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琉璃殿上 琉璃殿中 2024年07月07日 06:35 辽宁
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如丝绸、茶叶和瓷器，在公元六世纪时曾被西方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当时，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派遣传教士来到中国，主要是为了了解丝绸及其制造技术。这些传教士成功完成了任务，不仅将丝绸的制作工艺深深铭记在脑海中，还将蚕种和树种偷偷藏在路杖中，并从中国西部走私到东罗马拜占庭，从而使得欧洲开始有自己的蚕丝业。
后来，中国瓷器技术又被一位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所盗取。他在1709年通过私人关系得到朝廷信任，可以自由出入景德镇的瓷器作坊，从而得以了解瓷器制作的全过程。经过七年的深入研究和观察，殷弘绪整理出关于瓷器制作流程的详细资料，并将这些资料与搜集到的原材料样本一起寄回了欧洲的耶稣会。
在1716年，这封包含中国瓷器核心秘密的信件被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信中公开了景德镇制瓷的关键：使用高岭土加瓷石的二元配方。只有正确地将这两种材质按照特定比例混合，并在高达1380摄氏度的温度下烧制，才能生产出白净如玉、形状稳定、品质上乘的瓷器。这一绝密配方的公开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和影响。
殷弘绪书信
在欧洲，制瓷厂逐渐兴起，其中德国的梅森制瓷厂因其卓越名声而成为欧洲首个成功突破制瓷难关的城市。
在1791年，英国发布禁令，
禁止进口中国瓷器。
这一决定导致了中国制瓷业商业秘密的泄露
不再成为欧洲进口中国瓷器的障碍，
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打击，
同时也预示着中国近代的衰落。
茶叶在战争后被英国人偷走。在1848年，英国植物猎人罗伯特·福琼来到中国，从杭州出发，逆流而上到达徽州松萝山。经过一周的考察，他满载而归。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四次前往中国。其中，在1851年的一次考察中，他通过海运带走了大量的茶苗、茶种和制茶工人前往印度。此后，印度和斯里兰卡茶叶产业迅速崛起，罗伯特·福琼被誉为英国的茶叶之父。
当时的中国拥有茶叶的品种、种植技术和制茶技术，这是西方国家无法比拟的。因此，茶叶成为了中国的垄断产品，其重要性堪比现今的芯片技术。西方需要花费大量白银来购买中国的茶叶，这使得茶叶在当时的经济地位十分重要。
罗伯特·福琼的活动导致了中国制茶行业的衰退，进而严重影响了中国最重要的出口产品贸易，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他成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尽管很长时间里，中国人对罗伯特·福琼的作用并不了解，但他的影响却远超千军万马。
西方的传教士往往带有隐秘的任务，
他们偷走了中国的三大高科技产品
——丝绸、茶叶、瓷器技术。
这些传教士带着偷技术的目的来到中国，
而中国的警惕性却不够，
误以为他们只是来传教的。
关于专利制度的出现，有人怀疑其背后有窃取中华科技文明积累的动机。只有中医在知识产权的开源方面表现出色，而古代中国的科技主要掌握在皇家手中。尽管在王朝更替时期，一些科技难以避免被窃取，但传教士在中国待了几百年，正是等待这样的机会。
关于珍妮机引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说法，更像是一个笑话。珍妮机只是一台小小的织布机，远远不足以引发全球工业变革。这一切可能只是一种掩饰。
元朝王祯的《农书》中记载的水转大纺车被西洋人发现后，在此基础上改进的阿克莱大纺车彻底解决了他们在纺织业上的问题，展现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即便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纺纱机器相比，元朝的水转大纺车在工艺技术水平上也非常卓越。例如，著名的珍妮纺纱机最初只有8个纱锭，而元朝的大纺车却拥有32个纱锭。此外，珍妮机只能依赖人力驱动，而大纺车则可以使用水力、畜力甚至人力作为动力。由于水转大纺车已经具备了很高的技术水平，其工作性能和工作效率都非常出色。
由于大量布匹的堆积，西洋人不得不考虑将这些布匹外销。然而，陆运的能力有限，这反而促使他们的运输业发生了变革，最终推动了海运和陆运的飞速发展。
在明朝末年的中国，
相位天主徐光启的科技著作，
特别是《农政全书》，
引起了洋人的极大关注。
在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的《通志》中，
详细描述了养蚕与丝织业技术，
其中的养蚕、
缫丝和织机插图显然参考了《农政全书》的内容。
这说明在18世纪中叶之前，
