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人类战争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骑兵都是当之无愧的最强兵种。无论哪一支军队能够拥有足够规模且训练有素的骑兵，几乎就意味着在野战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动权，不用打就已经赢了——毕竟步兵可以击败骑兵一百次，但两条腿的无论如何也跑不过四条腿的，所以只能击溃却无法重创或全歼敌人，但人家却随时都能卷土重来。而骑兵只需要击败步兵一次，对于后者来说就是末日。

典型如高粱河之役。是时宋军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以幽州城（今北京）为诱饵吸引辽军援兵，试图一战歼灭其野战机动兵力，继而燕云十六州必将唾手可得。

可以说宋军的战术设计很高明，执行得也非常坚决。耶律奚底、萧讨古、耶律斜轸、耶律沙等辽国宿将所率领的各路援军玩了老命，也无法冲破宋军坚不可摧的步兵方阵，反而被缓缓推进的宋军挤压得不断后退，离幽州城越来越远。

但持续20多天的战斗使得宋军已成强弩之末，相反辽军虽屡战屡败却越败越强。为啥会出现这种诡异的局面？因为宋军基本都是步兵，是靠装备优势和无与伦比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并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严阵以待才能阻挡住辽军的攻势。可人毕竟不是机器，会疲惫、会懈怠、会溜号更会心存侥幸，而且这些负面因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于是宋军赖以维持胜势的步兵大阵就愈发的漏洞百出。

相反辽军基本都是骑兵，所以他们甭管败了多少次其实损失都不大——打不过就跑呗。同时依仗着机动性的优势，他们在轮流休整的同时，还能无休止的袭扰和消耗宋军，使得两军的体力和士气差距越来越大。

因此当耶律休哥部赶到战场并发起总攻时，宋军就彻底崩溃了，被“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辽史·卷八十三·列传第十三》）。连宋太宗赵炅屁股上也挨了两箭，不得不夺过辆驴车连夜狂奔，这才捡回一条命，但也因此被后人调侃为“高粱河车神”。

类似的一幕也发生在西汉天汉二年（前99年），刘彻派李广利率军远征匈奴，又打算让李陵为其运送粮草。但李陵立功心切，想独率一军出征，可刘彻已经凑不出他这一路部队所需的战马了。初生牛犊的李陵根本不在意，说自己光靠步兵一样能打胜仗：

“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列传第二十四》）

于是李陵便率5000步兵独自出征。他们从居延（今甘肃酒泉）出发一路北上超过千里，在浚稽山（今蒙古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源以南）遭遇了匈奴主力。最多时李陵带领的这支孤军被近20倍的敌军包围，而且匈奴人基本都是骑兵，这仗根本没法打，所以只能撤退。

汉元帝时的名将陈汤曾对汉匈间的战斗力对比给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即“胡兵五而当汉兵一”（《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列传第四十》），也就是后来人们更熟悉的“一汉顶五胡”。但事实上老陈很可能是谦虚了——8万骑兵收拾5千步兵，要放在一千多年后的宋明等朝，那就相当于热刀切黄油，没准能近乎零伤亡的结束战斗。可放在李陵的手底下，汉军远则强弩利箭，近则长刀铁甲，让匈奴人占尽优势却无处下嘴，还经常出现骑兵被步兵撵着屁股跑的这种颇具喜剧色彩的场面。

李陵就这样率部辗转千里，期间无数次击退匈奴人的疯狂进攻，杀敌过万，自身仅伤亡千余人。然而就在距离汉境不足百里处，他们的箭矢射光了，再也无法突破匈奴人的包围，最终只能投降。

这就是步兵的悲剧。哪怕你再怎么强大、再怎么努力，哪怕打赢了九十九仗，很可能也无法击倒敌人；相反自己只要输了一回，那就是末日，之前的一切胜利与辉煌，都成了无用功。

这就是冷兵器时代骑兵的可怕之处。

从黄帝北逐荤粥到满洲入主中原，华夏五千年的历史基本上可以总结为一部中原农耕民族与塞外游牧民族的战争史。既然人家游牧嘛，那么哪怕穷得叮当乱响，也不会缺了战马。因此倒霉催的中原王朝在过去几千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不得不直面铺天盖地而来的草原骑兵。

