地，以为计划已经成功，便发出了撤退的信号......

这一二刺杀案，虽然未得成功，但足以让王亚樵名震天下，在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已经陆续组织刺杀了安徽省建设厅厅长张秋白、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等人。

在开头便提到的，1932年日军的祝捷会上，王亚樵又直接炸死了白川则义，有意思的是，当年侥幸逃过一劫的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这次事件当中就没了那么好的运气，当场深受重伤，胸部严重烧伤、左腿直接被炸断。

抗日期间，一腔爱国热血的王亚樵更是活跃非常，大小汉奸死在他手下的不计其数，但他的目标永远都是首脑级人物。也因此被日本人称作“人间魔鬼”。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后的采访环节中，一位青年记者孙凤鸣拔枪连射，大汉奸汪精卫直接倒在了血泊之中，虽没有当场毙命，但也在不久后便一命归西......

但这次刺杀为王亚樵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因为它本来还是为了杀掉蒋介石而策划的，只是老蒋当天恰好没有到场，所以事后，蒋介石严令戴笠必须马上逮捕王亚樵。

在全面围捕之下，王亚樵被迫从香港逃亡广西梧州，最终决定前往延安参加真正的红色革命，但就在这个时候，他一位老部下的夫人余婉君忽然来到梧州，因生活困顿而向王亚樵求助。

实际上，余婉君早已被军统策反，她本就是个轻浮舞女出身，丈夫余立奎被捕后，她一直受到王亚樵经济接济，但在戴笠的威逼利诱之下，不但将王亚樵的情况悉数透露，而且还亲身前来参加抓捕行动。

1936年9月20日，余婉君以有事相商为理由，将王亚樵骗到自己的住宅，他刚一进门，早已埋伏好的特务们便一把石灰撒在了他的脸上，即便如此，王亚樵仍然拼死抵抗，击伤特务数人。

眼看没法生擒，特务们只好掏出枪来，王亚樵在身中数枪之后倒在地上，随后特务们包围过来一顿砍杀，王亚樵终是当场死去。

身为一个早期的同盟会斗士，王亚樵一生杀人无数，却从不错杀，即便当初在上海北站令唐腴胪误死后，还特意给唐家送去了很大一笔补偿。

他只是乱世中一个特立独行的好汉，正如后来毛泽东亲自点评时说的那样：

杀敌无罪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这或许便是最中肯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