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清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这在清朝历史上可是件前所未有之大事，一时间朝野震惊，舆论四起。

案发后，朝廷连下十几道上谕，连续派出多批朝廷要员前往查办，反复熬审凶手张文祥半年之久，一直到最后结案，案件可疑之处还是甚多，奏折中更是含糊其词，苟且拟结，根本无法服众，于是各种传闻蜂起，不经之语飞广流传，使之成为了扑朔迷离的疑案。

作者在少年时代就在某本杂志上看到过连载，时间太过于久远，那本杂志就记住了张文祥那把淬毒的匕首和插画里面曹二虎媳妇的酥胸。。。

但是今天，我们不谈匕首也不谈酥胸，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再次分析下此案，或许可以窥及张文祥刺马案的一些端倪。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时值两江总督马新贻来到督署西边的校场循例阅射。上午10点左右，马新贻检阅完毕，在安保人员的簇拥下，经过箭道回衙。

马新贻，山东曹州（今菏泽）人。 二十七岁中进士， 咸丰三年， 任合肥知县时随钦差大臣袁甲三平太平军，因功擢庐州知府。 同治三年，升浙江巡抚。 同治七年，任闽浙总督，不久，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 马新贻官声极佳，业绩突出，颇受民众爱戴。

此时，适有马新贻同乡武生王成镇跪道求帮，既经武巡抚叶化龙等拦问，马新贻仍向前走，这时突然一个身穿短衣亲兵模样的人，快步走到马新贻面前，打千请安，右手随即从靴筒中取出短刀向马猛刺，马立刻蹲下闪避，但为时已晚，匕首已刺中马新贻右肋下，马站立不住，护卫侍从在慌乱中将马扶进耳门，差弁方秉仁上前，立刻将凶犯拿住。

中军副将喻吉三闻信，督同差弁将该犯困缚，刺客却是并不逃跑，操着北方口音嚷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刺客就是我张文祥，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并无同伙，你们不要胡乱抓人。我大事已成，非常高兴。我跟你们走！”

而被刺伤的马新贻求治无效，次日身故。

魁玉

案发之后，江宁将军魁玉迅即具折上奏，皇帝览奏，“不胜骇异”。八月三日谕内阁“著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惩办！”

在《清实录》中，从同治九年八月到同治十年二月，对此事的上谕就高达十几次。特别是八月三日，同治和慈禧连发了四条谕旨，可见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上谕中主要是谈到对马新贻死后的人事安排及抚恤之事，同时考虑到曾国藩在江南多年，情形既多熟悉，著曾国藩调补两江总督，李鸿章补授直隶总督，继续督办天津教案。

案发五天之后，魁玉除了审出刺客名叫张文祥系河南人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不但朝廷无法满意，京师里的王公大臣们也是议论纷纷。面对朝廷的催促和指责，魁玉一方面抱怨“张文祥刁狡异常，奴才督饬司道昼夜研审。张汶详自知罪大恶极，必遭极刑，所供各情一味支离。讯其行刺缘由，则坚称既已拼命做事，甘受碎剐等语。用刑过久，又恐仓瘁致命”。

接下来在朝廷催促之下，魁玉又终于取得了一些新口供上奏，张文祥曾是捻军，转战安徽、浙江等地。并且拿获了张的女儿张宝珍，儿子张长幅。但是却始终无法触及本案的核心问题：作案动机。

曾国藩

八月初十日曾国藩偏偏陈奏说他要专心调理眼疾，要朝廷另派贤能到南京任两江总督。而当日，清廷不得不再次增派漕运总督张之万立即赶赴江宁前往协助熬审。但是结果还是一样，张文祥还是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什么都不说，因此又引起汹汹舆论。

