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政治暗杀，这种被称为藏在隐蔽处的政治，自古有之，在我国“荆轲刺秦王”就是最为耳熟能详的刺杀未遂案例。而到了清末更是成为了一种十分突出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现象，甚至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为此，辛亥革命前十年间，革命党人对清廷重要官员先后进行过数十次政治暗杀。

这其中就有一名革命党刺客，他以一腔热血，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不成被捕，在狱中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如此激昂的诗篇而传诵一时。

但后来他的另一面，却又让人唏嘘不已，继而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遭人唾弃。有意思的是，他的政治生涯与刺客结下了不解之缘，起于刺客，也终于刺客，起，是热血刺客的他，终，则是作为锄奸对象被刺客追杀的他。

他就是被称为近代史上最大的汉奸——汪精卫。

青年汪精卫

汪精卫，清光绪九年（1883年）出生于广东番禺，其父辈是由浙江绍兴移居到广东来做衙门幕僚及师爷的。他幼时聪颖，少年时长于文章，因此被选为清朝官费生前往日本留学。

而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伴随着救亡图存的紧迫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汪精卫也被这股奔腾的潮流卷入革命行列，并成为一个风头十足的人物。

同盟会在日本策划了不少在国内的反清活动，由此终于惹来清廷对日本的不满。 在清 廷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于 1907 年给了孙中山一笔钱，“礼送”孙中山离开日本到南洋去。当时与孙中山同往的有汪精卫及胡汉民等人。 就在马来西亚，汪精卫遇到了疯狂爱上他的广东籍华侨富商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

同盟会会员虽然在海外筹款并策划国内的起义，但是，这种在外指挥的起义不但往往以失败告终，而且惹来华侨及其他团体的蜚语。 汪精卫看到同盟会会员士气消沉，听到针对孙中山的“远距离革命者”的指责，决定牺牲自己、北上刺杀清廷大臣，以唤起大众的信心。

1909年11月，26岁的汪精卫偕喻培伦抵京，与先前抵达的黄复生、陈璧君会合，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开设了一家名为“守真”的照相馆，伺机刺杀满清要员。

其实在北上之前，汪精卫等就曾想谋刺两江总督端方但没成功。到北京后，他们的暗杀目标，先后有庆亲王奕劻和从欧洲考察海军归来的亲贵载涛、载洵。接连未成后，决心铤而走险，谋刺摄政王载沣。

但谋刺载沣的行动依旧是完全的失败。

载沣所居的醇亲王府，离什刹海不远。汪精卫等探悉载沣每日上朝，必从鼓楼大街经过。楼前有短墙一道，他们便筹划在载沣经过时，将炸弹从短墙扔下，定可将载沣一行人炸毙。但事有不巧，此项计划方定，载沣因鼓楼大街修筑马路，变更行程。

载沣

第一次计划遂宣告失败。后来他们又访知载沣取道烟袋斜街上朝，只是因租不到房子，不能下手。随后，他们改在载沣上朝必经的一座小石桥下面埋设炸药，人则藏于阴沟内，用电气发火，等载沣过桥时将其炸死。

可惜的是，炸药刚刚埋好，便于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被察觉，三月初七日被抓获。按当时的大清法律， 汪精卫是要被立刻处死的。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就是汪精卫明白自己必死而写成的。 同时，对依旧痴心不改的陈璧君，汪精卫也在狱中承诺了与她的婚事。

善耆

但当时担任审判的清廷肃清王善耆见汪精卫青年才俊，有意袒护他。 善耆说，革命党“若来一个杀一个，冤冤相报，何时可了，不如从轻发落”。

因为当时清廷正预备立宪，身为被刺对象的摄政王载沣也认为此时杀掉一个政见不合者不利于接下来的施政方针的进行，因此也把汪精卫针对自己的刺杀动机直接说成是为国为民，“宜用宽典”，改判其为终身监禁。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释放政治犯，汪精卫也获释出狱。

