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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珍宝岛战役爆发，在中苏军队边境对抗的同时，角落的朝鲜悄悄集结军队抵达鸭绿江边，蠢蠢欲动意图增援苏联，令我国边境危机加剧。

危急关头，毛主席奇谋妙计化危机于无形，再次保障我国边境安全。

珍宝岛战役究竟发生了什么？朝鲜为何意图援助苏联？毛主席又是如何化解危机？

1969年的春天比较迟钝，当南方的柳枝挂上新绿，北方依旧银装素裹，对于东北边陲的珍宝岛来说更是如此。

3月2日上午8时40分，顶着零下27摄氏度的料峭寒风，边防部队的战士们照常开展巡逻。

当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第一巡逻组沿冰道抵达珍宝岛附近，准备登岛巡逻时，霎时间从苏联境内两个方向先后冲出七十余名苏联士兵。

这些苏联士兵分乘两辆装甲车、1辆军用卡车和1辆指挥车，朝着孙玉国等人疾驰而来，赶在边防战士之前抢先登岛，随后将战车一字排开，作势阻止孙玉国的第一巡逻组登岛。

见头戴钢盔的苏联士兵持枪步步紧逼，孙玉国也不惯着他们，继续带队登岛巡逻。

苏联士兵见中国军人对他们的威胁视而不见，当即恼羞成怒，调遣一个班的兵力向巡逻

组左翼迂回绕后，试图切断巡逻组后路。

孙玉国明白，虽然苏军主动挑衅在先，但倘若我方率先开枪反击，那么在外交层面便会陷入被动，所以孙玉国只是让小组成员在巡逻过程中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战。

苏军对第一巡逻组完成包围后，突然暴起发难，密集的枪线瞬间覆盖孙玉国等人周围的空间，打死打伤6名战士。

孙玉国等人迅速寻找掩体就地反击，与此同时，不远处的第二巡逻组听到交火声，在班长周登国的率领下火速赶到现场，对苏军进行反包围。

经过一个多小时混战，苏军狼狈撤离珍宝岛，但这仅仅只是珍宝岛战役的序幕。

根据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将军回忆，打响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其实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我军对此战早有准备。

因为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另外还派遣20万军队进驻蒙古，数百架能进行核打击的轰炸机在边境待命。

正因如此，边境的苏军才有恃无恐，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以前，苏军居然先后在边境挑起4189起冲突事件，非法越过中苏边境就跟过马路似的。

而我国一忍再忍，忍无可忍，最终无须再忍，决定给予苏联血的教训，发生在1969年3月2日的这场小规模冲突，恰好成为反击战的导火索。

当时正值九大前夕，各大军区首长齐聚北京，陈锡联自不例外，但得到前方消息后，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房间，架设专线，让陈锡联远程遥控边防军队进行反击。

另一方面，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则负责收集国际舆论，判断国际社会对此事的言论风向，并向周总理汇报，由总理直接决策。

为了让这一仗打得干净漂亮，沈阳军区从三个军中抽调三个侦察连，每个连约莫两三百人，彼时的侦察连相当于我们现在常说的特种部队，这些战士个个身经百战，是解放军最锋利的尖刀。

前线战士严阵以待，果不其然，苏军于3月15日凌晨4时再度侵入珍宝岛，在夜色与丛林的掩护下，60多名苏军与6辆装甲车秘密上岛，企图袭击守岛战士。

我军发现情况后立刻加派兵力增援，依托珍宝岛的天然壕沟与苏军对峙。

随后在3月15日这一天，苏军对珍宝岛先后发起三次猛攻，期间调集纵深火炮、岸边坦克炮以及其他火炮，对我军阵地进行大规模火力覆盖，猛烈的炮火炸得坚如磐石的冻土都翻了个面。

紧接着，苏军又集结十余辆坦克、装甲车，以步坦协同的方式向我军阵地推进，企图将边防战士赶出珍宝岛。

我军则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集中反坦克武器接连炸伤炸毁多辆坦克，成功打退苏军所有进攻。

战斗并没有就此结束。在3月17日和21日，苏军又组织了多次入侵珍宝岛行动，攻势皆被英勇的解放军战士粉碎，还有一辆T-62坦克被我军缴获，成为北京军事博物馆的特殊展品。

最终，珍宝岛战役以苏军阵亡58人，负伤94人，我军阵亡29人，伤62人的结果落下帷幕，我国成功捍卫了领土主权，守住了珍宝岛这块面积0.7平方公里的战略要冲。

中苏开战的消息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珍宝岛的硝烟随着南下的春风吹至鸭绿江的对岸，令敏感的朝鲜为此大动干戈，而这位邻居的异动，再次令我国北部边境陷入紧张不安。

我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挫败苏军阴谋，却招来朝鲜军队蠢蠢欲动，原因竟与中苏决裂存在联系！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成就，此举招致我国反感，令亲如兄弟的中苏友谊出现裂痕。

此后数年里，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令中苏隔阂越来越大，直至1960年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令中苏矛盾彻底公开，此时中苏已是兄弟阋墙，再也回不到从前。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和老二，中苏的分裂引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安，在苏联的胁迫下，人微言轻的小老弟们只能站队苏联。