十月十二日，张之万奏称：“张文祥自知身罹重解，凶狡异常，连讯连日，坚不吐实，刑讯则甘求速死，熬审则无一言。 既其子女罗跪于前， 受刑于侧， 亦复闭目不视， 且时复有矫强不逊之词，任意污蔑之语，尤堪令人发指。 臣又添派道府大员，并遴选长于听断之牧令，昼夜熬审，务期究出真情，以成信谳。 ”

清廷不得不在闰十月二十日，用相当严厉的口气发了一道上谕，要求承审官员赶紧讯究，不许附会游供，含混了解，至干重咎。

而这道上谕发出一天后，曾国藩才抵达南京。

张之万

十一月二日，魁玉和张之万突然拟出奏折予以上奏，大致意思是张文祥曾经是捻军，而后又做了海盗，因为当时马新贻在任浙江巡抚时，剿办蓝田的海盗，张的同伙被杀者甚多，然后在他回来后，他又发现其妻子罗氏被一个叫吴炳燮的人诱逃了，家中钱财也大多被卷走。

于是他曾在马新贻巡视宁波的时候，马文祥曾拦驾呈控，但是马新贻对这种小事就没有理睬，于是张文祥怀恨在心，刚好此时，在逃海盗龙启等人找到张文祥，煽动其为同伙报仇，也为自己雪恨，张文祥被这一激，就答应了。

然后张文祥又在新市镇私自开了一个放小额高利贷的小押，正好此时马新贻正在禁止此事，所以张文祥本利俱亏。

新仇旧恨夹在一起，张文祥决定杀马新贻以后快，同治七、八年时间，张经常在杭州、江宁等地欲乘机行刺，因安保工作太好，无法接近马新贻，未能下手，直到今年7月26日，混入了督署，突然行凶”

奏折中闪烁其词称：“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

但这个把动机归为海盗的指使和个人的私仇，并未消除朝廷的疑窦，清廷旋即派出刑部尚书郑敦谨会同审理。

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九，郑敦谨和曾国藩再次上了联衔上奏：“会同复审凶犯行刺缘由，请仍照原拟罪名及案内人犯按例分别定拟。”奏折基本内容和张之万、魁玉的版本一致，朝廷不得不最后认同了这个被他们一再质疑过的结论。

两江总督被刺杀，当时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大家都觉得官方对张文祥刺马动机过于草率，明眼人都能看出其中的纰漏。

官方解释张是受海盗指使，又以泄已私愤，所以才刺杀的马新贻，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张文祥不去杀引诱自己妻子、骗取自己钱财的吴炳燮，却去刺杀与此事并无直接关系，只是没受理他案子的马新贻，实在是匪夷所思。

而马新贻禁止开押店，也是政府管控层面的事情，又不是针对张文祥个人，这算得上什么深仇大恨？

案发现场的差弁巡捕，供词中都提到张喊了一句“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谁养他，又是谁在用他？

孙衣言

参与审讯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在给马新贻所刻的神道碑铭中愤愤不平的写道：“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

但是，在整个审案过程中却始终没有人对张文祥用过重刑，问官的理由是“如果用刑过久，又恐凶犯仓瘁致命”，刑讯逼供，当时在衙门里可谓家常便饭，各位主审官为何偏偏对张文祥如此有善意。

按理说，朝廷是非常重视此案，从不断加派大臣前往调查就可以看出清廷确实是想赶紧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是比如曾国藩，最先就以眼疾想推脱会审此案及就任两江总督，八月三日收到通知，第二年正月，曾国藩、郑敦谨才出现，然后也没表态，同意了原来拟定的罪名定案、签字了事，同样的还有张之万，调他去南京，到了第二个下旬才迟迟赶到。其中原由，实在是耐人寻味。

而会审人员的异常举动也令人瞠目结舌。 钦差大臣郑敦谨审完案，立即退出官场。 据《清史稿》载：“十年春，敦谨还京，至清江浦，上疏以病乞罢。 ”结果似乎病得很重的郑敦谨一直活到光绪十一年才病故。而郑敦谨、曾国藩审结“刺马案”时，与马新贻交厚的会审官员孙衣言、袁保庆拒绝签字。

