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锡进

《杜鹃花落》引起很多人的愤怒，这种愤怒是朴素的，有道理的。这篇小小说完全以一名侵华日军指挥官为视角，对八路军的评价是日本式的，而且让人觉得那名日军大佐心疼儿子，要为儿子报仇，人性挺正常的呀。即使作者有探索新写法的用意，他的这种写法也无法被普通读者理解，因而多数人都会产生这篇小小说“美化日军”很不舒服的强烈感受。

作者是河南汤阴县一中学的校长，教英语出身，并非专业作家，而且小小说就是网上消费品，文学价值很低，老胡理解不了这位作者为何要写这篇小小说。如果他是想搞创作探索，这种探索按理说也不应该由他这种非专业人士去做，因为即使有这个心，他显然也没有能力驾驭如此敏感的创作角度，他根本没有金刚钻揽这个瓷器活。

以一个日军大佐为小说的叙事视角，产生的感受必然是作者在与那个大佐共情，除非作者有高超的水平，能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一些让读者能够心领神会其用意的几个关键笔触，然而能够在小说里起这种作用的文字似乎看不到。

老胡是无法确定这名作者真实用意的。至于成都新都区将这个小小说列为初三语文测试试卷文章，就更难理解了。即使这篇小小说有一些表层文字之下的意涵，我很难相信初三的学生能够理解那些意涵，所以把它列入初三语文测试试卷，我相信它所产生的大部分效果会是消极的。所以很多网友质疑这篇文章为什么能够选上去，这样的质疑是合理的。

现在成都新都区正在就此事展开调查，我希望，无论是对那名已被免职校长的调查还是对成都新都区考试试卷的调查，都要坚持客观性，一方面看实际效果，一方面也要听涉事人员的陈述。因为按常理说，在当前中国教育和互联网大的生态之下，很难设想有普通中学校长以及考试出题人会非常恶意并且如此尖锐地挑衅社会强大共识，样拿鸡蛋往石头上撞，他们图的是什么呢？干坏事总得有个动机吧？所以调查人员要听他们的申辩，我还主张把他们的申辩公之于众，供网友们兼听。

我看到有人指出，说这篇小小说取了日军大佐的视角，形成作者与日军大佐共情的强烈印象，但是小说里面的基本情节并没有侮辱八路军。这篇小小说讲的故事很简单，就是一名日军大佐的儿子从日本来华看他，被八路军在武装护送的军车中"截了"，大佐为给儿子复仇，围住一小股遭遇的八路军猛打，但没想到儿子就在那些八路军中间，他等于亲手指挥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就像那篇文章里写的，虽然都是大佐的视角和情感，但是小说里描述的八路军士兵们很守纪律，没有慌乱逃跑，而是且战斗且退到一个小山包上。八路军战士没有一人投降，全部战死，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一直保护那名日本青年。中间八路军的阵地上有人举起白衬衫示意投降，大佐以为是八路军内讧了，但最后证明举白衬衫的是他的儿子。而且八路军没有拿他的儿子做人质，提条件，并且在最后一刻也在日军的炮火中保护他。

所以说，故事情节确实没有侮辱八路军，但是所有叙述是通过日军大佐的眼睛和情感表述的。怎么看故事情节与表达情感之间的矛盾？我觉得互联网肯定会选择情感的角度，大多数人也会被情感带着走，但是作为文学创作的小说是否可以有这样的矛盾呢？这需要很专业的鉴定和评判。老胡个人主张，网友们的感受应该得到尊重，因为创作与阅读是交流互动的过程，如果出现了一种多数人的感受，这种感受就绝不会是无缘无故和虚妄的。

但是我同时主张，要给专业鉴定留下空间，给依法据理处理这件事同样留下空间。我们决不允许颠倒基本是非的历史虚无主义，同时要听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们的意见：这样从头到尾以一名侵华日军大佐为视角，是否是允许的。如果它从根本上就是错的，那么这样的错误该如何定性？中学把这篇文章拿到初三学生的面前，又应该如何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