而对付骑兵最好的办法，当然也是骑兵。

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深入漠北，去跟匈奴人决战。这一战是整个西汉210年间汉军远征距离最长、出动规模最大、作战最艰苦的一场战役，也是战果最辉煌的一次——卫霍共歼灭敌军主力9万余人，迫使伊稚斜单于西逃，导致匈奴这个百蛮大国不得不出现了“幕南无王庭”（《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五十》）的尴尬局面，标志着危害西汉百余年的最大边患至此不复存在。

但为了这场漠北之战的胜利，汉武帝刘彻可谓是豁出了棺材本。为了给卫霍凑齐那10万骑兵，这位汉武大帝把地皮都刮出了火星子，才将将划拉出14万匹战马（理论上要发挥骑兵的机动性优势，起码应做到一人双马，后来的蒙古人甚至能做到一人三马）。而为了让这些宝贵的骑兵和战马不至于饿肚子，他又动员了50万之巨的步兵临时改行当起了支前队，推着小车一边拼命的撵着卫霍的马屁股吃土，一边络绎不绝的将粮草押送至前线。

然而等卫霍凯旋归来，刘彻揪着一帮会计关起门来一算账，再打开门时，大家发现这位皇帝陛下的脸都绿了。

为啥？损失太惨重了。有多惨重？刘彻他爹和爷爷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的攒了几十年才攒出来的钱粮，被这几十万的人吃马喂近乎消耗一空，这个倒在意料之中；汉军在战场上损失了上万兵力，这个不算离谱，甚至可以说好于预期；但让刘彻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是战马的损失：

“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差不多汉军每宰掉一个匈奴人，都要付出一匹战马的代价。这样的交换比别说刘彻了，从秦汉到明清的任何一个皇帝都受不了、都得疯。

让刘彻们更受不了、更想疯的是，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战马损失可能汉军更惨重。但只要给出两三年的闲功夫，他们就能变戏法似的弄出更多的战马，毕竟养马人家是专业的嘛。可在中原呢？战马的恢复能力能被甩出八条街去——直到漠北之战过后20年，刘彻都无法给李陵麾下的区区5千人配齐战马，就是明证。

为啥在漠北之战后汉军不是打败仗就是被迫停战？除了国力耗尽以及卫霍之后“蜀中无大将”外，最大的原因就是战马的供应跟不上趟了。而汉军的下一次大规模骑兵出击，要等到本始二年（前72年）汉宣帝刘询发16万铁骑、分五路大举进攻匈奴，并一战将之彻底打服。

也就是说以西汉最鼎盛期间的国力，也足足花了近50年的时间，才能将漠北大战中损失掉的十多万匹战马补充齐全。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句骊之役，此战唐军斩首4万余级，基本将高句骊的野战机动兵力消灭殆尽，同时收复了辽东，自身损失兵力不到两千。尽管如此，李世民却非常沮丧——“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为啥？除了没能一次性的将高句骊灭国，可能触动了这位一生无敌的马上皇帝的“精神洁癖”外，唯一能让李大帝痛彻心扉的恐怕就是“战马死者什七八”了（本段引文皆出自《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第十四》）。

在我们印象中好像从来不缺骑兵的汉唐都这么惨了，更甭提似乎从来都是靠两条腿打仗的宋明了。

就拿明朝来说，本来是不缺马的。毕竟蒙古人占据中原上百年，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弃耕还草”——截止元亡之时，这帮从不忘本的蒙古人已经在中原大地上开辟了上百处大型牧场，仅蓄养的战马就有几十万匹之多，其中的大多数都便宜了朱元璋。