辛亥革命胜利后，汪精卫与陈璧君完婚，并远赴法国勤工俭学，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

1925 年孙中山过世后，汪精卫与蒋介石两人三脚，分分合合，一直执掌着国民党的党、军大权。1927 年国共分裂之时，蒋介石在上海、南京主张武力清党，汪精卫则又选择了一件难做之事——在武汉主张两党和平分手。 其后宁汉合流，汪、蒋两人才再次走到一块。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中国内忧外患日趋严重。日本霸占了东三省，国民党当局节节退让，国人群情激昂。。。而蒋介石却还是将重点放在对付共产党身上，对日本采取妥协政策，这件事情引起了全国爱国人士的强烈不满，激进的爱国人士则开始有了对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实施刺杀行动的想法。

但是在当时，看到蒋介石就不是件易事，更不用说是刺杀了。于是,这群青年为了完成这一壮举，于1934年10月专门成立了一个以新闻记者为掩护的刺杀机构——晨光通讯社，希望利用新闻记者的身份，利用采访之际刺杀蒋介石。

1935年机会终于来了，当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当天南京冠盖云集。汪精卫自不必说，阎锡山、张学良来了，张静江、张继来了，桂系、粤系的代表来了，连久居泰山读书的冯玉祥也来了。

上午7时正，会议代表照例乘车前往中山陵晋谒“国父”孙中山。9点钟，中委们又回到位于湖南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开幕式。

按照惯例，全体中委、中央党部职员及观礼的来宾等均在大礼堂外集体拍一张照片作为纪念。此次事件非常轰动，记录很多，有些因为记忆原因可能存在一些偏差，本文记录主要来源于目睹此事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人员汪瑞田的回忆录以及蒋介石日记的部分内容。

青年张学良

那天，汪瑞田也感觉颇为奇怪，当时会场气氛与秩序有些沉闷和紊乱，所以会议主持者临时决定拍照移到左边新建的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去照相。汪瑞田当时主要是想去看刚从美国归来的张学良和第一次来南京的阎锡山。

大约十分钟以后，各中委排列在在厅前的几级台阶上，大家准备就绪后，就等着蒋介石来了。等了几分钟，才见蒋介石由大礼堂出来，大家立即高声相请，谁知蒋介石连连摆手，表示不照了。

蒋介石不照相的原因，后来在其日记中找到了原因，原来当天上午谒陵之时，委员们衣着不统一，行动拖拉，“礼节与秩序仍如往日之纷乱”。蒋介石是个注意细节的人，对此纷乱状况已觉不爽。六中全会开幕之时，司仪又看错议程单，漏掉读“总理遗嘱”程序，引起会场小混乱。

蒋大为不满，他将国民党高官们在国难当头之际尚不自觉悟的行为上升到“无建国能力”的高度，认为这是“启敌国之轻侮攻伐，增友邦之卑视”的根源。他也曾到合影现场，但见场面混乱，便“因悲慨独回议场，不愿摄影”。（当时也有文章写道汪精卫还去请过蒋介石，蒋还说场面太乱了，可能会出事，你也不要去了。但是汪精卫认为我们两个都不参加还是不好，于是还是去了委员们中间等着拍照，但是这个在蒋介石日记中并没有记载这个细节。）

没想到，蒋的这一举动，竟然救了自己一命。但是当时大家是不知道的，你不照拉倒，我们自己照吧。

就在拍好照后，大家就要进入会议厅开会之时，突然摄影记者的人群中走出一个中等身材穿灰色人字呢夹大衣的人，手插大衣袋冲向前去，高叫“不要走！”

然后掏出手枪对着汪精卫连发三枪。三枪发发命中，一枪击中左臂，一枪射入左颊，一枪钻进了背部肋骨中。汪精卫“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当刺客举枪再射时，被立于汪左侧的老中委张继拦腰抱住，同时去争夺手枪。刺客转身欲射张继，争夺中触动枪机，子弹向天飞去。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张学良迅步赶到，向刺客右臂猛击一拳，手枪落地，张学良又猛踢一脚，将刺客踢到在地。

