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遵义会议是我党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遵义会议的关键时刻，到底是谁投了毛主席一票，挽救了中国革命。现在，我们看看关键那一个人是谁？

遵义会议之前，我党的领导人都是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不仅造成了红军在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长征。

在长征路上，也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影响，屡屡战败。尤其在湘江战役之后，红军由长征出发时候的8.6万人，直接锐减到3万余人。最后，桂系军阀白崇禧出于私心，防备蒋介石的中央军趁机打到广西，就让三万红军一路逃到了贵州。

在1935年1月，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这一座城市，获得了难得的休整机会。于是，就在遵义举行一场决定党和红军前途的关键会议。在这一场会议中，党中央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等，意识到必需反思红军错误的作战路线，遵义会议就应运而生。

当时，党中央的领导人是博古、李德这些留苏派，简称“二十八个苏维埃”，一切照着苏联共产国际的指示开展军事活动，把苏联革命模式照搬到中国。根据现在俄罗斯公布的中国档案资料，在1923-1927年期间，中央政治局联共为中国革命问题一共召开了122次会议，做出了738个决定，就是连当时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领导人都需要经过他们的同意。

因此，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院张树军曾经说过：“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们常讲的三次‘左倾’错误，都跟共产国际是有关系。”

可以看到，由于当时党中央留苏派的领导人，受着苏联教条主义军事路线指挥，造成了战略的错误和军事行动的失败。好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只能从零星的情报中，得知他们远程控制的红军消失在莽莽大山之中。

于是，当时我党在远离苏联共产国际的控制下，获得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前，经历了很多波折。虽然在江西苏区他曾经是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几乎都被其他留苏派领导人孤立，被剥夺了军权，无人与他商讨军事策略。

于是，毛泽东也形容那一段时间，他是无人问津，军权被架空，每天生活就是吃饭和睡觉。但是，遵义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博古李德等人错误的军事方针推翻，解决上层错误，才能为红军长征指出正确的战略路线。

为了寻找能够支持自己的人，于是毛泽东只能找到了当时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出生在安徽省泾县桃花潭镇厚岸村，早年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对马列主义有深入性研究，曾拥护过王明的教条主义，被称为“二十八个半苏维埃”之一。

但是，王稼祥为人正派，讨厌小集团活动和拉帮结派。所以，当王稼祥回国之后被派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对博古、李德等排挤毛泽东的做法一直都是不参与。

而且，王稼祥拥有着独立思考能力，认为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实际“农村包围城市”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自然也成为毛主席的坚定支持者。在红军长征时候，毛泽东多次与王稼祥商讨中国革命实践和红军作战的路线、方针、政策，王稼祥觉得毛泽东说得很有道理，也认识到之前教条主义的错误。

所以，毛泽东也看到王稼祥是自己的支持者，自然在遵义会议之前，拉上了王稼祥，以压倒博古、李德等反对派的错误主张。

于是，1月15日-1月17日，为持三天的遵义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当时，王稼祥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被敌机炸伤，带伤抱病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之前，考虑到他的身体，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把藤躺椅，让他可以躺着听。

虽然伤痛厉害，王稼祥都是捂着肚子参加，三天会议都不缺席。当警卫员出于对他身体爱护，劝他请假休息一天。王稼祥不愿意，他知道自己必需为毛泽东说话，扭正党内错误路线，让中国革命迎来曙光。

于是，在1月15日晚上七点，1月15日晚上七点，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共20人。

失去领导职位的毛泽东，这一次能够参加遵义会议，也是朱老总和周恩来等邀请的。参加遵义会议，也是毛泽东在1932年10月被彻底剥夺领导权的宁都会议后，第一次改变了“加里宁”的身份参加军事决策会议。

会议一开始，博古和李德等领导人，率先发言，做了总结性报告。在报告中，把反围剿战争失败的责任，都推卸在军事武器上。

在他们做的报告中，都是甩锅和推卸责任的味道，没有反思领导方针的错误，以及提到自己在领导战术上的错误，毫无愧疚和后悔的意思。而且，过于强调客观困难，不承认自己受着教条主义影响，犯了军事指挥的错误。

于是，会议很多同事对于博古、李德的甩锅，表示很大不满，认为他们没有担当意识。

接着，周恩来做了军事问题报告。在汇报过程中，周恩来态度诚恳，没有丝毫的逃避和推卸责任。他深入分析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原因，从军事领导到作战指挥，都做了认真、全面又仔细地分析。而且，周恩来具有当领导的责任担当意识，主动承认错误，批判自己。

之后，周恩来又继续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中国的革命才能成功。

紧接着就是张闻天，他站在毛泽东一边在会上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之处。

最后的压轴登场，就是毛泽东本人。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指出李德、博古两人的错误之处。毛泽东在会议上分析可谓一点到位，言语犀利，句句都是要点。

但由于李德、博古都是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有众多拥护者。于是，遵义会议的讨论，逐渐形成了两个派系。一个派系是盲目跟随李德、博古的人，一个派系就是支持毛泽东观点的人。

当各个派系表明完自己的观点之后，王稼祥在躺椅里抬起了身体，用一直手轻轻按着腹部的伤口说道：

“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由于王稼祥在当时我党是老资格的领导人，他的发言在整个会议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有了王稼祥第一个带头，其他同志纷纷开始反思自己错误。这样，原本支持李德博古的同志，转而支持了毛泽东。

这样，遵义会议最终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层，取消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的“三人团”领导，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虽然遵义会议上没有进行投票，毛泽东在后来多次会议讲话中，谈及到“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其实，这也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毛泽东的言下之意，就是王稼祥的发言，在关键会议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关键作用，起到了改变时局的作用。

因此，王稼祥的发言，就如同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性一票。就是因为王稼祥的发言，挽救了中国革命，使得中国革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后来，在1月14日深夜，遵义会议闭幕，并且做了几个重要决定：

1 任命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2 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进行讨论

3 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 取消“三人团”，依然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

后来，翻译伍修权在回忆性文章中写道：遵义会议的成功，展现了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华和非凡的智慧。毛泽东高明的政治智慧在于，在会议上他只批评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及政治问题上错误……

这样，毛泽东才能团结了更多同志，包括异己者在自己身边，全力解决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问题。

之后，从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经过了十四年的艰苦奋斗，毛泽东终于率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但是，这一切也是由于遵义会议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我党开始走向成熟的开始，这一切也都是王稼祥的功劳。可以说，王稼祥是遵义会议的大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