所以明初时的骑兵还是很猛的，像常遇春、傅友德、李文忠、冯胜、蓝玉等将领都以善于使用骑兵突袭而著称。可问题是朱元璋、朱棣这爷俩太好战，以至于明朝开国的前50多年里几乎每年都在打仗，光是大规模的北伐蒙古就有将近20次之多，期间战马消耗无数。同时自两宋以来中国人口暴增，人多地少的矛盾愈发突出，所以等到爱好放牧的蒙古人被撵走之后，他们开辟的牧场又迅速被“弃草还田”，当然无法再源源不断的为明军提供战马了。

而明朝在西北地区的实控区基本不过嘉峪关（包括哈密卫在内的关西七卫以及乌斯藏都属于羁縻区，无法实控，更无法随心所欲的收取资源），对九边防线以北的塞外以及除辽东以外的东北地区的实际控制时间也就20年左右。所以这些汉唐等朝的主要战马来源地，都与明朝无缘。

所以明初时明军彪悍的骑兵历史非常短暂，甚至到了洪武末年时战马供应就到了捉襟见肘的程度：

“我朝自辽东至于甘肃，东西六千余里，可战之马仅得十万。京师、河南、山东三处马虽有之，若欲赴战，猝难收集。苟事势警急，北平口外马悉数不过二万，若逢十万之骑，虽古名将亦难于野战。”（《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三·洪武三十年五月》）

为了弥补开国二祖“败家”搞出来的亏空，终明一朝朝野上下都在拼命的改革马政。为此不知投入了多少钱粮、搞出了多少回民不聊生，但直到明亡，明军的骑兵部队也未能恢复到刚开国时的规模。

所以为啥在明中期以后明军就缩进九边防线，甭管怎么挨揍都不冒头了？没有足够的骑兵，就算是孙吴韩白、颇牧卫霍统统复生，闯进大漠草原深处还不是白送人头？

关于骑兵的机动性的理解有一个常见的误区，那就是骑兵总是比步兵跑得快。

要比短途冲刺，步兵确实没法跟骑兵比——就算步兵人人都是博尔特、天天都能跑出世界纪录而且还能按这个速度一口气跑个十几、几十公里，折合成时速也不过才35公里左右。而在中国古战场上常见的、还不以速度见长的蒙古马、伊犁马、三河马等马种，短距离冲刺也能跑到接近50公里/小时。

所以在战场上骑兵溜溜腿，就能让步兵跑断气。

可问题是战马的体重太大，耐力就肯定没法跟人比，而且恢复得还慢。所以步兵要是搞个奔袭或急行军啥的，往往睡一觉、最多休息个一两天就又活蹦乱跳了，但战马可能过个三五天还是一副蔫了吧唧的模样；同时马又是吃草的，草料的能量转化率太低，于是就得多吃、拿数量补质量。因此古代军队行军时常见的一个场景，就是步兵三口两口就能吃完一顿饭，而战马啃了几个小时的草，才只能吃个半饱。

所以古代的将军其实顶烦那种步骑混合部队，为啥？因为啥啥都不合拍呗！比如说行军吧，往往是全军一起走了好几天以后，步兵就得停下来安营扎寨，以便让被甩出老远的骑兵赶上大部队……

当然马这种生物的服从性极高，你要是豁得出去，它们就能为你跑到死——像汉末时曹老板就发过狠，令虎豹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第二》），终于在长坂坡堵住了讨厌的刘大耳朵。但堵是堵住了，虎豹骑也跑废了，起码在这一战中是没法重用了。要是曹老板还不信这个邪，信不信就是战马纷纷暴毙、虎豹骑统统改行去当步兵的下场？

相反别看步兵短跑不行，但长跑无敌。同样是在曹老板部下，“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九·诸夏侯曹传第九》），这样综合算下来，还是步兵跑得快。

当然想让骑兵长途跋涉的速度提起来也不是没有办法，拿钱砸呗——只需给战马提供精饲料取代满地找草吃即可。可问题是战马的食量能达到人的10倍以上，其间的耗费程度可想而知，更甭提跟在大军屁股后头吃土的辎重部队又要增加多少负担。