这时，汪的卫士奔来，向刺客开了一枪打中了要害，刺客不动了，但未气绝。有人高喊“不能踢死，要留活口”，这才使刺客没有被当场打死。

听到枪声的蒋介石带着卫士赶到行刺现场时，汪精卫已经血流满面倒于地上。汪精卫见蒋来，竟在生死未卜之时，问蒋能否恢复两人感情，“能否谅解昔时误会”。言下之意，是怀疑蒋因不谅解而报复行刺的，蒋在日记写道自己“心滋悲戚”。。。

陈璧君

而这是汪的亲信陈公博、曾仲鸣、褚民谊等惊慌之余，束手无策，有的竟如丧考妣地放声痛哭。汪的夫人陈壁君见他们这种慌乱劲，斥道:“哭什么!这是哭的时候吗?赶快抢救汪先生要紧!”这才提醒他们去连打电话，催来了救护车。在别人要救护车的同时，陈壁君怒气冲冲地责问蒋介石说:“你好！你请汪先生来，又派人刺他。汪先生如怎么样了，你要负全部责任I”

蒋答:“我没有这样干，也不敢这样干。”

陈说:“南京是你的天下，特务都是你的部下，你不派人刺杀，谁敢这样行凶?”

蒋答:“我确实没有这样干，现在抢救汪先生要紧，我决心限期迅速破案，那时水落石出，一切都会了然。”

压力山大的蒋在日记中是这样记录的“凶手本晨三时死去，国之内部疑心丛生，汪夫人且疑及组织部所为，党内之无精诚而且猜疑如此之深。”

当时，四届六中全会正在进行，蒋介石每天必须面对党内质疑的目光，百口莫辩，其巨大精神压力可想而知，他那时甚至情愿子弹打到自己身上，而不愿承受不白之冤：精神之受打击，其痛苦较甚于枪弹之入肺腑数倍，此次之弹如穿入于我心身，则我心安乐必比甚何等事快也。

蒋介石每天去医院探视，下令给汪精卫发慰问金，还亲自向汪精卫的亲信们说明自己的诚意。然而，案件一日不破，疑虑无法消除。蒋介石对破案工作十分重视，在日记中有具体督办的记录：“全力准备缉凶”、“本日对缉凶事有所指示”。“六中全会闭幕，组织特种会办理刺汪案。”。

所幸，蒋介石的催办产生了效果。国民党特工人员很快查明行刺者孙凤鸣系晨光通讯社记者，再顺藤摸瓜，于蒋介石宣布组织“特种会”来侦办刺汪案的当天，即在江苏丹阳将参与策划行刺的晨光通讯社社长贺坡光抓获，案件得破，而刺杀汪的原委居然是因为本来是刺杀自己，而自己未曾到场，刺客只得选择国民党的二号人物作为行刺对象。。。

蒋介石得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搞半天原来汪是自己的替罪羊，但他最初竟也有些不敢相信：“得刺汪主使人贺某已在丹阳拿获，信疑参半。”。直到次日，更详细的侦破的情况传来，确实无误，蒋才一块石头落地。他写道：刺汪指使凶犯贺坡光为其改组派员，……已缉获，证明无误。此事乃得大白，一团疑虑尽释，使余如释十字架之重负，是天父之试余信念究为何如乎？”

汪精卫遇刺后在医院

但是当时汪身上的三处伤，头臂两处在南京中央医院取出，唯背上肋骨间的一粒子弹卡得很深，无法取出，如想取出，必须先去掉一根排骨。但汪与陈壁君不同意，因怕这样做有生命危险，医院也不敢保证安全，不得已移到上海某医院，同样无法解决问题。

最后只得去德国柏林医院，治疗数月，依然无法取出子弹。德医建议:子弹虽取不出，但德国有一种药水注射，把子弹周围肌肉封闭，肌肉与子弹不发生化学作用，不致引起恶性炎症。这样处理也可康复无患。结果汪精卫接受建议，按此方案处理了。休息半年，回国复职。

