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宋末元初有个叫梁栋的词人，还挺有名气，至今在《全宋词》里边还能找到他的作品。不过因为是个很有良心的前宋遗民嘛，所以老梁怎么瞅蒙古人都不顺眼。有次他一时没忍住在茅山上题了首诗，反正把朝廷骂得不轻，恰好这首诗又被个道士看到了。

然后道士就大喜过望，认为是天上掉馅饼，正好砸在自己头上了。

为啥？因为文字Y这种东西在历史上最泛滥的时期，一个是清朝，另一个就是宋朝。尤其是宋朝，单论文字Y的数量，能把清朝都甩出八条街去——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简直数不胜数。仅赵构在位期间，相关案件就不下20起，禁书、焚书等事件也时有发生，因此而遭殃的遍地都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嘴巴苏仙儿，就连后来成了理学祖师爷的程颐都没有逃脱毒手。

只不过宋朝有不轻杀士大夫的传统，所以虽然文字Y层出不穷，但倒霉蛋们的结局大都是罢官免职或远窜地方了事。因为没像清朝那样砍得遍地人头，所以不怎么吸睛，搞得很多人还以为大宋朝的官家有多么开明多么包容呢。

赵家皇帝不但自己搞文字Y，还招呼着大家跟他一起搞。简单说就是鼓励告密，而且一旦举报属实，告密者会获得丰厚的奖励，因此而改变命运的幸运儿就成了许多人羡慕嫉妒的对象。

道士也是其中之一。虽然如今大宋变成了大元，但他认为换汤不换药——哪朝官府都不会对腹诽自己的声音视而不见。

所以他兴致勃勃的跑去告密，理由是梁栋题反诗，“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按照道士的理解，这个案子肯定小不了，不死一地人不会消停，而他也将收获丰厚的回报。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官府非但没有受理举报，还把他轰了出去。

道士不服，非要问个为什么。那个蒙古人的官儿可能是心情不错，就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

“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C所不能容者。”（《至正直纪·卷二》）

啥意思呢？就是蒙古人认为打天下、得天下靠的是快马利箭，是实打实的硬实力。要是写首破诗就能起到同样的效果，那么遍地酸丁的前宋岂不是早就成地球霸主了？所以“谤讪”这种事，“天C”觉得无所谓、随便题。于是梁栋继续活蹦乱跳，至于道士。要不是青天大老爷大发慈悲，没准还得挨顿板子……

从汉宣帝刘询杀杨恽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安徽贡生案。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因文字Y而导致ZZ生命、艺术生命乃至最本源的那个生命付出惨重代价的数不胜数，哪朝哪代都少不了。可谁听说元朝有过文字Y？

文字Y当然不是啥好事。但元朝成为当中的一朵奇葩，在某种程度上对他自己来说也许就不能算是好事了。而且其不足百年而亡的秘密，很可能就潜藏在其中。

清朝给人的观感很差，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开国之初，为了震慑和恐吓多数民族的反抗制造了太多的杀戮。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仅是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仅正史所载的清军屠城的死难者，就高达400万之巨，实际上可能数倍于此。

比起满洲人，蒙古人手中沾染的鲜血就是另一个层级的了。据相关学者估算，在十三世纪蒙古铁骑纵横欧亚大陆、所向无敌的百年间，大概杀掉了2亿人。其中在与位于中国传统疆域的西夏、金以及南宋这三个政权的战争中，蒙古人屠戮掉的人口就有3～4千万——当时这三国的总人口大概在1亿出头，也就是说最少被蒙古人杀掉了三分之一。

当然五胡更狠，在其肆虐无忌的135年间，生活中国北方的汉人很可能被杀掉了三分之二。

异族祸乱如此，同族也好不到哪儿去，只不过史官擅长所谓的春秋笔法，遮遮掩掩或干脆不提而已。但在史书的犄角旮旯，总能让人找到一些模糊的痕迹。比如从秦末到汉初天下少了一半的人口，刘秀复汉打没了2800万人，曹刘孙争霸又打没了4300万。再往后唐替隋是3900万，唐至（北）宋大概是1500万，靖康之变有5000万，元朝立国约4000万，朱元璋驱逐鞑虏约5000万，再被建贼闯逆联手灭了又没了约6000万……

朝兴国灭，最倒霉的永远是无辜的百姓。所以元人张养浩才会吟唱出那句振聋发聩的“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