这样的支出对相对富庶的中原王朝来说，咬咬牙还是能够负担得起的。可换成向来是穷得叮当乱响的游牧民族，就只能干瞪眼了。因此历朝历代的北方边军，基本上每年都得搞一次大规模的战备拉动，叫“防秋”。啥意思呢？有句话叫“秋高马肥”嘛，像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往往就趁着秋天战马体能状态最好的时候南下来抢一波或打一把，然后就得赶在马的肥膘耗尽前连忙往家跑，等明年战马养好了再来。

反倒是喂得起精饲料而无须依赖随季节自然枯荣的牧草的中原骑兵，就可以无视这个“窗口期”。而且他们往往还专挑那些游牧民族的战马最衰弱的时候发动进攻，以便获取更大的战场优势。像西汉的漠北之战，就是挑在春天发动，为啥？匈奴人的战马刚熬过一个严冬，正是最瘦弱无力的时候，结果在与汉军的战斗以及逃遁过程中，大量的累死、饿死，这也是匈奴脆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类似的如李靖一战灭东突厥，也是挑在冬天最冷的时候发动突袭，像这样的季节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往往是战争的禁区，因此能达到突袭的目的。

当然前提是你得有骑兵，否则即便是装了满脑子的奇谋妙计，也是白扯。

骑兵要想厉害，有足够的战马供应是前提，但比战马更重要的是人。

从匈奴到满洲，为啥几乎人人都是天生的骑兵，连老弱妇孺跨上马都能骑射？因为人家就是生在马背上的民族，骑射是从娘胎里就自带的本事，想学不会都难：

“兒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相反我们汉人呢？好像耕田才是种族天赋，就是看到块土坷垃都想挖个坑种点啥的那种。这样的本事应用在战争中，就是比较擅长筑城据守。典型如长城，一修就是几千年，一修就是几万里。再一个就是比较适合当步兵——冷兵器时代的步兵，基本上就是靠密集的阵型在战场上维持生存。而农民的本性就是畏惧权威，服从性和纪律性较强，又不缺力气，简直就是天生当步兵的料。

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步兵，那么从秦汉到宋明，甭管哪朝哪代都将是这个世界的霸主，连赵炅这个高粱河车神也能摇身一变成为高粱河战神。

只可惜冷兵器时代的王者从来不是步兵，而是骑兵。

很多人对骑兵认识的另一个误区，就是天真的认为只要搞到足够多的战马，就能练出强大的骑兵，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就像都说宋明两朝缺马，所以骑兵不行；没有骑兵，所以野战不行；野战打不赢，就只能蹲家据守；一旦守不住，就是国破家亡的下场，这两朝最终都是这样倒在了异族的马蹄之下。

尤其是宋朝，几乎就没弄到过块像样的养马之地（河湟之地就占了20来年），看似缺马缺到了极处，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为啥？因为大宋朝有钱啊，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拿钱砸不出来的？

当时宋、辽、（西）夏等诸国间都在互相搞贸易封锁，战马在明面上确实是禁止对宋输出的。但问题在于宋朝还可以向吐蕃、大理等国买啊，只要钱到位，什么马买不来？即便是辽、（西）夏等国特产的马种，其实宋朝也不缺。毕竟官方贸易禁止，但架不住走私啊！尤其是在北宋的边军、将门几乎“全民经商”的情况下，连钢铁、兵器、甲胄都敢“水”到国外去，再顺手弄回来一堆战马又有什么难度？

所以我们才看到唐朝时一匹合格的战马的售价大概在70~80贯钱。而到了北宋，汴京达官贵人的座驾——应该算是最贵的马了吧？也就100贯出头。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价格是供求关系的体现，宋朝的马价并未较唐朝出现暴涨，意味着马匹的供应并未出现显著的下降。