基于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原则，民间的版本那倒是满天飞，有桃色、复仇、背叛等，不一而足。 自马新贻一亡，就有戏曲在梨园上演，至今更是被演绎得扑朔迷离。

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总结出来就是“马新贻好色负友，张文祥仗义行刺”。

根据张文祥刺马改编的电影《投名状》

说的是马新贻在安徽当知县的时候，与太平军交战曾被擒获。活捉了马新贻之人就是小头目张汶祥，张在太平军中有降清为官的念头，擒捉知县后即与军中好友石锦标、高二虎相商，好待马新贻，并与结识，四人遂结拜为兄弟，并与马商定，如能为地方另设新营、扩充兵员，并委任其职，他们三人即可归从调遗。

马由此被归，向上请求即准，并被委令设山字二营，由马新贻，张汶祥等三人都被委任为营哨官，及马新贻升任为按察使后，召汶祥三人，告诉他们山字营被遣散了，你们就在按察使署内当差吧。

张文祥等三人受委，每月月薪颇丰，也还满意，这时高二虎的妻子寻夫而来，暂宿署中，马新贻见二虎妻很是漂亮好看，竟逐渐诱与通奸，张文祥知情后告知二虎，张、曹以为马新贻行为不堪，遂密谋报复。正当二人密谋时，马派曹去寿春镇领取军火，同时派人密告该镇总兵徐周，称曹二虎“通捻”，命徐立为捕杀。曹二虎被杀，张文祥逃脱，张誓为二虎报仇，乃暗随马新贻，终于杀之复仇。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农民运动，坚持斗争达14年之久，席卷大半个中国，其与清廷长达十几年的对抗, 对政治和社会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1850 年前后, 清政府财政就无力维持河工以及镇压太平天国产生的巨额经费。 起义爆发后仅数月, 清政府就已经面临无款可拨的尴尬境地。

1853 年，在湘乡丁忧的曾国藩奉诏受命为帮办湖南团练大臣，建立起了一支有别于清廷经制军队的武装力量。在赢得与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争之后，成为晚清国内唯一的劲旅和保卫国家安全的主力军队，而由此衍生出来的以曾国藩和李鸿章为首的湘淮集团则成为了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地方政治势力。

最先曾国藩率领湘军竭力苦撑达 7 年之久。直到 1860 年太平军将江南、江北大营摧毁，清咸丰帝才不得不改变湘军出力、绿营收功的策略，一心依靠湘军。1861 年 11月，朝廷将江苏、安徽、江西和浙江的军务及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全部归曾国藩“节制”。至此，曾国藩成为晚清身关天下安危的人物，湘军也进入了全盛时期。

出于战争发展的需要，曾国藩又助力李鸿章创立了淮军。由湘军集团到淮军集团，出现了一大批因军功而被委以重任的汉人官员，改变了传统的满汉权力结构，更多的汉人官员进入了政治权力版图。权力的中心开始一点一点从满人的手中旁落，到达了汉人的手中。中央集权制度开始一步一步瓦解，地方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在很多时候，清朝廷也不得不对他们予以迁就。晚清开始形成了督和抚掌握实权的局面，六部的职能也在一点一点丧失。

同治元年（1862 年）五月湘军在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率领下进扎雨花台，开始进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整个战役历时3年，双方投入大量兵力，殊死搏杀，最后攻陷天京。

但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同治皇帝很不满意，湘军缴获太平天国的金银和财富并没有全部上缴国库，太平天国十多年时间，积累了不少的财富存入所谓的“圣库”之中，当时清政府国库亏空，连军饷也发不出来，惊闻天京被破，同治皇帝却一心指望攻下天京后，用太平天国的财富来解燃眉之急。