而向来与我国关系最为密切的朝鲜，也在这道选择题中选择了苏联。

其实朝鲜的选择也是出于无奈，因为朝鲜一直推行等距离外交，想着两头讨好，两头都不得罪，这样便能同时享受来自中苏的援助。

但世上哪有这种好事，哪怕我国不介意朝鲜两头通吃的行为，睚眦必报的苏联也不乐意。

1960年，朝鲜提前两年半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自然少不了中苏的鼎力支持。

因此在开展下一个建设计划前，朝鲜仍希望获得外部援助，尤其是来自苏联的助力。

但是，由于苏联刻意给朝鲜使绊子，加之朝苏之间存在的巨大贸易分歧，导致双方谈判一拖再拖，直到1960年12月24日才达成相关协议。

然而在协议开始的第一年，双方再度产生了摩擦，苏方的斤斤计较令朝鲜敢怒不敢言，朝方代表心想这哪是来做生意的，分明就是来砸场子的！

比起锱铢必较的苏联，我国则显得慷慨无私多了。

1961年，我国还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农业大幅减产，许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毛主席还号召政府公职人员节衣缩食，共渡难关。

饶是经济情况如此艰难，我国还是在1961年至1964年间，向朝鲜提供总额4.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

正如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所说：“凡是我们办得到，朝鲜需要的，我们一定要办，朝鲜需要，我们技术或其他问题没过关的，就向你们谈清楚，待过关以后再办。”

我国的无私帮助赢得了朝鲜的信任，至1965年，朝鲜的等距离外交不复存在，外交天平全面向中国倾斜。

既然中朝关系此时如此亲善，为何仅仅过去四年，在珍宝岛战役爆发后，朝鲜会选择在鸭绿江边集结兵力，意图声援苏联呢？

这一切又与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息息相关。

1964年勃列日涅夫通过“宫廷政变”上台，初步稳固苏联内部政权后，勃列日涅夫将政治重心从欧洲转向东亚。

一方面是为了号召社会主义国家援越抗美，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与中国争夺东亚的影响力。

当时随着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毛主席成为许多左派势力的精神领袖，比如日本的全共斗运动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开展的。

这种现象令苏联大为不安，生怕我国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抢走，这才调转船头，拉拢东亚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朝鲜则是苏联的首选对象。

1966年3月，苏共二十三大召开，苏联借机主动向朝鲜抛出的橄榄枝，朝鲜方面在权衡利弊后选择接住，苏联顺势重启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朝苏关系恢复如初。

因为在朝鲜看来，当时中国因内部原因自顾不暇，而苏联的援助量大管饱，对于小国来说，间于齐楚才是他们的外交生存守则，所以朝鲜毫不犹豫地给苏联老大哥跪下，并磕了个响头，外交天平由此向苏联倾斜。

中朝关系从六十年代前中期的亲密无间，向六十年代下半叶的兵戈相向转变，朝鲜在珍宝岛战役后陈兵鸭绿江，却被毛主席妙计吓退。

面对朝鲜大军压境，毛主席却表现得云淡风轻，因为他深知朝鲜此举是为了应付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向苏联人纳投名状，所以才装模作样摆出一副中朝边境对抗，朝军来势汹汹的架势。

而毛主席的应对策略也十分简单，首先在军事上，我军同样向东北增兵，既是为了巩固中苏边境，也是为了震慑朝鲜，令其轻举妄动。

其次在政治宣传上，毛主席下令宣传珍宝岛战役中我军的辉煌战果，借此敲山震虎，毕竟解放军甚至能与强大的苏军正面对抗并取胜，朝军又如何是解放军的对手呢？

毛主席的策略可谓立竿见影，在军事威慑和舆论宣传的双重作用下，朝军在边境瞬间偃旗息鼓。

而毛主席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化解中朝边境危机，还在于他笃定朝鲜绝不会向中国动武，因为1968年至1969年的朝鲜，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危机。

1968年1月，朝鲜先是派遣突击队意图袭击青瓦台，刺杀韩国总统朴正熙，而后又在当月23号扣押美国武装间谍船普韦布洛号，引发普韦布洛号危机。

1969年4月，朝鲜空军又击落了一架美国侦察机，导致31名美军阵亡。

这一系列冲突事件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导致朝鲜半岛矛盾加剧，美国和韩国政府内部皆出现对朝宣战的声音，第二次朝鲜战争仿佛就在眼前。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朝鲜虽然有苏联做靠山，但仍旧觉得心虚，毕竟当年朝鲜战争爆发时，苏联就明确声明不会宣战，谁又能保证倘若再来一次朝鲜战争，苏军就会出手相助呢？

届时，朝鲜还是要依赖中国的援助，这也是为什么朝鲜只是在边境做做样子，却绝不会真正对中国动武。

因此，在1969年下半年，我国主动邀请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崔庸健，中朝关系也逐渐缓和下来。

正是毛主席大巧不工的政治智慧，才使得中朝化干戈为玉帛，危机消弭于无形，这也是我们始终尊敬与怀念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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