既然不缺马、或者说搞得到马，那为啥宋朝的骑兵就不行？

其实参考一下情况类似的明朝，原因就很清楚了。因为蒙古人大搞“弃耕还草”，所以元末明初时中原不但不缺马，更不乏能骑擅射之人，所以朱元璋、朱棣才能操练出一支强大的、基本由汉人组成的骑兵部队。后来中原的牧场没了，朝廷在山东、河北等地大搞马政改革（即民牧政策），结果给当地培养出了一大堆神出鬼没的马贼，折磨得大明官兵苦不堪言。到了明末时马政彻底废了，但明军的骑兵部队却神奇的支棱起来了一阵子，比如大名鼎鼎的辽东铁骑和关宁铁骑。这是为啥？因为这两支部队的兵员，几乎都是由李成梁以及吴襄、吴三桂父子在辽东招募的蒙古人、女真人以及胡化汉人组成，骑射也是人家的种族天赋，再加上大明朝的坚甲利刃加持，哪能不强？

所以宋明、尤其是宋朝的骑兵不行，主要差的不是马，而是人。

有人可能不同意这个观点——汉唐与宋明一脉相承，为啥前者的骑兵就行，后者就不行？

答案还是差在人——宋明与汉唐相比，主要差在了军功贵族的缺位。

何为军功贵族？我们拿一个人做例子，就可以把这个阶层说得很清楚。

西汉名将李广，先祖是秦朝名将李信；而李信的父亲和祖父，也是为国戍守边郡的封疆大吏；至于李广的子孙中，有因追随霍去病北击匈奴功勋卓著而获封关内侯的李敢，有前文提到的独率5000步兵就敢深入塞外千里的骑都尉李陵——若非因为李陵降匈导致刘彻一怒之下诛其族，那么陇西李氏世代从军、杀敌立功的故事必将延续下去。

事实上这并非孤例。自商鞅变法打破了千年以来的阶级固化以后，战场杀敌、凭借军功改变自己乃至家族的命运，成为了无数英雄人物共同的选择。像秦朝的白起（秦穆公时名将白乙丙的裔孙）、王翦、蒙骜，以及西汉的王围、甘延寿、公孙贺、傅介子、李蔡、苏建、上宫桀、赵充国、廉褒、辛武贤等人的家族，都是世代习武修兵，族中杰出者必从军入伍，为自己以及家族争取或延续荣耀。

当然，以上提到的都是些因为成功而得以流芳青史的名字。而没那么成功，或者干脆就没成功但仍世世代代为秦汉两朝酣战不休的，更是不知凡几。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六郡良家子：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

六郡良家子，就是秦汉时的军功贵族集团。

所谓的六郡，指的是西汉所设的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这六郡，即今天的陕、甘、宁、蒙交界的地区，又以甘肃为主。在中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这里都是中原王朝与各大游牧民族争夺最激烈的地区，特点是耕牧兼具、汉胡混杂。说得更直白些就是这里的汉人难免胡化，相应的即便是最顽固的胡人，也必将在潜移默化间被汉化。

因为与匈奴等强大的邻居朝夕相处，想不打交道都不行。所以六郡子弟多尚武，尤其是生在那些大家族的，更是自幼就要习练武技，骑射则是重中之重。

这其实也是一种胡化。当内地的孩子大多在摇头晃脑的捧读经书时，六郡子弟则是在与弓马为伴，就像他们在匈奴的那些同龄人一样。

同样是从小跟快马利箭打交道，所以主要由六郡子弟组成的汉军骑兵，遇到匈奴人怎么会打怵？

当然六郡子弟不等于六郡良家子。想要成为良家子，首先要家世清白，其次要负担起守乡卫土之责——每当外敌入侵，在乡良家子有义务自动集结成军抵抗外敌，直到官军抵达后再编入其中，继续与敌作战。此外良家子一旦从军基本就会成为军官，所以他们必须有文化，起码也得熟读兵书，否则怎么可能懂得如何指挥作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只有有钱人才能成为良家子。为啥？因为一个标准的六郡良家子，需要自备两匹战马、一杆大戟或长矛、长剑一柄、弓一具、箭两壶（48支）、铁甲半幅或是皮甲一套，以及行军一月所需的军粮。而有资本凑齐上述装备还不至于倾家荡产的，在大汉朝百不存一。