所谓为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的概念直到百多年前才出现在中国？因为无论是姓刘的、姓李的、姓赵的还是姓朱的坐了天下，哪怕是换成了恶行恶相的异族人，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平头百姓仍然是被屠戮、压榨和奴役的对象，没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所以陶渊明笔下的“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并非孤立的存在于那个虚幻的桃花源，而是在现实俗世里普遍存在的冷酷现实——既然谁当了皇帝都是这副熊样，民族与国家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

当然也并非全无意义。

在绝大多数的时候，乱世枭雄们在开国立业时是不惜大开杀戒的。可一旦江山成了自家的，就不愿意继续祸害了，起码不再那么肆无忌惮。相反为了基业长存，他们还要花费心思招揽民心，必要时甚至不惜放弃巨大的利益。

比如曾将汉人如猪狗般大肆屠戮的满洲人，仅仅不到百年后就由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推出了摊丁入亩这记绝杀——没错，就是绝杀。从秦汉到明清，始终压在无数贫苦百姓身上的两座大山之一的人头税（另一个是徭役），终于被废除，实现了多田多征、少田少征、无田不征的税收原则。这道枷锁的去除，就像水库打开了闸门，使得在短短的100多年时间里（1734～1849），清朝的人口规模就从区区2642万暴增至4亿以上。

要是没有摊丁入亩，包括我及在座的诸位在内恐怕都没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始终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善政，而且没有之一。

连不怎么开化的满洲人都知道善待于民、让利于民的道理，早就摸索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篇第三十一》）这一至理的汉人统治者就更不用提了。任一正经王朝只要度过了开国征伐期，对内总要收起刀兵、擦净血迹，然后摆出一副甭管是真是假的慈悲面孔，要么整顿吏治，要么轻徭薄赋，要么政出宽仁。反正就算是装，也得装出一副爱民如子的模样来。

而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家江山的太平和秩序。而太平和秩序，无论对谁来说都是有利的，都能达成共识。所以每逢改朝换代之初，各种盛世、中兴就层出不穷，基本都是这么个道理。

当然历史上也有不这么干的，比如刘宋，比如北齐，比如南汉，几乎从开国到灭亡都是暴君、都在胡作非为，因此又被称作禽兽王朝。这也不奇怪，毕竟在这种割据政权里，雄才大略者从来都是稀缺货，绝大多数当政者才能平庸或是志大才疏。对他们来说朝不保夕才是常态，及时行乐才是正理，哪里还顾得上别的？

所以像南汉后主刘鋹那样把满朝文武都阉割成宦官才敢放心用的奇葩事，其实也就没那么奇葩了。

但像秦汉、唐宋、明清这样的大一统（或大一统了大部分）王朝，基本就不存在上述情况了。哪怕皇帝再平庸、昏庸甚至是疯狂，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底线还是能守住的。

比如亲手制造出“南倭北虏”这俩心腹大患，并将大明王朝拖进深渊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45年间几乎把世间所有能干的荒唐事统统干了个遍，但就是没人能从他的手中夺走半分权力。

骄横跋扈到不可一世的严嵩父子不行，后来敢自诩“我非相，实摄也”的张居正，在他面前更是乖巧得跟只小猫似的。

唯独元朝是个例外。

甭管是讨（西）夏、伐金还是灭宋期间，蒙古人一向是打到哪里、杀到哪里。杀多杀少与战争的需求关系也不大，基本看心情。

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大汗窝阔台的次子阔端率军攻略四川并攻占了成都。因为承平日久，不识兵戈，直到蒙古人的前锋都进城了，成都市民还以为是从遥远的前线逃回来的宋军溃兵，所以双方还能相安无事。可等到发现情况不对、对面的是蒙古人时，就有几个勇敢的士民奋勇出手，杀死了一名骑兵。其余的蒙古人未做纠缠，直接退出了成都。

5日后，蒙古主力约10万人包围了成都。然后随着阔端的一声令下，一场无差别的、持续达数日之久的大规模杀戮和抢劫开始了，“城中百姓无得免者，火光照百里”。300年后的四川大才子杨慎引用当时的成都知府贺靖的调查报告，写下了“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全蜀艺文志·卷五十一·史母程氏传》）的历史记录。

140万人呐！要知道当时的四川已被蒙古人收入囊中，即便有反抗也是小规模的、不成气候的。所以这些人要是活下来，能给蒙古人提供多少赋税、徭役以及兵员？即便是统统贬为奴隶，又能给他们创造多少私人财富？岂是抢一把就没的浮财所能比的？