三.河内刺杀汪精卫始末

我们知道，汪、蒋二人在国民党内部其实是长期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矛盾重重，抗战开始后，蒋的权力则达到了顶峰，而对于表面上属于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权力已经所剩无几，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汪对抗战前途存在严重错误的估计。

蒋虽然能力差点意思，但那时是真开始抗日了，但在汪的眼中，随着华北沦陷，接下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的连续失守，如果再坚持抗战，不要多久，中国肯定会全部亡于日本。而此时，日本方面提出了诱降的所谓“调整日中关系的三原则”。

汪精卫基于狂热的“领袖欲”和抗战前途的悲观消极估计，竟然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甘冒天下之大不韪，1938年12月18日，竟然借口去成都参加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会议，从重庆乘飞机出走，路经成都转飞昆明逃往河内，随即于29日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 公开向日本投降。

《大阪每日新闻》刊载汪精卫“艳电”部分内容

这份“艳电”,首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香港特派员林柏生主办的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艳电”发表后，汪精卫的投降活动便表面化了。全国抗日军民一片哗然，蒋介石对此也是十分恼怒。

你想1938年，不管是正面战场还是八路军开辟的敌后战场，打得有多惨烈，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组织的最大一次，军队达到百万级别的武汉会战刚刚结束还不到两个月，你现在看历史，当然会知道，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节点云云，但是你想蒋知道吗？他肯定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抗日战争是打八年。。。

虽然蒋政府一直对外宣称武汉会战“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但是大家都知道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腹心地区丢了。

而就在这时，自己手下的二号人物，跑了。。。投敌了。。。跑到越南去鼓吹“坚持抗日必亡，与日亲善则兴”了。这个事件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蒋马上就意识到了。

蒋介石与戴笠

于是蒋当即命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人去河内行刺汪精卫,趁汪尚未离开河内去南京之前把他除掉，戴笠是以香港作为指挥中心进行这次暗杀的。

戴笠接到命令后，也深知事关重大，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完成任务。

当晚，戴笠就在军统局召集骨干会议，制定了极为周密的刺杀计划。

特别行动组的成员有，擅长武术和手枪射击的武术教官唐英杰，任组长。其他还有余鉴声、张逢义、陈邦国、刘仁杰等人，都是经验丰富的特工暗杀能手。

最后，戴笠还把自己的贴身卫士王鲁翘抽出随组行动。王不仅擅长射击，武功超群，而且认识汪精卫。

整个行动，由刺汪行动指挥部总指挥、军统天津站长兼北平区长陈恭澍负责。军统要员、精通法语的余乐醒专程赴河内，担任戴笠驻河内的常驻代表。。。其他如身份证、护照、签证及武器弹药、毒剂、电台均在几天内秘密运往中国驻河内总领事馆。

戴笠本人对军统局伪称离重庆前往香港治病，实则是亲自在香港策划刺汪工作，而且自己亲自带着余乐醒、赖敬业（河内刺汪的一手资料主要来源于其回忆录）、陈恭澍前往河内安排部署完成后才返港。

当时侦查得知，汪精卫住在河内哥伦比亚路高朗街27号的一幢高级公寓中，这是一幢三层楼房，建筑十分坚固，四周有高大的围墙，墙上装有防护网。

门外有河内便衣警察和警卫，附近有安南巡警，院内还住有汪精卫的侍从卫士。汪本人则极少出大门一步。

于是，行动组首先通过关系，物色了汪公寓内一名叫阮小姐的服务员。阮是河内人，而且是刺杀组一名组员的亲戚，关系可靠，阮十分喜欢打扮，可就是手头拮据，力不从心。余乐醒就先派人送给她一只大金手镯。