但是曾国藩上报数目离想象中的巨额相差太大。而湘军打下天京后大车小车向自己家乡日夜运输也是事实，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更是劫掠了大量的财宝，用数十条大船运回了湖南老家。当时湖北湖南还掀起过抢购田地的热潮。曾国藩却在奏报中表示：“克复老巢，而全无货值，实出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这些消息，造成了慈禧和朝廷上下的反感和猜疑。

我们知道清廷一直设有九大总督，在这几个总督职位当中，节制安徽、江苏、江西三省的两江总督最为重要，虽然传统意义上直隶总督为疆臣之首，但直隶地近京畿，上有朝廷，下有顺天府尹，位尊而权轻，所以并不算好位置。

两江总督府衙门旧照

而两江总督，山高皇帝远，且清政府财税三分之二出于两江，实在是封疆大吏中第一肥缺。两江总督前期满人多，而在太平天国之后，主要由湘淮系统控制。所以这个时候，朝廷任命毫无湘淮背景的马新贻为两江总督，确实是非常敏感。

就连李鸿章在《李文忠公全书》中还记录有他在马新贻遇刺案后，曾国藩重任两江总督时写信与曾国藩，言及“谷山（马新贻字）近事奇绝，亦向来所无。两江理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其实意思就是，两江总督这位置，非湘淮集团是办不了的。

慈禧

这事朝廷难道不知道？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那为什么慈禧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把视两江为根本的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把李鸿章调往湖广，然后让一个毫无湘淮集团背景的干吏出任两江总督呢？

高尚举先生的《刺马案探隐》中提到一种说法，据说传自马新贻后人：马新贻最后一次被慈禧召见，出宫后朝服浸湿，大汗淋漓，非常恐慌。这一次，慈禧传达出一道秘密旨意命他在总督任上彻查太平军被剿灭后，天京城里库银的去向。

之后，马新贻向朝廷请假回家省亲，也算衣锦还乡。但在家逗留期间，他非常低调。到了9月，马新贻离家赴任，临走前他把家人召集起来，特别是对他两个兄弟，反复教导，说自知此行吉凶难料，一旦意外发生，千万不要进京告状，一切但求自保。马新贻被刺死之后，他的一个兄弟心有不甘，进京了解情况。此人到京不出三天就因为偶感风寒暴毙而亡。这是一则孤证，虽然没有其他材料来支撑以上说法，但同样没有材料能反驳它，不妨姑妄存之。

《清史稿》记载，马新贻为官，“以勤明称。。。官安徽、浙江皆得民心，治两江继曾国藩后，长于综覈，镇定不扰”。

同治三年马新贻升任浙江巡抚。同治四年为了减轻民众负担，马新贻“复奏减杭、嘉、湖、金、衢、严、处七府浮收钱漕又请罢漕运诸无名之费”。

从此马新贻开始了对江南的治理。马新贻还兴办了各府书院先后修筑海宁石塘，绍兴东塘，浚通三江口。严州、绐兴遭受水灾，马新贻及时赈济,使水灾不再为害。这些都是颇得民心的。

两淮盐政积弊甚多虽然经过曾国藩、李鸿章的多次整顿，但积习难改。马新贻到任之后随即对盐政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如在淮北实行“循环给运”等政策。经过不断努力，两淮盐政制度基本定型。在当时腐败的环境下能有这样利民便商的做法，着实难能可贵。

同治七年是马新贻短短49年的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年。这一年,他成为了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全权治理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军务走上了他人生的顶峰。

而就在这时，马新贻开始裁撤湘军，镇压淮军索饷，大笔一挥将两万七千名湘军裁掉近一半，淮军鼎字营勇丁因为索饷而闹事，马新贻一边迅速“查出滋事勇丁鲁万隆等五人，立即正法”，随后又借机将鼎字营分批全数遣散。

