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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间，她放弃工作，赔上全部积蓄，只为与日本政府抗争。

前前后后，她打了41场国际官司，终于迫使日本政府承认了细菌战罪行。

美国人曾评价她：“只要有两个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她是谁？她究竟做了什么呢？

王选，1952年8月出生在上海，祖籍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

她的父亲是一名法官，受到父亲的影响，小时候的王选就充满正义感。

有时候同学之间发生矛盾，都喜欢找她评理，她也俨然化身为一名“法官”，给与客观公正的“审判”。

1969年，17岁王选作为知识青年被下放到了祖籍老家——浙江义乌崇山村。

农村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作为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王选没有被吓倒，反而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每天和村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过得简单而又快乐。

知青

由于出色的表现，1973年，王选被推荐进入杭州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学习英语。

3年之后，王选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义乌中学教英语。

她在那里工作了8年，也在那里结婚组建家庭，之后她被调入杭州外语学院任教。

八十年代，出国潮风靡一时，或许是不甘心就这么过一辈子，1987年，王选考上了日本筑波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和丈夫一起留学日本。

毕业之后，王选加入了一家国际贸易公司，作为公司驻日本的派遣人员，常年在中日间往返。

按理说，此刻的王选家庭幸福、事业顺利，如果没有意外，生活就这么顺风顺水地过下去了。

可意外偏偏就这么发生了。

1995年，王选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新闻，是关于在“哈尔滨举办731部队国际研讨会”。

原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秘密成立731部队，专门研究细菌武器，最终导致鼠疫流行。

研讨会上，两个日本人给出了详实的报告，不仅有物证，还有多位有名有姓的人证，其中就包括三名崇山村村民。

崇山村是王选的老家，她曾在那里度过3年的知青生活，看了这篇新闻，王选恍然大悟，难怪当年在村子经常看见“烂脚”的老人，这都是鼠疫留下的后遗症。

不仅如此，王选脑海更深处的记忆也逐渐浮现。

在她小时候，听父亲说起过，当年一架日本飞机从崇山村的上空飞过，不久村子里就爆发了鼠疫，共有396位村民相继感染，其中也包括王选年仅13岁的小叔。

患者全身发黑，身体溃烂，备受折磨，由于当时缺乏药物治疗，害怕继续传播的村民只能把患者拉到荒郊野外，任由他们在痛苦中死去。

刹那间，王选明白了一切，都是731部队发动细菌战引起来的。

她突然感觉肩头沉重了起来，她告诫自己：“作为崇山村的后代，她需要为前辈们讨回公道。”

此时的王选已到不惑之年，她知道这条路注定是曲折且漫长的，想要走下去无疑需要巨大的决心。

可对王选来说，最不缺的就是决心，为了追求正义，她义无反顾。

说干就干，王选立马辞掉日本的工作，飞回国内，开始搜集证据。

从崇山村开始，她挨个采访细菌战的受害者，把他们的口述一一记录下来。

这一查就好像撕开了一个口子，王选发现，原来不止崇山村，整个义乌、整个浙江、乃至整个中国都有受害者。

王选追寻受害者的脚步，辗转来到浙江、湖南、江西等地，哪里有受害者，哪里就有她的身影。

随着调查的深入，王选接触到了更多也更加触目惊心的真相。

731部队的部长是日本陆军中将、医学博士石井四郎，这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人。

在他的认知里，日本之于中国，相当于蚂蚁之于大象，想要彻底占领中国，光靠武器不行，必须得从根本上灭亡中国人。

作为医学博士，他深知细菌武器的厉害，可以以很小的代价大量杀伤生命，乃至灭亡整个民族。

此时的石井四郎，忘记了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着手研制细菌武器。

石井四郎首先选中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等细菌作为传染源，因为它们具有高度的传播性和致死率。

