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是人类社会的头等灾难，就比如这几年的新冠疫情，即使是在医学发达的现代社会，面对这场灾难也是束手无策。放在古代，瘟疫就是古人生命的杀手。

特别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17年发生的一次规模史无前例的大瘟疫，比以往时候都来得更猛烈些，几乎户户都有亲人过世，更有一些家族因此绝后。

那么，这一场瘟疫，到底恐怖到什么程度呢？在当时，人们又通过什么手段，来抵抗这一场瘟疫的呢？

根据《三国志》中记载，建安22年正月，魏王曹操在安徽省屯粮扎营，意图亲自举兵进攻孙权。然而到了三月，曹操刚到吴国领地不久，便引军还，班师回魏。

曹操此时已经万事俱备，为何会急匆匆的撤退呢。虽然史书上并未明确说明，但是从后代的《后汉书》可以知道，魏军在进攻途中，遭遇了“大疫”。

史书上，对于这场疫情的记载少之又少。但是，能使骁勇善战的魏军紧急撤退，这场疫情的规模以及感染力可见一斑。

当时这场疫情的亲历者，曹植，更是做了一篇《说疫气》的纪实文，来描述眼前这场触目惊心的疫情——“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我们都知道，在东汉末年时局动荡，盗寇四起，整个社会跌宕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为了生存四处逃难，流离失所，保暖靠褐布麻衣，能吃上的只有一碗小米粥。

都说在古代，战争和瘟疫是夺取百姓生命的两大杀手。建安二十二的瘟疫，无疑让百姓们雪上加霜。以至于，每家每户都有僵硬的遗体，日日夜夜响彻着悲哀的哭号。

古代人民的温饱尚且无法解决，又能拥有多么干净卫生的生活条件呢。

在落后的社会条件和医疗手段下，即使是普通的流感，百姓没有营养补充也很难熬过，而这一次“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的瘟疫，让不少人家因此断子绝孙。

相反，出身名门望族的富贵人家就不一样了。他们因为经尝山珍海味，身体素质就比百姓强不少；再加上他们生活环境好，与病毒接触的机会也不多。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贫苦人家哭嚎亲人去世，遗体都来不及埋葬的时候，贵族们还在吃好喝好，高枕无忧，仿佛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在疫情发生期间，曹植除了作《说疫气》来记录疫情实况，还给好友吴质写了封书信——《与吴质书》，来向他倾诉身边好友因疫情而病逝的伤痛。

他所说的朋友，正是在文学领域上的造诣极高的建安七子。

他们不仅擅长诗词歌赋，还是曹操爱戴的部下，官位显达，也是曹植在文章上的挚友与知己。

然而，建安七子里面，就有五人病逝于这场疫情，他们分别是王粲、徐干、陈琳、应瑒及刘桢。

早在曹操进军东吴的征战中，王粲就跟队远征。没曾想，疫情从军队里面扩散开来，王粲感染瘟疫后，没几天便一命呜呼。其他的四位兄弟也无一幸免，在那之后相继离世。

多年的知己们被瘟疫夺走性命后，曹植是放声大哭，悲痛不已。此后，东汉末年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低潮。

因这场疫情去世的名人除了他们，还有一位曹操的心腹秘书——司马朗，即司马懿的大哥。他是一名大政治家，曾任丞相主簿、兖州刺史等职，是深得曹操重视的一代能臣。

并且，当疫情在军队间扩散的时候，司马朗前亲自前往抗疫，给士兵们送药问诊，亲力亲为。然而自己却不幸感染，没能救治成功，殉职时才47岁。

瘟疫的传播范围不仅在燕云十六州，更是遍布到了江东地区。鲁肃，我们熟知的吴国谋略家，曾在赤壁之战辅佐周瑜作战，也因为这个瘟疫而不治身亡。

毕竟在二月份，曹操从安徽进攻江左的时候，就是鲁肃亲往前线部署的，在那个时候从军营里感染瘟疫，也是有可能的。

建安二十二年大疫的发生原因，有人觉得是天降横祸，瘟神作法，因而四处求佛拜庙；也有人觉得是阴阳失衡，人体五行缺失，便去请教风水先生。

虽然这些说法都不科学，但是可以看出，古人对发生疫情后，还是会积极地想办法解决的。其中也不乏有一些有效的措施。

在这一场疫情爆发后，很多家庭丧父丧子，家里没有劳动力维持生计，曹操也及时颁布了赈灾令，让官府救济百姓——给每家每户救济粮食和衣物，特别关照老弱病残群体；同时对于一些贫寒的家庭，以及没有妻儿的老人，政府对他们免除徭役和赋税。

虽然曹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仍然遏制不住疫情扩散的速度；而群雄割据的征战也仍在继续，老百姓依旧过着战争与瘟疫，双重压迫的日子。

面对瘟疫，民间又会采取什么行动来防范呢。其实，早在秦朝，人们就会用隔离病人来切断传播途径了。

在从秦皇陵发掘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就有记载，当时秦国上下苦麻风病的传播久矣，于是官府将病患其中隔离在郊区的“疠所”，这才控制了麻风病的肆虐。

还有一种防疫措施，那就是艾炙。古人们把艾叶做成的艾条点燃，用尖端去熏烧病人的穴位，从而调节病人的经气脉络，达到治病预防的目的。

张仲景著名的《伤寒炸病论》，正是在经历了这场疫情后所作的。这本书籍讲述了大家该如何防范瘟疫这类传染病，为后世人们的防疫工作提供了理论的经验。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如今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我们拥有了更好的医疗条件，面对传染病和疫情，也有了更多的信心和能力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