而且马新贻对两江地区的裁掉的兵勇约束极严，一旦有被裁的兵勇扰乱地方秩序，打家劫舍，一经抓捕，甚至不用经过正常的审问程序，即可由“该管道府，就地正法”。

湘军人员本来就对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心怀不忿，而马新贻对湘军裁勇的处置过于严峻，使得在江宁的湘军旧部与马新贻这股两江的新势力之间关系日趋紧张。湘军旧部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向曾国藩等首领诉苦。

曾国藩只能从宽解、劝慰湘军旧人方面着手。他本人既然已经离开两江，如果再干预两江之事，不但为情理不容，而且必犯清廷的大忌，马新贻也不会容他插足两江。

天主教江南教区主教郎怀仁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外国传教士进入南京，要求清廷地方官归还教堂旧地、许以发展教会事业，被曾国藩和李鸿章拒绝。1868 年， 马新贻接任两江总督后却与天主教江南教区主教郎怀仁打得火热，过从甚密。

原来马新贻在上海与小刀会作战时负伤，在医院治疗时加入了天主教（此观点存疑，但是正如重写《江南传教史》的史士微所言，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马新贻在浙江同太平军作战时，他和德克碑与买忒勒的中法联军相处得很好，也比较正直友好，这在中国当时的官场中很难得的）。任浙江巡抚后，与法国天主教也有着特殊关系。

安庆旧照

同治八年十一月，安庆发生教案，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来南京同马新贻交涉，马对反洋教表示愤怒，同意了罗提出的所有条件。

后与安徽巡抚英翰联衔发出布告，并勒石树碑保护教会利益，严令民众不得阻挠和破坏教会的一切行动。

在南京城内，马新贻还派军队保护教堂。1870 年 4 月，南京反洋教活动的头面人物叫陈国瑞。马新贻便派人捉拿陈国瑞，陈从南京逃出北上，仍继续宣传反洋教，并组织了反洋教力量。后在天津掀起大规模反洋教活动，直酿成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中被焚毁的教堂

天津教案发生，清廷严令直隶总督曾国藩处理该案。曾氏在内外压力下， 委屈处理， 弄得骂名满天下。案结， 天下群情汹汹，朝中舆论沸然。曾国藩中兴名臣的威望显然已经大损。

在马新贻案中，最后的获利者是谁？其实不言自明。

曾国藩由“久困之地”的直隶返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李鸿章由湖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浙江巡抚李瀚章署理湖广总督，不久实授，浙江巡抚由浙江布政使杨昌濬署理，不久也实授。马新贻之死为湘淮势力重新占据江浙，提供了机会。

所以有充分理由相信，马新贻被刺案，与湘淮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有学者指出，背后主使就是曾国荃，而直接买凶者为黄翼升。 黄翼升（1818—1894），字昌岐，湖南长沙人。 其人从属湘军，一生追随曾国藩，多次由其荐举任职，马新贻被刺时，黄翼升任长江水师提督。而在曾国藩死后，黄翼升以类似“莫须有”的罪名被革职。

其实在此之前，同治四年的时候，同样发生过清廷与湘淮集团围绕两江地区的权力之争，吴棠受命为江苏藩、抚，李鸿章署两江总督后，他代替李鸿章推荐的署抚刘郇膏，署理江苏巡抚，而清廷借机将湘淮人物调离，形成清廷控制江苏的局面。同治六年，吴棠又为清廷打击湘淮人物立功。

对于吴棠作为清廷牵制湘淮集团的重要棋子，在牵制湘淮集团的揽权，打击湘军人物方面所起的作用，湘淮集团成员内心是很明白的。在湘淮集团掌控着战局的时候，为了不进一步引起清廷的疑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吴棠采取的主要是常规的防范措施。

但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湘淮集团的作用和地位难免处于下降趋势，那么，吴棠的举动就无疑是雪上加霜，尤其是他不仅实施牵制作用，还逐渐站到打击湘淮人员的前列。因此，湘淮集团就不能容忍，开始对这一枚清廷的重要棋子实施打击，最终由李鸿章抓住了吴棠的把柄，清廷不得不将其革职查办。

那曾国藩为何迟迟不愿动身前往南京呢？在《曾文正公手写日记》中记录的情形颇为令人玩味。

九月十六日巳正三刻

入养心殿之东间，叩谒皇太后、皇上圣安，旋即叩头恭谢天恩。

西太后问曰：“尔何日自天津起程?”