阮小姐拿到金手镯，顿时心花怒放，马上就表示干什么事都可以。行动组马上给她安排一个任务，尽快摸清汪精卫的生活起居规律。

就这样，这位阮小姐就成了军统河内刺汪工作最重要的情报供给者。果然几天后，阮小姐的情报就到了。汪精卫每天起床后，早餐用的是新鲜面包，均由河内一家面包房送去。

行动组商量后，决定先在面包里投毒。第二天，军统特工人员早早就守候在送面包人的必经之路上。用几倍价钱买下了面包。然后奔到一个僻静处，以最快速度用注射器把半个CC的毒剂。注入汪精卫最爱吃的一块方形面包中。然后又让此人送去。但因此耽搁了几分钟，面包送到时。汪精卫已喝了牛奶，吃了面条，面包就不用了。那个送面包的行动员只得将面包带回，因面包注射有毒剂，只得扔进了粪池。

河内的第一次刺汪行动遂告失败。

不几天，阮小姐的情报又到了。

因河内太热，汪精卫每天都有洗澡的习惯，而且很准时，大约在下午5时30分左右。汪精卫住的虽是高级公寓，但浴室的水龙头总是漏水。阮小姐就向公寓管理人员反映，于是，公寓打了电话约请河内水电部门来人修理。

军统行动组认为，这又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决定在汪精卫沐浴之前，在浴室中施放毒气，使其中毒身亡。

第二天下午，修理工在前往汪公寓的途中被绑架。直拖到5点钟，军统才派了一名稍稍懂一点水电修理技术的行动组成员，冒充该水电工前往公寓修理水龙头。

在修理的间除中，他已经把一瓶盛满剧毒气体的罐子，悄悄地置放在浴盆的靠墙角下。瓶里装的是液体，不遇热挥发很慢，一遇热挥发就特别快，人吸入立即导致休克死亡。

临走时，这名特工把窗户又关了起来，并轻轻地拧开了气瓶，谁知汪精卫进来洗澡前，一名卫士先进了浴室，他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递急忙打开窗户透气。马上，就在浴盆下发现了正在弥漫着毒气的瓶子。

汪精卫得知后，马上就断定重庆方面的特务人员已经深入公寓，自己又随时被暗杀的可能。从此，汪不但再不在这浴室洗澡了，而且在各方面提高了警惕，刺汪计划的实施也更加困难。

两次刺杀失利后，汪精卫的警卫全面加强了。时间又过去了一个月，军统仍无机会下手，戴笠在香港焦急万分。

3月中旬一天的凌晨2时许，戴笠拍给河内领事馆一封特急电报。总领事不敢怠慢，连夜把行动组成员全部喊醒。电文上有“亲译”二字，只有13个字：“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行动组成员都体会到了“制裁令”的份量。

原来，行动组想以不流血的“软性行动”来解决汪精卫，但均告失败。可是戴笠等不及了，重庆“老头子”在等消息呢!

于是，河内行动组根据戴老板的电文精神，理解为采取任何手段，不惜任何代价，去完成刺汪任务。“软性行动” 也改为“硬性行动”，第二天，行动组又开始捕捉战机。

一天，阮小姐又送来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汪精卫将于明天去距河内40多公里远的丹通镇三岛风景区游玩。余乐醒立即与陈恭澍商量，决定实施行动，同时，又把暗杀计划报告了戴笠。戴笠马上电示：同意。

这次暗杀计划是，行动组先出动两辆汽车，江精卫前往三岛的必经之路上停下，汪的座车出发后，再跟上两辆，一到埋伏地点即实行前后夹击，务必全歼，不留活口。考虑到汪的座车有防弹装置，故暂不实施在行进途中狙击。

阮小姐的情报果然准确。汪精卫的两辆黑色大轿车按时出发了，其中汪的座车车牌是39号。汪车一出公寓大门，行动组的两辆“福特”牌黑轿车打算立即跟上去，没想到，汪车刚过，紧随其后的是一辆满载安南武装警察的警备车。

行动组一看不妙，一旦开起火来，自己的火力远不及警备车，怎么办?