但阔端不管，蒙古人不管，从铁木真到妥懽帖睦尔（元顺帝）都不想管。这些蒙古人一旦骑上了战马就变得凶悍如狼、狡诈如狐，可要是下了马呢？不能说智商就直线下降至谷底，起码也是任性随意到了让人目瞪狗呆的程度。

因为一个部下被杀，阔端就要让140万人陪葬——你可以说这厮就是个没脑子的粗鄙武夫，才能干出这种蠢事。可忽必烈呢？话说元朝的11个皇帝里边，应该没人比这位元世祖更有脑子了吧，那他又是怎么治国的？

话说因为靠着不怎么能见光的手段才夺取了汗位，所以忽必烈一上台就遭到了蒙古王公的集体反对。因为各种叛乱层出不穷，所以他成天忙着平叛，一直忙活到噶掉，也没能全部平息掉。另一方面深埋在蒙古人血液中的好战因子又让忽必烈在灭宋之后仍然不肯停下对外征伐的脚步，先后对高丽、占城、日本、缅甸以及爪哇等南海岛国发起了攻击，结果却几乎统统战败。

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各种战事不但让忽必烈手忙脚乱，更是很快就让国库里的钱财见了底。通常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窘境下，一个明智的君王会选择妥协，用停战、谈判等手段消弭矛盾，哪怕是拖延时间，等待局势的好转或时机的到来。可问题是，忽必烈压根就不想妥协，他只愿意蛮干。

为了凑集到足够的军费，忽必烈先后任命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担任计相（即负责财税事务的宰相），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刮地三尺，聚敛天下之财。问题上如此竭泽而渔肯定不是长远之计，而且很容易激起民愤、民变，那怎么办呢？好办。每当某个计相、比如阿合马搜刮得太狠而导致形势不妙时，马上就有人跳出来检举这厮不是个好人，然后忽必烈就“恍然大悟”，杀掉阿合马换上卢世荣。等小卢的名声又臭了就再换桑哥，如此循环往复。

忽必烈是元朝最出色的皇帝，然而他的治国妙招就是横征暴敛然后花式甩锅——您还别嫌低级，这已经是终元一朝最高明的ZZ智慧了，剩下那些不肖子孙们连这招都学不会。或者说即便学到了，也没那个演技，结果学成了东施效颦。

蒙古人的历史非常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东胡。后来鲜卑人崛起，其中又诞生了两支别部并以兴安岭为界定居，南为契丹，北为室韦。而室韦，就是蒙古的前身。

从魏晋南北朝直到两宋，在这漫长的将近千年的时光里，蒙古人始终默默无闻，更没什么出息，就是谁拳头大就给谁当小弟的那种。直到十三世纪初，蒙古人突然间像武侠小说里捡到武林秘籍的男主角般的脱胎换骨，一下子就天下无敌了。而且从太平洋西岸到大西洋东岸，人家想怎么横趟就怎么横趟，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要解释蒙古人为啥突然间就这么厉害的原因，那是篇大文章，这里不做赘述。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相比在政经军文等各方面已经高度发达进步的宋朝，以及非常渴望汉化也在不断汉化的辽、金等朝，蒙古在文明程度上是非常落后和低级的。

这么说吧，别人家都是帝制王朝，蒙古人还在那儿玩部落联盟呢。比如说蒙古大汗的推选，必须得经过一个叫“忽里勒台”的部落会议认证（当然必须得选姓孛儿只斤的），否则就不算数。打个比方，在宋辽金等朝，一旦老皇帝要挂了，就从自己的儿子里边选个出息的继承帝位。而且想选谁就选谁，没人能干涉，但在蒙古这么干就行不通。事实上铁木真在生前就将窝阔台立为汗储，然而前者死了后者却无法即位，就因为忽里勒台一时半会开不起来。

最后不得不空置汗位，由托雷监国两年，并导致了这两大集团间尖锐的矛盾和持续不断的内耗。

后来蒙哥挂掉后，忽里勒台又打算让阿里不哥继位。于是忽必烈干脆掀桌子、自己弄了个忽里勒台然后选自己当大汗。这下整个蒙古都乱了套，阿里不哥自然不服，于是内战爆发，四大汗国纷纷独立，所谓的大蒙古汗国其实从那一刻起就已经分崩离析、不复存在了。