中国的水转大纺车已通过传教士介绍到了西欧。
即使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阿克莱水力纺纱机与元代水转大纺车有直接继承关系，但中国关于水力机械和纺纱机械的知识对近代早期西欧纺织机器的改进（包括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的发明）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可以从李约瑟等人的研究中得到印证。
只需看看欧洲15、16世纪的古地图，就会发现上面明确标注中国即是罗马、希腊。实际上，德国的高层精英清楚他们的知识来源于中国。
《坤舆万国全图》有两处标注着“欧罗巴人利玛窦述”和“利玛窦撰”，这意味着利玛窦只是叙述并撰写了部分文字内容，并没有参与地图的绘制工作。这张地图的制作显然是一项庞大的人力工程，应该是在李之藻的带领下，众多知识型官员和地图绘制工匠根据郑和的航海图进行汇总和绘制，可能还参考了利玛窦和其他西洋传教士的意见。
在明清交替之际，西方的真实面目开始毫无顾忌地展现出来。他们的精英阶层直接夺取中国的科技成果，并声称这些是他们的原创，然后公开发表。因此，西方似乎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众多跨学科的天才。
例如达芬奇、开普勒、牛顿等人。然而，我困惑的是，为什么现在这种西方天才就销声匿迹了呢？
再翻开那些以传教士口述或著述为名在中国出版的科技著作，
这些书中的知识全部源自中国的典籍，
且没有出现任何度量衡转换的痕迹，
完全是正宗的中国风味。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些书籍中透露的一些知识甚至超前欧洲科学界一两百年！
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谬离谱的事情吗？
据说传教士金尼阁来华时带来了7000多册西方书籍，但这些书籍在中国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本原本都没有留存下来。相反，在西方的各大图书馆和博物馆中却充斥着大量的中国古籍和精美文物。这究竟是谁影响了谁呢？
关于书籍《乾坤体义》，这本书其实只是沿用了原有的内容，仅在署名上做了改动，变成了利玛窦的作品。类似的，还有一本叫做《奇器图说》的书，书中的人物被替换为外国人，并加上了“西洋”二字，从而被误认为是西方人的创作。但经过细致对比可以发现，书中涉及的农业机械，中国版本是可以正常运行的，而西方版本因为细节上的错误而无法正常运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汉字被抄写得难以辨认。
至于像《亚里士多德全集》这样的书籍，在公元前几百年，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不可能有大量的文字记录。而且书中的内容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非常相似。《莎士比亚》作品中也有很多内容被抄袭并改编自中国元明时期的小说戏曲。而《几何原本》在中国得到了完善和发展，17世纪西方的很多著作都模仿了其叙事结构，因此这本书不可能是公元前西方的作品，更可能是西方在17世纪从东方获得的新书。
从明代开始，
东方的传教士不断地将东方文化资源带回西方，
推动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展。
许多著名人物借鉴了东方的思想资源来构建他们的近现代意识形态。
传教士在翻译过程中需要统一标准的文字工具，
于是参照《康熙字典》制作了《约翰逊英语词典》。
通过这样的方式，东方的文明成果得以在欧洲传播和发展。不过由于西方文字语言的局限性，消化庞大的东方文字资料需要时间。
随着时代的变迁，传教士所钟爱的拉丁文逐渐淡出了流行舞台。在欧洲的17世纪与18世纪之间，那是一个知识与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其间不少知识瑰宝库问世，例如英国人所倚重的《钱伯斯百科全书》和苏格兰爱丁堡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这些著作如同知识的海洋，映照出欧洲对知识的渴求与积累。
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莱纳在他的著作《欧洲百科全书中的中国》一书中坦言，中国的知识是欧洲百科全书重要的知识来源。这本书清晰地描绘了中国的知识如何融入欧洲全面的知识体系中的过程。对于最初的欧洲百科全书来说，它们展现了中国知识的精华，涵盖了地理、文化、经济、语言、文学、艺术、科学、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各个方面。中国的知识在欧洲的知识发展中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知识已经深深地渗透到西方知识体系的核心中。简而言之，中国的知识在欧洲的学术发展中已经成为西方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