陈恭澍不肯放过这个机会，立即决定：跟上去，寻机下手。

两辆美制福特车与汪精卫车队始终保持着60米左右的距离，佯装也是去三岛游玩者，但是这时，敏感的汪精卫和卫士发现了跟着后面的小车，稍加权衡，立即改变计划，不去三岛，中途折返。

汽车猛地一刹车，来了个180°的大转弯，插入一条岔道向回开去。警备车看到主人的车掉头了，也跟了上去。

而陈恭澍、唐英杰等人岂肯中途停止行动！到了这个地步，什么也不顾了，油门一踩就撵了上去，打算超车下手狙击。

这一加速，被安南警备车察觉了。警备车马上拉响了警笛，紧跟汪车不离一步，各种武器也亮了出来。

行动组打算孤注一掷了。他们毫不放松，越跟越紧。双方相持了一会儿，汪座车到了河内的一个十字路口，正好红灯亮了，汪车一穿而过，警备车照例鸣着警笛通过了，这时横向的电车、汽车则挡住了狙击车辆的去路。

大家眼睁睁地看着“目标”越走越远。这一次行动又失败了。

鉴于几次刺汪未成，戴笠又发了一封只有六个字的电报:“不得再有延误”。

行动组又根据近日收到军统局本部从重庆发来的绝密情报，汪精卫可能要在近期离开河内前往某一日占区城市。这一来，陈恭澍、余乐醒不敢再迟疑了，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务必完成刺汪行动。

经分析，认为该想的办法都试过了。分析了现在戒备情况，最后大家决定只有用最后一招了，直捣汪的公寓！

经过周密部署，刺杀的时间和具体行动已经确定。这一次，行动组人员全部出动，总的要求是，不管采取什么手段。用手枪、手榴弹、匕首、斧头、铁棍、石头。。。只要能杀死汪精卫就行，总之，不能让他活着离开河内。

余乐醒提醒大家说:“不到万不得已时，尽量不要开枪，要知道，安南警方是袒护汪逆的。警方一旦出动，交起火来，与我们不利，要避免外交纠纷。”

行动组又要阮小姐弄来了汪精卫卧室204号房间的钥匙，同时送给她几个戒指、手镯和项链。

余乐醒把钥匙交给了王鲁翘，说:“ 最理想的方案，是用钥匙开了204房间的门，用斧头把汪逆砍死在床上。”王连连点头称是。

1939年3月21日凌晨，对汪精卫最后一击的行动开始了。

行动组先遣队员已经整装待发，每人一支连发手枪，二把匕首，二枚手榴弹，一把板斧，一把剪刀，以及一根勒人的皮带。两辆小轿车在月色下缓缓地驶向了高朗街，在距汪公寓五六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以唐英杰为首的六个人，慢慢接近了汪寓的高墙。唐一马当先，纵身翻上围墙，又把行动组成员一个一个拉了上来。一名队员掏出剪刀，“咔嚓” 几下就把电灯电话线统统剪断。

王、唐两人还带有电筒和利斧,分头行动，但当他们跳入汪寓花园时，有一名组员无意碰断了花园内的一树丫，听到声响的一只狼狗吠了几声后猛扑过来，他们当即开枪，将狗击毙。枪声一响，附近的安南巡警也吹响了警笛朝这边跑来。

唐英杰一看已经暴露，立即命令四个人全速扑向汪精卫的警卫人员卧室。黑灯瞎火的，警卫也是晕头转向，余马上诈称道：“不许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如果敢动，我们二十多个人就把你们四个全部消灭！”

就在这个时候，王鲁翘在唐英杰的掩护下，疾步登上二楼，用手电探明204室，王鲁翘用钥匙开门，结果由于过分紧张，钥匙给扭断了，门没打开，唐当机立断，举起斧头就劈，三两下就把门锁部位砍垮，又一脚踹开。冲了进去，用电筒一照， 床上早已没了人，再一照，却看见一个一身白的男人正在爬窗子。