所以忽必烈弄出来的那个元朝跟铁木真搞出来的那个大蒙古汗国并不是一回事。而且相较于阿里不哥，忽必烈虽然对汉文化很感兴趣，但本质上仍是个纯粹的蒙古人。啥意思呢？因为轻轻松松的把欧亚大陆杀了个几进几出，更是把曾经高高在上的中原诸朝踩在脚下，所以蒙古人的心态早就飘了。在他们心目中，蒙古人不但是无敌的，更是高贵的、先进的，就算是穿在自己脚上几个月不洗的袜子，都是香的……因此他们每占领一个地方，就要把蒙古人的生活方式移植到那里。比如在广阔的中原种满牧草，放牧牛羊，让原来种地的汉人都去当牧奴……

当然这是阿里不哥的想法，忽必烈没那么极端，但其实也没好到哪儿去。比如根据史书记载，直到元末时蒙古人还在人口密集、本该是传统农业区的内地设置了100多处大型牧场，其中仅是蓄养的优质战马，就多达十余万匹。

要知道战马的标准很高，十匹马里也未必能选出一匹。所以可以试想一下蒙古人到底在内地养了多少马、占了多少良田，要是再加上牛羊呢？

不过最终都便宜了朱元璋。

忽必烈是蒙古人中最偏汉化的，但也就是矬子里边拔大个而已。其实在骨子里他仍是对蒙古传统保持着坚定信心的，这在他施政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比如对一个王朝来说最重要的官制。话说自夏商到唐宋，中原诸朝的官制历经世卿世禄、军功爵、察举征辟、九品中正以及科举制，已经发展得非常规范成熟，忽必烈完全可以拿来就用。但问题是他压根就不这么想，反而觉得还是自家的宝贝最好。

那蒙古人是怎么选官的呢？往好听了说叫“多途出身”，包括世袭、不次、纳粟、保举等多种途径。说白了就是想一出是一出，主打的就是个随心所欲。

比如世袭，就是“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史》），往后再多管一嘴、多瞅一眼都对不起自己懒鬼的称号；比如不次，看上去好像是不拘一格提拔人才，但在现实中就是只要把上官拍爽了、喂饱了，什么歪瓜裂枣都能当官；比如纳粟，其实就是公然拿钱买官，而将其堂而皇之的纳入制度纯粹是蒙古人的发明，并让跟着有样学样的明清两朝倒了大霉；至于保举那就更乱套了，简单说就是只要是个官，就有推举别人当官的权力，搞得整个元朝官场到处都是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用乌烟瘴气都不足以形容。

既然都“多途”了，那为啥不试试科举呢？还别说，真试过。

早在窝阔台当大汗时，就在耶律楚材的建议下像模像样的搞过一次科举，结果录取的上千人（《续通考》所载为4030人）几乎都是汉人，压根就找不出几个蒙古人。这就让老窝感觉非常没面子——既然考不过，那就不考了。

忽必烈治政那会儿曾想过恢复科举，结果刚一提出就蹦出来一大堆蒙古王公反对，理由还是嫌丢人，于是此事不了了之。至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为了制衡、打压蒙古王公，又把科举拿出来当工具。可刚考了不到20年，伯颜一纸令下，又把科举给废了，大家继续随便玩，玩废了大不了逃回草原继续玩，反正必须坚决维护“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

从忽必烈到妥懽帖睦尔，所有的元朝皇帝其实都没好到哪儿去。治理国家随心所欲，解决问题只靠一根筋——元末时各地义军风起云涌，搞得蒙古人非常头疼。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么派兵围剿，要么谈判议和，要么割地分治，要么干脆退回草原。可问题是蒙古人都不想选，同时自家还在打内战、无兵可派，这可怎么办？

权臣伯颜就觉得这事很好办。他郑重向妥懽帖睦尔建议，说汉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张、王、刘、李、赵这五姓——只要下令把这五姓之人统统杀光，咱们蒙古人不就仙福永享、寿与天齐了吗？

就这智商还能当宰相，大元朝能熬过98年才嗝屁，真是福大命大。

其实也不光是福大命大，最主要的还在于蒙古人是真能打。

别的王朝一旦得了天下，都得赶紧收束欲望，给子民点甜头，比如秩序、太平之类的，消弭反抗意识，都消停的过日子得了。

谁要是不这么干，非得继续随心所欲、继续肆无忌惮，一定没啥好下场。比如秦朝、西晋、隋朝都是这么没的，其中命最大的西晋，也就熬过了51年。

而元朝又是个奇葩。人家在开国时想怎么杀就怎么杀、想怎么抢就怎么抢，立国后仍毫不收敛，残民虐民的程度能把秦、晋、隋什么的甩出几条街：

“北兵之祸，杀戮无人理，甚至缚童稚于高竿，射中其窍者赌羊酒。乱后检骨十余万，葬于桃坞西北周书桥，题墓碑曰万忠。鼎革后，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指蒙古人及色目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尽者又不知凡几。”（《烬余录·乙编·卷二》）