所以西汉最精锐的骑兵部队——羽林骑，在编制最大的时候也没有超过3000人。

西汉实行的是征兵制，简单说就是全民皆兵。要是刘彻、刘询们愿意，百万大军召之即来，最多不过3000人的羽林骑看似无足轻重，实则不然。要知道这支羽林骑可以被视作西汉版的“中央教导队”，其中的每名六郡良家子起码都是名合格的中级骑兵军官。这些人只要回到家乡振臂一呼，拉起一帮族人、乡党、牧户、奴婢，就能组成一支数万人的精锐骑兵。要是刘彻、刘询们在全国各地再划拉划拉，漠北之战、五路击匈奴之战的十多万骑兵不就有了？

也正是他们，追亡逐北，封狼居胥，勒石燕然，成就了强汉之名。

如果说两汉的军功贵族集团，即六郡良家子还是以多少带点胡化的汉人为主体的话，到了唐朝时，则彻底变成了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的大杂烩。

至于源头，都出在了那个关陇集团的身上。毕竟西魏、北周、隋、唐这四朝皇帝的始祖，都曾是这一集团的骨干和中坚。

北魏永熙二年（533年），关中大行台贺拔岳接受魏孝武帝的密令，开始统合关陇诸军对抗高欢，关陇集团正式形成。这批以贺拔岳旧部为班底，定居关中，胡汉杂糅，文武合一而且互相通婚的军事贵族，以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威望及功勋最著，并影响了此后200多年的中国历史——从西魏到隋唐，绝大多数帝王将相的背后，或多或少都能找出些关陇集团的影子。

要知道甭管是北魏皇室还是贺拔岳（敕勒族），抑或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汉人，而是以鲜卑人居多。隋唐以后虽然汉人逐渐取代了鲜卑人的主导地位，但自魏晋以来300多年的大乱世，使得汉胡深度交融，更使得隋唐两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胡化程度最严重的汉人王朝。

别的不说，从杨广到李渊、李世民再到李治，隋唐两朝连续四代皇帝，都是如假包换的汉鲜（卑）混血儿。最重血统传承的皇家如此，就更别提其他人了。

这种民族融合的影响深入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隋唐的军队在内。比如府兵制，这可是两朝横扫四夷、席卷天下最大的法宝，但是从哪儿来的呢？答案是西魏时的鲜卑人搞出来的。

大统八年（542年），西魏权臣宇文泰为了对抗高欢，便将流入关中的原六镇士兵和鲜卑诸部编入六军，后又不断收编当地汉人豪族的乡兵部曲，最终形成了以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为核心的府兵制。府兵制看上去是个非常复杂的兵役系统，需要国家在政治保障、财税政策、经济待遇尤其是土地政策上予以充分的配合，同时还有非常高的财富门槛——府兵出征非但没有军饷，作战必备的盔甲兵器、马匹器械乃至于干粮饲料等一切物资，还都得自掏腰包购置。话说这些玩意可不便宜，足以让一个小康之家破产。而且谁也甭想偷工减料，因为府兵入营报到前，会有专门的军官对其所携物资进行清点检查，每少一样就得挨顿板子。

因此在隋唐能当上兵的，就没有穷人。即便有，也会在报到时把屁股打烂了。而朝廷方面更是公然的“嫌贫爱富”：

“拣点之法，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故注云‘不（公）平，谓舍富取贫，舍强取弱，舍多丁而取少丁’。”（《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律第二百二十七条目》）

因此隋唐两朝不但军官都是军功贵族，连当兵的都是富家子弟。更关键的是府兵这玩意是可以世袭的，为了保住当兵享受的待遇（比如授田、免税等），当然要自幼习武，当然要弓马娴熟。

这是不是又跟匈奴人“兒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一个样了？所以隋唐只要有马，就不愁没有精锐的骑兵，而且丝毫不逊色于突厥人、吐蕃人什么的。