唐甩手一梭子弹扫过去，把这人从窗子上打了下来。王鲁翘又借着电筒的余光，看到床下好象有个人蜷缩着一个女人。王想，这人必是汪妻陈璧君无疑了，顺手“啪啪啪”又打了三枪，人就不动了。

两个目标都报销了。唐、王二人好不得意，马上就跑下楼来，又翻墙出院，跳上早就等候接应的汽车，溜之大吉。

这次行动，前后不过几分钟。等安南巡警赶到现场，行动组成员大部已撒离。行动组返回了中国驻河内领事馆，一清点人数，发现有三人还没有回来。在这次行动中，这三个行动人员被安南巡警当场逮捕,由法方以扰乱社会治安罪为由判处有期徒刑8年，一直关押在河内监狱，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释放回国。

陈恭澍、余乐醒迫不及待地给香港戴老板发了一封报捷电报，然后就开怀畅饮起来，下面就是等着戴老板的赏金了。

方君璧、曾仲鸣夫妇

没想到，清晨的早报刚刚拿到手，行动组的成员个个都傻了眼。一个标题赫然在头版登着：汪精卫之秘书曾仲鸣深夜被不明身份者暗杀。。。

领事馆官员马上去了解，结果证实汪精卫确实是安然无恙。原来，汪的秘书曾仲鸣携妻方君壁来河内与汪合谋，谈至深夜，汪让出自己的204室给曾仲鸣夫妇住，自己则住到了205室，才捡了一条命。

曾仲鸣爬窗时，肺部腹部连中数枪，当场毙命，曾妻方君璧中了三枪，但都打在了腿上。

汪精卫在隔壁的205室听到斧劈门声和枪声，吓得滚下了床，钻到沙发底下不敢动弹，直至刺客离去。

刺汪又一次失败。

戴笠

情况弄清后，余乐醒又给戴笠发了一封长电报，表示愿受处分。戴笠接电后，长叹了一口气，不无遗憾地说:“时机丧失，汪逆命不该死啊!” 遂下令行动组全部撤出河内，转道香港回重庆。

戴笠本人回到重庆，见到蒋介石后即请求处罚，蒋介石虽很懊恼，但也没有办法，只是嘟囔着说:“该成的事没有成，但你们也算是尽了力了。汪精卫这几次不该死，这是天意。我看，以后还是要上断头台的。”

虽然，汪精卫在河内逃过了一劫，而且后来到了南京后，军统又先后组织了两次对其的暗杀都以失败而告终，看似福大命大，但是殊不知，汪精卫的死亡还是和刺杀有密切联系，那就是1935年南京那颗未取出来的子弹。

汪精卫与东条英机

1943年，汪精卫前往日本参加“大东亚会议”。会议上，汪精卫是出尽风头，但是就在其参会期间，突然出现背后剧痛，身子渐渐不支，继而倒在地上抽搐不已。全场大惊，紧急将其送往东京日本陆军总医院进行抢救，虽然很快疼痛也就消失了，但是回国后不久，汪精卫的枪伤再次复发，而且这次比前一次更加剧烈，他又被送往南京的日本陆军医院进行救治，这次在日本医生的手术下，取出了子弹，事后汪精卫还很高兴。

但是1944年元旦刚过，汪的病情再次出现，而且来势汹汹，体温持续高温，并无法控制，继而下肢麻痹，不能动弹，汪精卫只得听从日本人的劝告，去日本治疗。

东条英机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治愈汪精卫，经过日本帝国大学医学部专家会诊后，发现汪的病变还是因为子弹头埋在体内过久，影响到了脊髓神经等要害部位，此次发作是一系列的恶性连锁反应，急需手术。

在第二天下午，由帝国大学著名神经外科专家斋藤真亲自主刀，施行了“椎弓切除术”，手术还是较为成功，但是术后却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肺部感染，大小便失禁，病情极具恶化，苟延残喘了数月，加之此时美军飞机已经开始空袭日本本土，院方被迫将汪病床搬入没有暖气的地下防空洞。

