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夏朝的地位曾被视为无可置疑，然而，三千多年的信仰在近代却遭遇了西方学者的质疑。西方基于缺乏考古和文字证据的理由，拒绝承认夏朝的存在，将商朝视作中国的首个王朝。然而，他们却不遗余力地讨论缺乏考古依据的“印欧人”或同样没有文字证据的特洛伊等话题，显得颇为矛盾。

受这种西方观点影响，夏朝的存在与否似乎成了一个“争议”的话题。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指出：“在实际情况中，约95%的领域专家认为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朝，只有5%的人持保留意见，而完全否定夏朝存在的国内专家几乎没有。”

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国的专家普遍认同二里头遗址是夏朝晚期的都城，几乎没有领域内专家否认夏朝的存在。这一共识并非源于民族自豪感，而是基于历史文献和与之相符的考古发现。

位于洛阳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过去一百年，中国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除了二里头，河南省南阳的八里桥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夏文化研究的又一空白，更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史书的可靠性。

在上个世纪，考古学家在河南南阳方城县的券桥乡大程庄村发现了八里桥遗址。这个遗址的面积达135万平方米（目前只发掘了1800平方米），设有大型环壕，采用“多网格”城市规划，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和玉器。其中，象征诸侯王权的石钺的出土，进一步表明该处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高等级聚落。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学者们终于对八里桥遗址的性质和与二里头的关系给出了明确答案。河南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梁法伟表示：“八里桥遗址在聚落布局、功能区划、陶器组合和器物形态上，与二里头遗址高度一致，显示出二者间的紧密联系。”可以说，二里头是“源”，而八里桥则是“流”。

考古发掘人王豪进一步指出：“该遗址有墙垣、道路等设施，出土的大型夯土基址、祭祀坑等重要遗迹，揭示了八里桥遗址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地位。”因此，八里桥遗址在夏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八里桥遗址考古现场

目前，中国考古界已将八里桥认定为“夏王朝区域中心城邑”，属于“夏王朝的次级中心聚落”。

巧合的是，八里桥遗址所在的方城地区，正好是先秦史书中记载的一个重要诸侯的地盘。先秦《世本》提到：“鄫，鄫氏，分封用国为氏，鲁有鄫鼓父。”而《国语》中提到的“杞、缯则大姒”，以及《左传》中“致方城之外于缯关”的记载，均表明初期的缯国在今河南省方城县境内。

商朝建立后，鄫国并没有灭亡。甲骨文中有关于武丁南征的记录，其中提到“我”、“舆”、“曾”出兵协同作战，显示出鄫国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周朝建立后，鄫国同样未遭灭绝。《国语》记载“有夏虽衰，杞、鄫犹在”。上世纪在湖北京山一带出土的曾子斿铜鼎铭文中提到“惠于剌曲”，而“剌”字与“烈”相通，学者马承源在其著作中指出，“剌曲”就是“烈曲”，也即是姒姓曾国始祖“曲烈”的倒文。

从这些传世和出土的文献来看，八里桥遗址的主人应该是少康之子曲烈，此地就是曾国的发源地，延续了1400多年。

更重要的是，八里桥遗址出土的一些零星文字，学者蔡云章等在《八里桥“刻划符号”与夏代文字》一文中证实：这里出土了“自证性文书资料”，证明史书记载的姒姓曾国的始祖号“曲烈”，说明八里桥确实是姒姓曾国的始封地。

史书记载与考古发现的契合，彰显了中国史书的可信度。

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来看，南阳方城一带一直是高度重视的战略区域。夏朝对此不必多言，商周时期同样如此。商朝时期，湖北武汉市黄陂区有“盘龙城遗址”作为据点。在经历了九世之乱后，商朝一度放弃该遗址，但在武丁时代恢复了强盛，再次通过方城地区向南进军。

周朝建立后，也将有能力的将领封于战略要地，或在敌人势力较强的区域，比如齐国、燕国和鲁国，南宫括的随国亦是如此。随国位于湖北随州，后来灭了姒姓曾国，因此也自称曾国。

为何夏商周对方城地区如此重视？原因很简单，八里桥遗址的地理位置是连接中原与江汉平原的关键咽喉，这里拥有著名的随枣走廊。掌控此地，既能获取南方丰富的资源，同时也能保障中原和二里头王都的安全，防止南方势力北上。

对于夏朝存在与否的争论，实际上只是一个伪命题。考古证据已经证明商朝之前必定有“王朝”，如二里头与八里桥遗址之间的关系便是明确的例证。商朝自称为“商”，周人称之为“殷”，难道“殷朝”就不能代表“商朝”吗？

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史书的可信度极高。八里桥遗址与史书记载的对应关系就是最好的证明。类似的案例在中国数不胜数，都是在史书记载的范围内，通过现代考古发掘的成果，如二里头遗址，便是依据史书记载而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