其实说到底，府兵制只是看起来挺复杂而已。实则就是游牧民族平时散居部落游牧，战时单于、大汗什么的一声令下就自带干粮跑来集结，全民皆兵这种兵制的翻版。从匈奴人到满洲人其实都是这么干的，只不过我们只有隋唐才专门这么干，才显得挺新鲜的。

都知道府兵制好，后来的宋明也想搞。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还照葫芦画瓢弄出来个军户制，结果非但没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反倒拖累得开国时天下无敌的明军沦落成了一支乞丐大军。

为啥宋明搞不成府兵制？这里再举个例子以便大家理解。

隋末的时候，冀州（今河北武邑）有个叫苏定方的富家子，跟着老爹打贼寇。后来贼寇越打越多，没办法苏定方只好也当起了贼寇，先后投效窦建德、高雅贤、刘黑闼等势力。再后来唐朝一统，心灰意冷的苏定方本想解甲归田，但还是被朝廷征召，当上了匡道府折冲都尉。

我们都知道隋唐的府兵制都是由一个个军府组成（每府有兵800～1200人），折冲都尉是军府的最高长官。那么匡道府又在哪儿呢？根据《长安志》的记载，匡道府的辖区在“（长安）朱雀街西之第四街金城坊西南隅”，那么苏定方的职务大概相当于今天北京某区县下属某街道的人武部部长，同时兼任某民兵团团长。

李靖雪夜袭襄城的时候，苏团长也被征调，任务是带200名骑兵当斥候为主力大军开路。因为唐军要突袭嘛，跟颉利可汗还隔着好几百里路，所以沿途的部落、牧民以及突厥人的探子必须全面剪除，以防泄露军情。所以苏定方一路顶着大雪、大雾杀杀杀，杀着杀着突然有点杀不动了。再派人一打探，才发现他们已经杀进了颉利可汗的大营——那可是十几万突厥人啊，能杀得动才见鬼。

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苏定方背水一战，用200骑兵牵制住了十几万突厥人，为主力合围争取了时间，这才有了李靖一战灭突厥的不世之功。

战后，苏定方因功授左武侯中郎将，从此进入朝堂大佬的视野。唐高宗李治即位后，他开始受到重用，征西突厥、平葱岭、夷百济、伐高句骊，“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旧唐书·卷八十三·列传第三十三》）。最终官封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爵授邢国公，绘像凌烟阁，可谓是干到了人臣所能达到的巅峰。

这是什么？哪怕有过反唐的黑历史，哪怕没有任何出身背景，哪怕起点再低，只要有铁打的军功，就能出人头地，就能光宗耀祖，就能封妻荫子。

这，就是军功封侯。

有军功封侯，才有军功贵族。有了军功贵族，才会不惜代价的发展骑兵这仗野战致胜的王牌。有了强大的骑兵，才能开疆拓土、扬威域外，从而谋取更大的军功。

这，才是汉唐武功赫赫的原因所在。

而宋明呢？你不能说这两朝就没有军功封侯。但别说封侯了，哪怕封公、封王，武将在文官的眼里，还是不如个猴儿。

因为崇文抑武嘛，所以武将都被文官当贼防着、当猪养着。哪个武将再像汉唐时的先辈那样胸怀大志，想建功立业、要出将拜相，就会成为文官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像狄青、岳飞、戚继光、俞大猷的悲剧，就是铁证。

所以武将还有什么追求？能猫在城头后边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守住就好了。出门野战，不但很容易被什么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弄死，就算没弄死，回来也很可能被文官给坑死，所以何必呢？

既然不需要进攻和野战，那骑兵就没了用武之地。而且这玩意既娇生惯养又费钱费力，还不如杀了吃肉或者套上车去拉货赚俩私房钱。

所以宋明两朝虽然仍有将门，但却没了军功贵族，所以骑兵就没了用武之地。因此哪怕不缺马，他们也不可能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

这不是骑兵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

所以当甲申之变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时，大明京营编制中的2.7万匹战马，就别提还有多少能作战的了，能勉强让人骑上去不至于当场拉胯的，都不足千匹了。

所以就算朱由检不想去上吊，又有什么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