终于在1944年11月10日夜，汪精卫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部的一间地下防空洞里，时年61岁。

汪精卫死后葬在南京，他的心腹陈公博、周佛海等便将他的尸体运回南京，埋葬在了中山陵旁的梅花山上，很多市民对这件事议论纷纷，说头号汉奸卖国贼汪精卫是中华民族罪人，他死后葬在首都，是国民的一大耻辱。

其妻子陈璧君也自知目前国际形势，日本失败是迟早的事情了，那汪的尸体日后难免被人毁棺鞭尸，便亲自布置，用了五吨坚硬的碎钢块掺入混泥土，浇筑成厚厚的墓壳，以为这样就能保护好汪的尸体。

十个月后，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南京市民纷纷表态要求铲除汪的坟墓

而此时，蒋介石、何应钦也很想弄明白汪精卫是否被日本人谋杀(因为当时盛传汪是在日本被日本谋杀而死)，于是放出声气，说汪精卫死有余辜，无容葬身之地，暗中从七十四军抽调一个兵营,他们在中山陵周围进行严密戒严，军政部长何应钦派李高参的军队之外，其他人一律不准通行。

1946年1月的一天，南京市交通局负责交通管理的唐康馥突然接到通知，让其派一辆大卡车往卫生局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因为事情紧急，当时没有多余的人手，唐康馥不得不亲自前往。

到达地点后，卫生局的一位杨姓专员很神秘的对他说：“汪精卫墓地要开棺检查，此事只是我们几个人参与，要绝对保密。”

下午四点多，唐与杨专员和一个李姓高参几人驾车前往了汪精卫的墓地。

在此前，原来工兵营某排已经花了三天时间，才将汪精卫坟墓炸开，准备开棺验尸。

此时棺椁暴露于外，为优质木制朱红色。杨专员和军医走下墓穴，俯身揭开了棺盖，只见汪精卫的尸体保存完好，皮肤呈灰白，体态安祥，外着黑色的西装大礼服，内穿白衬衫，结黑领带，口含着一颗小指头大的珍珠，胸前挂有一枚日本天皇颁发的金质勋章，礼服口袋中有一绸袋，内放一张绸质神符。

杨专员会同军医小心翼翼地取出汪精卫口中的珍珠，取下勋章和神符，交给李高参，然后脱下汪精卫的内外衣服，遍体细心查看，并在一张检验报告单上详细按项填写。最后他们商议一会后，就对李高参说：是正常死亡。

检验完毕，李高参叫来工兵营长和几个士兵，用一块白布将汪精卫的尸首裹殓装入另一大木箱，抬放在卡车上，吩咐把汪精卫的尸体运去火化，李高参便拿着汪精卫的衣服、珍珠、金质勋章、神符等遗物和检验报告单就离开了。杨专员运着汪精卫的尸体监送去清凉山火葬场火化。

汪精卫，作为近代中国政坛上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崇尚民主、奔走革命，中期与蒋介石争权夺利，后期投靠日本卖国求荣。

这个当年为推翻满清王朝而铤而走险、谋刺摄政王的热血青年，这个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革命党人，如果真的当时被清廷所杀，那如果后人再编写《刺客列传》时，汪凭借这首诗可能都会青史留名。

但是历史就是这样，他是怎么也不会想到，若干年之后，自己竟会沦为世人不齿、遗臭万年的天字第一号大汉奸，并最终落得个被挖坟毁棺的下场。其一生之变化如此之巨，令后人读史至此，不胜唏嘘感叹！

参考文献：

刘江华：清朝的最后120天

汪瑞田：汪精卫被刺目睹记及耳闻拾零

陈红民 傅 敏：1935 年汪精卫遇刺案—《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二

赖敬业口述.陈达整理：河内暗杀汪精卫始末

韩晶：刺客令之刺杀汪精卫

唐康馥：汪精卫坟墓发掘目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