对:“二十三日自天津起程。”

问:“尔右目现尚有光能视?”

对:“右目无一隙之光，竟不能视。左目尚属有光。”

问:“别的病都好了么?”

对:“别的病算好了些。”

问:“我看你起跪等事，精神尚好。”

对:“精神总未复原。”

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对:“这事很奇。”

问:“马新贻办事很好！”

对:“他办事和平精细。”

旋即退出殿门以外。

十月初九

。。。始进养心殿东间。

慈禧太后问:“尔几时起程赴江南?”

对:“臣明日进内随班行礼，礼毕后三两日，即起程前赴江南。”

问:“江南的事要紧，望你早些儿去。”

对:“即日速去，不敢耽搁。”

问:“江南也要练兵。”

对:“前任督臣马新贻调兵二千人，在省城训练。臣到任当照常训练。”

闰十月二十一日，曾大人终于出现在了南京城。。。

而闰十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曾大人主要在干什么，一边赶路，一边写挽联，当然曾国藩确实有这爱好，悄悄给活人写挽联这事，他都没少干。所以到南京当天，曾国藩在日记中又写道：因昨日挽联不称意，思一改，而未能。

为什么挽联写起来不称意，那是因为曾国藩一直在揣摩如何给此事定性，毕竟慈禧太后说了那句“马新贻办事很好”，慈禧为什么会对他说这话，那明里暗里不都是在为朝廷找补面子吗，曾国藩宦海沉浮几十年，哪里不懂慈禧那点小心思。

既然慈禧为此事定调了，那就是两江总督归你，你就别在给马和朝廷扣屎盆子了。。。这也是为什么曾国藩后来并没有不遗余力的再行查处此事，而是还是以最先大家商议好的说法上奏，因为这个说法最为体面。

曾国藩为何又迟迟不动身呢？

曾国荃

第一种可能，静待事态的变换，因为虽然其弟曾国荃因为谋取湖广总督失败后，已经奏请辞职，回籍“养病”。但是当年打下南京后，掠夺之事是不是被马新贻查出来，然后曾国荃背着曾国藩动手的，他估计已经差人回去找曾国荃询问，当时正在等消息。

第二种可能，慈禧疑心这是曾国藩等为重回两江的举动，必然会对湘淮集团极力谋求长期占据两江地区产生极大的警惕，也必然会采取相应的牵制措施。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都是在等慈禧出招。

然而此时的慈禧显然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对付曾国藩，所以才会再次催促曾国藩赶紧回两江赴任，湘淮集团在与朝廷博弈中也算是扳回一局。

但是不得不说，曾国藩返任两江总督时，已是在朝野上下的威望已经大不如前，他作为湘淮集团精神领袖的形象已然死去，也不复有凭借湘军在两江势力继续做强势督抚的精气，而只是清廷稳定湘系留住人员甚众的两江局面的一枚棋子而已。

综上所述，马新贻死亡的原因可考虑为两种，第一，已经拿到曾国荃等人南京掠夺太平天国财富确切罪证，在上奏之前被除掉。第二，裁撤湘淮军引起湘淮集团利益阶层特别是被裁撤人员不满。而其中的导火索，则是天津教案，在杀马的背后则是太平天国战后清廷与湘淮集团的掌控江浙的控制力之争。

参考文献：

李慈铭等：张文祥刺马

姜兆鑫：张文祥刺杀马新贻目击记

顾建娣：同治四年两江总督易人风波

刘海燕：试析同治九年张汶详刺杀马新贻案

邱涛：曾国藩的权势之死——清廷的天津教案对策与同光之际湘淮权势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