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深藏于安徽泾县赤坑山的蜜蜂洞内，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与副官刘厚总共处一室。新四军的精神支柱项英，手中保管着一批重要的金条和法币，意图确保部队在艰难时期的财务自给，危机悄然降临。刘厚总这位身材魁梧、枪法精湛的副官，突然心生贪念。在这历史的转角，刘厚总究竟作何选择？这一刻的决定，如何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04年生于湖南耒阳的刘厚总，自幼家境贫寒，少年时期为了维持家计，他便独自走进了当地的煤矿寻求工作。由于缺乏背景和资金，他在煤矿中经历了许多不公的待遇，这段经历最终促使他加入了当地的赤卫队，开始他的革命生涯。

刘厚总凭借天生的机智和苦练来的武艺，很快就在队伍中显现出领导才能，因此屡次被提拔，赢得了指挥官的赞誉。那时，即便是未来的开国中将王子峰，也只是在他麾下担任一名普通的小队长。

如果刘厚总能持续为党的事业奉献，或许他的未来将非常光明，他内心的贪婪欲望最终导致了他前途的断裂。到了1934年，正值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激烈对抗期间，党组织急需人才，刘厚总被赋予了重要的阻击敌人的任务。他毫不犹豫，带领一小队人马奔出战场，不久便组建了一个近300人的队伍，声名鹊起。

这件事使得党组织对他刮目相看，误认为他是能够承担更大责任的杰出人才。随后，刘厚总被提拔为当地一个大队的队长，负责直接指挥和组织地方防卫工作。

面对这一荣誉，大多数人会感激涕零，但习惯于自由放纵的刘厚总，却将这个责任看作是党对他个人自由的束缚。他对来自上级的多次具体指挥任务表现出明显的不满和抵触，经常将命令搁置不理。在党的重托与个人野心的交织下，刘厚总的行为越发出格，他开始利用职权谋私，这种行为损害了组织的利益，也逐渐蚕食了他自己的前途。

刘厚总加入新四军后，被任命为军部特务营的副营长，由于他的行为问题，如经常对战士进行体罚并骚扰妇女，他被党组织严肃处理，并被派往延安进行再教育。在延安学习期间，他表现出难以适应学习和纪律的环境，未经允许便擅自返回家乡尝试组织队伍，但未成功。

随后他不得不重新回到新四军军部，这在军部是极为罕见的个案。叶挺和项英显然知晓他的历史，但出于团结人心的考虑，他们决定将其安置在副官处，尽管他的行为一直是一个反面教材。

远处的蜜蜂洞是这段历史的见证。刘厚总尽管在副官处任职，但他并非适合这一角色。他出身贫困，少年时代未受过多教育，个性又极为利己。在早先的军事和政治学习中，他表现出对学习的不耐烦和做事的极端性，这使得他不适合处理复杂和繁琐的副官工作，他在副官处的工作主要涉及一些体力活，如木工和养马，这让他颇感不满，但这并非导致他后来行为失控的主因。

根据项英身边警卫人员的回忆，刘厚总与项英的结识是在石井坑突围分散之后。尽管项英作为新四军的核心人物，对人的信任谨慎异常，但在紧急情况下，他仍然决定将刘厚总纳入自己的小团队中。项英的这一决定可能源于刘厚总的身体条件和枪法技能，这在战时是非常宝贵的。尽管如此，项英完全有能力将其纳入警卫队伍而非身边亲信。

某次，刘厚总通过项英的介入，从一个警卫员手中得到了一支珍贵的驳壳枪，这不仅显示了刘厚总的操控技巧，也暴露了他在项英心目中的地位。此举虽令人难以理解，却充分表明了刘厚总在项英眼中的特殊地位。

项英，在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角色下，经历了整个部队的丧失和战略失误的巨大压力。特别是他私自离队的决定，可能会导致他在新四军的领导地位受到质疑。在这种情绪压力下，项英变得更加孤僻，不愿见到熟悉的面孔。而刘厚总的出现，因其较少的政治背景和简单直接的行事风格，反而成为了项英所需要的“新面孔”。

1941年初，新四军的副军长项英与军长叶挺接到上级的紧急调动令，领命带领部队北迁，在移动过程中，他们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敌军人数多达8万，而我军不足1万，两军之间的装备与兵力差距悬殊。

在项英和叶挺的指挥下，尽管装备简陋，新四军将士顽强抵抗，浴血奋战七昼夜。但终因寡不敌众，军粮短缺，大量战士壮烈牺牲，仅有2000余名幸存战士在高级指挥官的带领下艰难突围。

