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1940年11月，彭雪枫八路军第四纵队第6旅一度发生耿蕴斋、吴信容和刘子仁三位团级干部带领部队叛变的严重事件。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11月底，第6旅17团在团长刘子仁和政委蔡永率领下夜袭永砀公路上日伪军据点——薛湖，虽歼灭了大部敌人，但有两个炮楼没有打下，天已快亮，只好撤出战斗。随后，三个营分散进行休整，准备再战。

不料，这时却发生了叛变事件。

10月以来，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四纵队主力正在淮上对日作战，永城以北没有主力。国民党第92军军长李仙洲暗中策动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第6旅17团团长刘子仁和18团团长吴信容叛变。

其中，抗战前夕，耿蕴斋是肖县国民党区长，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拉起一支队伍，后编入新四军，任第六支队三总队长。1940年8月，他调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员。耿极为不满，认为是明升暗降，夺了他的实权，于是擅自带着警卫连离开司令部，回到肖县随吴信容部一起活动。吴信容原任6旅副旅长兼18团团长，1940年夏旅长潭友林调回延安，吴认为自己应升任旅长，可后组织上派饶子健担任旅长。吴耿耿于怀，不服从领导，并常和耿蕴斋来往频繁，后来发展到不听指挥，私自把部队拉出来，单独进行活动。

对此，四纵队派边区党委书记、6旅政委兼保安司令部政委吴芝圃去做他们的工作。总的部署是，尽量争取他们回来， 实在不行，则依靠17团团长刘子仁以请客为名将两人扣留。饶子健和吴芝圃这样部署，是认为17团团长刘子仁平时表现不错，又入了党，政委蔡永和其他团领导多是老红军，部队党员占20%多。但却没料到，刘子仁是个伪装革命的投机分子，早就暗中起了异心。他闻讯耿、吴在肖县单独活动后，趁政委蔡永去旅部汇报工作之际，以攻打薛湖敌伪据点为名，将团直属机关和1、2营拉至他的家乡永城东北的姜楼、王楼一带，靠近耿、吴，并常与耿、吴来往。

当刘子仁接到边区党、政、军委员会关于解决耿、吴问题的密令后，当面表示坚决执行，暗中却密告了耿、吴，并与12月9日与耿、吴在自己家里密谋了一天一夜。

12月10日，吴芝圃一行八人，按原定计划抵达17团驻地附近的东曹庄。当晚，吴芝圃主持召开会议，决定以刘子仁的名义请耿、吴于11日上午12时来刘部驻地吃饭，由吴芝圃出面做他们的工作，然后再视情况行事。可是，刘子仁派人给耿、 吴送请柬时，又私自写了封密信，说：吴芝圃带了神枪手吴守训，将以举杯为令谋害你们，吴、耿兄千万不能来，这是摆的“鸿门宴”。请柬和密信连夜送走后，刘子仁又于10日两次暗中去吴信容部，与吴、耿共同策划叛变步骤。

一场杀气腾腾的大逮捕即将开始了。

11日上半夜，刘子仁在17团开始逮捕所有的党员和红军干部。17团原政委王静敏、政委蔡永以及营连干部都被关押起来了。

12月11日上午，吴芝圃等人在刘子仁驻地等人耿、 吴时，一直不见人来，怕有意外，派地委书记李祖明去了解情况。李去后被耿、吴扣留，到后半夜才脱身逃出，向吴芝圃报告说：“耿、吴已把我们的干部全部扣留，现耿派骑兵30多人带三挺机枪来武装请你去。”与此同时，哨兵发现骑兵部队已包围了驻地。为了尽量挽回损失，说明事情真相，争取广大干部战士，吴芝圃决定亲自去耿蕴斋、吴信容处，面对面地进行说服工作。

吴芝圃到后，耿、吴慑于芝圃平时的威望，不敢轻易动手。 吴芝圃与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傍晚，吴信容让吴芝圃休息，派了三个士兵看守，实际上把他软禁了。

事件发生后，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决定立即进行处置，提出了“坚决打刘，孤立耿，争取吴”的策略， 并于13日急令5旅14团和6旅16团主力分别由淮上和涡北开往肖、永边区，准备对叛军进行围歼。

三天后，在五旅滕海清旅长和张太生副旅长的率领下，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部队到达刘子仁部的王白楼附近地区。经过几次作战，给刘子仁以重大打击。但是，耿蕴斋、刘子仁和吴信容最后还是叛变投降了国民党。

可是，三人到了国民党，一直不受重用，刘子仁和吴信容又投靠日军，1942年吴信容病死。耿蕴斋被汤恩伯委以国民党苏鲁豫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没有兵权，闲人一个。抗战胜利后，刘子仁被国民党军收编，担任新编54师师长。解放战争爆发后，耿蕴斋眼看国民党腐败不堪，于是逃离汤部跑去解放区，向人民政府悔过自新。1951年耿蕴斋被人民政府羁押，不久释放，回家务农。但是，他的子女多人参加了革命，结果在镇反运动中，他当年的罪行没有被追究。1962年，耿蕴斋在家病逝。

刘子仁叛变到国民党军中，也一直没地位，八九年一直只是少将师长，多年未升一级。1949年冬，刘子仁走投无路，跟着国民党溃兵逃向四川，最后改名换姓在巴中宣布起义。1950年在“镇反”运动中，他被查出，不久在河南商丘地区处决。1960年12月，按照对起义将领以前罪行一律既往不咎的政策，刘子仁又被河南省高级法院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在刘子仁叛变大抓捕时，后为21军政委的徐春阳中将是17团2营的政治干部。他与其他干部一起被刘子仁关押。随后，他们组织起来，冒死强行打死看守哨兵，夺取机枪，突围出去后跑到6旅旅部报告事变。在突围中牺牲七位干部。80年代，徐春阳中将来到当年七位烈士牺牲的地方，谈起此事主角之一刘子仁，感慨万千地说：

“”不管怎样， 我党我军虽对国民党起义人员有‘既往不咎’的政策。可是， 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名八路军的团长，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策应敌人对我军的进攻，带着部队叛变，叛变后随反动派军队与我军作战，破坏根据地民主政权，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土，压榨根据地人民，罪大恶极，罪有应得。这就是历史。有人还企图把他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后代还要求补偿损失，安排工作，更是可笑了。后代不应受株连，但也不能想靠‘平反’来沾光。我认为应实事求是地评判刘子仁:他开始抗日有功，后来叛变有罪，起义过来应予宽大，但绝不能称为革命烈士。他的微功抵不了他的重大罪过。”

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解放军十大统帅鲜为人知的历史》一书记述了此事，该书为该社的年度畅销书，曾经名列中国军事畅销书热卖榜第一名（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