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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那是蒋委员长！”

听到仆人们的议论纷纷，不远处的康国雄和妹妹出于好奇，悄悄爬上了后山，准备一睹蒋委员长的风采。结果刚一露头，几只警犬就开始机警地冲着康国雄兄妹“汪汪”大叫，一旁的蒋介石侍卫赶忙制止。

蒋介石夫妇见到是两个小孩，亲热地招呼他们过去，并让侍卫将警犬牵走。康国雄从小就不怕陌生人，大大方方地走了过去，妹妹则跟在他身后。

“小朋友，来，坐。”蒋介石和宋美龄席地而坐，宋美龄热情地招待康国雄兄妹吃点心、喝饮料，蒋介石则和蔼地问康国雄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在哪里上学等等。康国雄对答如流，赢得了蒋介石夫妇的喜爱，临别时，蒋介石还和康国雄“相约”：

“我们下次来，再找你们玩。”

这便是康国雄和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自此，每次蒋介石到汪山散步，经过康国雄家门口时，总要叫上康国雄，而宋美龄同来时，也会叫上康国雄的妹妹，四个人一起散步、聊天。

时间长了之后，蒋介石每次到汪山，总要叫上康国雄一起散步，后来索性站在康国雄家门口，大声呼唤康国雄的名字。而康国雄只要看到宪兵在马路两边站岗放哨，就主动站在花园里等候。

认识几个月之后，蒋介石邀请康国雄到自己的官邸做客。按照约定时间，康国雄一个人走到了黄山蒋介石官邸。卫兵和里面打了电话没多久，一位面熟的侍卫官便走了出来，将康国雄带了进去。

一进屋，康国雄就看到蒋介石的侍卫官正围着桌子吃饭，大家都认识康国雄，纷纷抬起头和他打招呼。只有一个从未见过的瘦高个子，热情招呼康国雄坐到自己身边：

“你该叫我什么？就叫我蒋二哥吧！”

和侍卫官们喝了几杯酒之后，瘦高个子对安排其中一个侍卫给蒋介石打电话，说国雄已经来了。这时康国雄才恍然大悟，身边的瘦高个子就是蒋介石的二儿子蒋纬国。

侍卫打完电话之后，说委员长叫康国雄上去。在蒋纬国的带领下，康国雄往更高的山上走去，在一个二层楼房中等候。坐在沙发上，康国雄就开始东张西望地看，房间里只有几张普通的沙发和椅子，桌上摆着一个不大的收音机，墙壁上还挂着一些画。

“整个陈设显得很简陋，比我家的差远了。”这便是康国雄对蒋介石府邸的第一印象。

相比于蒋介石的府邸，康国雄的家已经不能用豪华来形容。除了汪山上的花园别墅，康国雄家在重庆市区还有一幢房屋面积3300多平米的康公馆，其中不少当时罕见的进口高档货，在康家不过是寻常之物。

至于在如此大的宅院之中究竟住了多少人，康国雄并不清楚，他只知道仅家中的仆佣就有40多位，每天开饭时有人专门在饭厅摇铃，赶上洗衣服的时候，十多个佣人在院子里排成长长的一排，边洗衣服边聊天，很是壮观。

在蒋介石和康国雄交往很久之后，蒋介石才问起他和康心如的关系。康国雄回答说康心如是他的父亲，蒋介石才恍然大悟：

“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是同盟会早期会员，32岁参与创办美丰银行，是四川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五年之后康心如将美国人的股份全部收购，让美丰彻底成为华资银行。

康心如对于民族实业极为热心，凭借美丰在重庆建设了自来水厂、电力公司等基础设施，以至于抗战爆发以后，大量人口涌入重庆，仍能够保证正常的生活秩序。

对于这样的实力角色，蒋介石自然不会轻视，曾指定康心如担任重庆第一届临时参议会议长。而重庆后来被定为陪都，也和康心如的建议有着很大的关系。

1942年，宋美龄前往美国争取对中国抗战的外援，回国之后，蒋介石派人给康国雄送来一支钢笔，和一张只写有“蒋中正”三个字的名片。就连康心如的同事还而和他开玩笑说：

“你儿子比你有本事，委员长要见你，是给你下条子；委员长给你儿子送东西，是递名片。”

对于这一段和蒋介石短暂的交往经历，在康国雄看来，不过是童年的一段很有趣味的美好回忆，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康国雄在“忠诚老实运动”中，将这一段经历毫无保留的交待出来。

但康国雄从未想过，这一段童年时代的插曲，却牵扯着他的个人前途，在十年政治风暴中，他的身家性命因这一段经历几乎被毁。

1966年8月，康国雄被扣上蒋介石“干儿子”的莫须有罪名，被送到劳改队强制劳动，即使累趴在地下也得继续干活，动作稍有迟缓就会遭到斥责。康国雄的妻子将申诉材料递上去之后，工作人员答复：

“目前一概不予受理。”

1969年，章士钊根据康国雄父亲康心如的愿望，给周总理写信申诉，很快周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对康国雄本人及其家庭的历史问题不予追查，如果确定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但并没有发现严重的政治问题，不予追究。

尽管当时康国雄的处境比之前要好上不少，但鉴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周总理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康国雄还是被押到了汉中，被单独隔离起来接受“审查”。

由于长期不能很好地休息，再加上心情积郁，康国雄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康国雄的不断争取下，终于能够前往县医院看病，医生建议他立刻回北京接受治疗，但这一建议立刻被驳回，甚至连到县医院看病的权利也被剥夺。

无奈之下，康国雄只好想办法给北京写信，让妻子再找章士钊求援，请章士钊再向周总理反映。

1970年5月，周总理就康国雄的问题专门作了批示，很快负责“审查”康国雄的人员态度就缓和了许多，康国雄不但可以去县医院看病，而且还被获准回北京探亲一次。

1971年末，刚刚摆脱被审查对象不久，康国雄在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没想到没过多长时间，康国雄接到通知，让他回北京治病。康国雄立刻意识到周总理又有了批示，立刻大声回应：

“感谢党中央！”

事后康国雄才得知，周总理第三次批示中，明确指出让康国雄回到北京治病。原本陕西方面并不打算放人，但碍于是周总理的亲自批示，才不得不让他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之后，康国雄算是彻底摆脱了过去几年整人的环境，之后五年多的时间就在家闲居，每月还能领取40多元的劳保工资。这笔钱对于当时还需要看病的康国雄来说，生活压力很大，因此他便提出要求调动工作，结果上面给他答复：

“你在家休病假，无法安排工作。”

恰好当时康国雄母亲病重住院，急需一笔钱支付住院费用，康国雄无奈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在邓颖超的帮助下，很快居委会就通知康国雄，让他先支取之前被查抄的存款救急。

1980年，组织上对康国雄的问题作出结论。由于有章士钊、沈醉等人的证明，可以确定并不存在蒋介石收康国雄做干儿子一事，康国雄完全是受到他人诬陷。

一段与蒋介石的短暂交往，让康国雄被列为审查对象十几年，差点将他置于死地。

参考文献：

[1]张旭.康国雄:如何成了蒋介石的“干儿子”[J].小康,2013(07):96-99.

[2]陈永.浮云不畏遮眼望——访民国金融家康心如之子康国雄[J].江淮文史,2014(06):101-118.

[3]康国雄口述；何蜀整理. 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 陪都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康国雄传奇人生.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