叶挺试图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谈判，以求一个缓兵之计，却不幸被俘。同时敌军加大了对新四军的攻势，导致部队进一步分散。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和一小撮忠诚的部下为躲避追击，被迫深入山区。

他们在半山腰发现了一个难以察觉的悬崖洞穴，洞穴分上下两层，下层较为宽敞，可容纳二三十人；上层较窄，仅能容纳五六人。出于安全考虑，项英、刘厚总及少数亲信藏匿于较难到达的上层。

这个洞藏在峭壁和密集的植被之后，其入口难以从外部直接观察到，洞内分为两层，下层宽敞可容纳多人，上层则较小，只能容纳少数人。项英与几名高级干部选择了难以到达的上层作为藏身之所。

在这隐秘的洞穴中，项英和他的随从艰难地生活了两个月。项英在蜜蜂洞中的隐蔽时期，他始终没有放弃计划突围至江北的决心。为实现这一目标，项英采取了几项关键措施以确保行动的成功。

项英着重于统一部队的意志和决心。他深知，尽管许多战士迫切希望突围而出，但在敌军密切搜寻且检查严格的情况下，盲目行动只会导致灾难。因此他强调必须详尽侦查敌情，确保每一步行动都有充分的准备和计划。他还特别关注那些平日里思想上存在疏离感的同志，通过一对一的谈话来解决个别问题，增强团队的凝聚力。

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和其他几位军事顾问，如李志高、谢忠良及杨汉林等人一起，仔细研究并确定了向北突围的最佳路线。为此他们派遣郑德胜和张益平伪装成卖柴人深入敌控区域进行侦察，两人挑着柴担走访了多个村庄，并与地下党员进行了联系，评估了沿途的敌军警戒和检查情况。

这两名侦察兵的成功归来和详细报告极大提升了项英对突围计划的信心，他随后确定了他们侦察的路线作为主要突围路径。第三个措施是为每位战士准备一套便衣，以避免在突围过程中被敌人轻易识别。项英利用部队的经费购买了大量布料，并协调濂坑的地下党裁缝负责制作。这样，整个部队在行动时可以尽可能地隐蔽自己的军事身份。

最后项英还特别注重粮食的准备。考虑到突围行动中临时做饭会增加被敌人发现的风险，他安排提前准备足够的炒米和炒黄豆等干粮，确保部队在移动中可以迅速补充能量，不留下烹饪的痕迹。

在这一切准备的同时，项英没有忽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多次与杨汉林及其他党的临时总支部成员交流，强调做好思想工作的重要性，确保每个人都能够秘密行动，保护好自己，以期顺利完成突围。

通过与皖南特委的秘密联系，项英不仅是为了突围本身，他还希望建立更广泛的游击战力量，利用皖南地区的地形和群众条件来开展更为广泛的武装斗争。原本他们满怀希望，一旦局势有所好转，便可重整旗鼓，不料却在此地遭遇了悲剧，刘厚总虽然一直表现忠诚，但长时间的隔绝与孤立，加之无法参与外部的战斗而感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受阻，使他逐渐产生了心理失衡。

看着其他战友在前线立功，而自己却只能在山洞中守护项英，他的心中积聚了大量的不满与挫败感。尤其是在观察到项英手中的经费和值钱物资后，他心生邪念，开始盘算如何能将这些财富据为己有。项英虽忙碌于处理各种紧急事务，却未能察觉到刘厚总日渐滋长的负面情绪。

在一个雷声轰鸣的夜晚，刘厚总心中的冲突达到了顶点。在一次更衣时，项英不经意间展露了藏在腰间的金条，这引起了刘厚总的注意。项英坦白这些是新四军的全部经费，包括金条和一些现金。刘厚总表面未动声色，内心却已起了贪念。

项英对刘厚总毫无保留，信任之重，刘厚总却心怀叵测。他不愿再与项英和新四军同甘共苦，开始策划如何将财宝据为己有，为自己未来的生活铺路。据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回忆，那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他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惊醒。本能地寻找武器反击，却在动作间被重击昏迷。

行凶后刘厚总迅速搜刮了项英身上的财物，包括钱袋和手枪，随后趁夜逃离洞穴。当王成和其他幸存的同志发现惨剧，项英和周子昆已经倒在血泊之中，生命停止。

刘厚总逃至一个村庄，被当地的国民党士兵截住。他决定投降希望通过出卖项英的消息换取国民党的优待。尽管他自以为会得到赏识，但蒋介石获知详情后，对其行为表示鄙视，认为其不可重用。

最终刘厚总被分配到戴笠的情报机关，任情报组副组长。对此不满的他，工作态度消极，戴笠因其无用而将他投入监狱。国民党溃败后，刘厚总被捕，1952年在南昌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