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晚年御驾亲征高句丽，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并未达成灭亡高句丽的战略目标。后世历史学者们将这个作为贞观年间的污点，认为是李世民在战争中少有的失败。而李世民后来也引为憾事，认为自己没有能抓住机会一举达成战略目标。从两唐书的记载来看，当时唐朝对高句丽在战略上形成压制作用，是有机会一举灭国的。而且作为征辽重要将领的江夏王李道宗也提出了奇袭平壤城的作战计划，可惜这个计划并没有得到李世民的批准。事后李世民和李靖在复盘时也提到这个问题，李世民却顾左右而言他，这是为什么呢？

江夏王李道宗是唐高祖李渊的侄子，与李世民是堂兄弟关系，他与河间王李孝恭并称为李唐皇室最能打的两位王爷（李世民按皇帝算）。无论是在平定隋末乱世的过程中，还是在贞观年间征战四方，李道宗都为唐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李世民的一再嘉奖。对于李道宗的军事能力，李世民是非常称道的，而且在各种场合反复夸耀。在征讨高句丽的宴会上，李世民就把他与李勣、薛万彻并称为三大名将，以此来显示自己御驾亲征的兵强马壮。可以说在李唐皇室中，李道宗是少有的在军事上得到李世民认可的人。

在驻跸山大战前，高句丽北部耨萨高延寿、高惠真率高句丽、靺鞨兵十五万兵来战，对唐军形成了很大的军事压力，于是李道宗便提出了奇袭平壤城的计划。当时唐军攻打到了高句丽的辽东重镇安市城下，高句丽方出兵救援安市城，两军对峙。李道宗判断高句丽倾国之力来援，国内必然空虚，于是提出跨海奇袭平壤城，一举端掉对方老窝，前线的高句丽军队将不战而降。后来复盘时，李靖对这种出奇制胜的战术表示赞扬，认为李世民该听从李道宗的建议奇袭平壤城。李世民却顾左右而言他，并没有说出否定这个提议的原因。

从军事上来看，这招无异是出奇制胜的妙招。当时高句丽北部面对强大的唐军，南部还要和百济对付反攻的新罗国，两线作战压力很大。渊盖苏文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两线取得胜利，能保住现有地盘就已经很不错了。渊盖苏文本来的意图是让高延寿、高惠真坚守安市城，把时间拖到冬天，唐军就不得不撤退。因此从战略上看，唐军从北线攻打平壤城的可能性很低。事实上，后来高句丽方的确靠着坚守安市城度过了第一次灭国危机。而李道宗提出的奇袭平壤城就是应对坚守安市城最好的策略，也是唯一快速灭亡高句丽的办法。

可是从整个历史大环境看，我认为李世民否定奇袭平壤城的计划，而选择了李勣引蛇出洞消灭高句丽军队的打法，是出于对唐朝国内形势和朝鲜半岛三国局势的考虑。李道宗的计划虽然能出奇制胜却也会给唐军留下很大的后患，这是李世民不愿采用的原因之一。

李道宗的计划是他亲自带五千精锐跨海出征，趁着平壤兵力空虚发动奇袭，一举拿下对方首都。这个作战策略很精妙，但风险也是极大的。首先李道宗只带五千人出征，这在兵力上就处于劣势。跨海作战，深入敌后，在后勤上没有保障。一旦战事不利，陷入对方的包围之中，撤都撤不出来。

虽然李靖认为可行性很高，但李世民却不愿意冒这个险。因为李道宗是李唐皇室的王爷，身份上不只是普通将军那么简单。在出征高句丽之前，唐朝刚发生了废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争夺太子位的事情，而且引发了李承乾谋反案。李世民处置了李承乾和李泰，让李治成为新太子，所以李唐皇室正处于动荡之中。此时正需要李道宗这样的宗室王爷镇守局面，因此李道宗不能轻易的深入敌后冒险。一旦李道宗在高句丽出事，这将给李唐皇室带来更大的动荡，甚至会影响整个大唐的政治局面。

而当时的唐朝内部局势也不太适合灭亡高句丽，因为李承乾和李泰引发的乱局还没有完全平定。如果当时李世民灭了高句丽，那必然将负责对高句丽进行重新整治，以方便唐朝派兵进行管理和执政。从后来灭高句丽后唐高祖李治的操作来看，安东都护府的设立，熊津等都督府和州郡的设立，唐朝官员的派遣、战后百姓的安抚和创伤的修复等等，都是一大笔开销。这种情况下，李世民既要承担国内重整政局的支出、攻打高句丽的军费，还要支出重建高句丽的投资，这对唐朝来说也是难以承担的巨大经济压力。

这种压力不但会直接体现在政治和朝堂之上，也会动摇唐朝的国本。当时唐朝经过灭东突厥、薛延陀、高昌国等战争在经济上已经很拮据，贞观之治休养生息积蓄的国力几乎耗尽，非常不适合再背上高句丽这个包袱。隋炀帝杨广三征高句丽失败，然后背上巨大的经济包袱，才导致国家崩溃，乱兵四起。

李世民在这方面非常谨慎，就是为了不重蹈杨广的覆辙。他在出兵时都谨慎挑选兵源和军队，就是为了见少国内的动荡，对于战后处置高句丽的事情更加要谋定而后动。如果高句丽能主动投降自然很好，可要让唐朝完全承担战后重建费用，李世民就不太愿意。

因此李世民选择了李勣引蛇出洞策略，将十五万高句丽军队引到驻跸山下进行两路夹击。最终三万唐军步骑大破十五万高句丽军队，一举消灭了高句丽在北方战线的有生力量。这种稳扎稳打的方式是李世民谨慎考虑的选择，既可以取得辉煌的战果，也不用冒险背上高句丽的包袱。战后李世民又将辽东高句丽的百姓迁入中原，获得了大量的牲畜、马匹、田地等战争资源，可以说在收益上非常丰厚。这种打法虽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可以以战养战，减少唐朝的经济负担，削弱高句丽的战争潜力，为后来的唐高宗李治奠定基础。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李世民在战场上面对的就是这种两难的选择。他与李靖复盘时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想得到两全其美的答案。但李靖并不能给予他想要的答案，只能给出和李道宗一样的打法。这是军事家从军事角度处理战争问题的选择，而非政治家的考虑。李世民作为皇帝和古代政治家，想的自然更多，考虑的范畴更广泛，受到的掣肘也就更多。这种军事上的遗憾并不是统帅能力不足所致，而是历史的客观环境所决定的。要改变这种情况也不是人力可以为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