至于像“禁汉人、南人不得持寸铁”（《庚申外史·卷上》）；“汉人、南人、高丽人凡有马者拘入官”（《元史·卷三十九·本纪第三十九》）；蒙人杀汉人仅需杖责五十七下，反之不但要判死刑、赔偿，家人还要连坐（《元典章·卷四十二·刑部诸杀》）等等歧视性、侮辱性、迫害性的制度、政策，在元朝数不胜数。那么，汉人能不反抗？

怎么可能！

事实上从蒙古入侵金、宋等朝开始，除了朝廷组织的防御和反击外，来自民间的抵抗从未停止，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尤其是在元灭宋之后，非但没有停止杀戮和劫掠、反而更加肆无忌惮以后，以汉人为主包括其他各民族试图推翻蒙古人统治的努力，就再也没有停息过。

结果就是从忽必烈到妥懽帖睦尔，任一元朝皇帝要是几天没收到某地发生叛乱的奏报，都会觉得生活中少了点什么。同时也使元朝成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重灾区，而且没有之一。

然而光反有啥用，你得反得嬴啊？

真没法嬴。别看表面上烽烟遍地，但只要蒙古人重视了、派来精锐进行围剿，那么最终的结果就一定是剿一起，灭一起，从来没有过例外。

所以蒙古人从来就不在乎有人造反——开篇为啥花了那么大篇幅解释元朝对于文字Y的宽容态度？就是因为蒙古人的武力太强大了，你抡起刀子玩命人家都无所谓，更何况一帮抡笔杆子的？

更夸张的是，从铁木真到妥懽帖睦尔，任何一位蒙古大汗或元朝皇帝在位期间，对于同族内战的兴趣都远大于剿灭外族的反抗，所以从未停止过同室操戈，每一次帝（汗）位交接要是不死一地人、淌一地血，人家就算当上了皇帝都不会感到快乐。

哪怕到了元末，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们都割据江南半壁了，蒙古人还是连搭理都懒得搭理。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皇后奇氏（高丽人）、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各支一摊，一家三口玩起了大乱斗，打得那叫一个精彩纷呈、惨烈无比。元末第一名将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就是在这场内战中脱颖而出，眼馋得朱元璋甚至嫌弃起了常遇春：

“一日，大会诸将，问曰：‘天下奇男子谁也？’皆对曰：‘常遇春将不过万人，横行无敌，真奇男子。’太祖笑曰：‘遇春虽人杰，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竟册其妹为秦王妃。”（《明史·卷一百二十四·列传第十二》）

后来老朱豪情万丈的打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大旗，一口气把妥懽帖睦尔撵回了草原老家，为啥他会这么勇？就因为那位元顺帝一家三口已经把最后的蒙古精锐败了个精光。即便如此，朱元璋也挺心虚，还特意嘱咐徐达在打下昌平后原地踏步了好几天，才给妥懽帖睦尔逃跑的机会。否则要是把后者逼急了拼个鱼死网破，他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毕竟在此之前，老朱最擅长的就是装低调，“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太祖实录·卷五》）嘛。意思就是柿子专挑软的捏，比如那些一起反元的义军战友们，但从来不轻易招惹大佬。

谁是大佬？当然是蒙古人。那看看那些就喜欢捋虎须的傻瓜，比如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张士诚们，下场有多惨？也唯有像老朱这样懂得审时度势的家伙，才能成就大业。

扯远了，赶紧再扯回来。

简单总结一下。蒙古人就是太能打了，所以逐渐养成了自傲、肆意的痼疾。而越是自傲、挥霍，就越是把自家那点破烂当牛黄狗宝，越是瞎搞。话说要是蒙古人的武力值掉那么一到两个量级，恐怕连秦、隋都不如，用不了二世就得完蛋。可谁让人家的拳头就是又大又硬，而且还能又大又硬了将近百年呢？

只可惜蒙古人太任性、太挥霍又太败家了，再强大的武力也禁不起这么折腾。从这个角度看，元朝能熬到将近百年，又怎么算都是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