为了获取实验数据，灭绝人性的石井四郎命人把细菌直接用在活人身上，手法之残忍，亘古未有。

他们一边听着感染者的哀嚎，一边冷静地记录感染者发病的整个过程，最后再任由感染者在痛苦中死去。

这些毫无人性的家伙连死去的躯体也不放过，为进一步获取数据，他们会对遗体进行解剖，最后再扔进焚化炉烧掉，毁尸灭迹。

731部队残酷的实验远不止于此，有冻伤实验、高压试验、高热试验，种类之多，难以想象，光听名字就足以让人心头战栗。

以冻伤实验为例，实验者会被绑在室外，要知道冬天的哈尔滨滴水成冰，实验者很快就被冻僵。

如果挺不过去被冻死反而是幸运的，挺过来的实验者会被再次解冻，冰冻解冻如此反复，直至活人关节一敲即碎，肌肉坏死烂尽，最后才在痛苦中死去。

如此大量的实验，自然需要足够的实验对象，731部队称呼实验对象为“木头”，意为逆来顺受、不具备反抗能力。

“木头”的来源主要是抗日军民，有时实验对象不够时，他们也会直接抓捕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据战后不完全统计，被731部队抓来用于各种试验的人员达3000多人。

进行了足够的实验后，731部队拿着他们的秘密武器肆无忌惮地在中国大地上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这种方式比较隐蔽，有时将细菌投入水源，有时通过飞机空投，无辜的人不知不觉被感染，感染者又在不知不觉间传染其他人，如此下去，受害者根本难以估计。

看着搜集到的资料，王选头皮发麻，这些资料完全颠覆了她的认知，也在不断挑战她的心理承受能力。

王选意识到，日本政府至今未就此事道歉，她决定起诉日本政府。

经过两年多的调查取证，王选将搜集到的证据翻译成日语，1997年，她正式代表中国各地180余名细菌战受害者，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道歉，并赔偿损失。

在法庭上，她将搜集到的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一一展示。

同时，为了争取舆论支持，王选还在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举办展览、发表演说，让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真相。

即便做了如此充分的准备，这场跨国官司的困难程度依然超出了她的想象。

受害者大多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没出过国，可在日本审理，他们必须出庭，这些老人只能拖着残破的身体，出现在日本法庭。

为了保障老人的安全，王选自掏腰包，解决老人的差旅费。

这还不是最艰难的，最难的是，法庭内外，王选时常孤军奋战。

法庭内部，法官、陪审员、旁听都是日本人。

法庭外部，日本右翼分子时常堵在法院或他们居住的酒店门口，进行语言攻击。

即使是在国内，也有不少人打退堂鼓，认为这是一场注定打不赢的官司，劝王选不要再做无用功。

可王选决心抗争到底，即使一人面对整个国家，她也毫不畏惧。

2002年，官司一审败诉，不服输的王选选择上诉。

2005年，二审也败诉了，王选继续上诉。

2007年，终审也败诉了。

所有人都以为，一切尘埃落定，王选再也掀不起风浪了。

可所有人都错了，2014年，经过7年准备的王选再次状告日本政府，只是这次原告团队里不只有中国人，还有韩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人。

面对如此执着的“战士”，所有人都由衷地敬佩。

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王选，按她自己的话说：“官司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段沉重的历史不该被忘记。”

有人说，王选失败了，她虽然一次次地告状，可在法律层面上，她一直都是败诉。

也有人说，王选成功了，因为她的奔走相告，让日本政府最终承认了这段罪恶的历史，并把它写进了日本的历史教材。

从1997年开始状告日本政府，至今已过去了整整27年。

如今，从不惑之年开始奔走，到如今古稀之年，她还在坚持，按她自己的话说“日本政府不道歉我就不会停歇”。

可喜的是，王选不再孤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青年、志愿者加入了她的队伍。

他们用10年时间，实地走访了900多位老人，出版了关于细菌战的历史书《大贱年》，她要以这种方式把这段历史永久保存下来。

王选的执着，不止让国人敬佩，外国人也深受感动，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这样评价她：“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对王选来说，不需要别人的赞扬，她只是做了中国人该做的事。

王选是真正的孤胆英雄，是华夏的好儿女，是充满使命感和正义感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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