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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黄兴最小的儿子黄乃在上海呱呱坠地，全家人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欣喜，因为此时距离黄兴病逝，还不到100天的时间。

半年多以前，随着袁世凯在亿万人民的唾骂中自毙，黎元洪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国民党开始恢复活动，远在日本的黄兴毅然决定回国，在这一片乱世中大展身手，成就一番作为。

但事与愿违，黄兴仅仅回国3个月，就因“应接繁忙，生活习惯骤然改变”，导致胃出血并复发，一度因呕血晕厥过去。经德国医生诊治，黄兴卧床数日，身体稍有起色，但不久又开始吐血不止。

10月31日，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与孙中山齐名的伟大革命家黄兴溘然长逝，年仅42岁，他甚至都没来得及看到自己小儿子的出生。

也许是命中注定要坎坷一生，黄乃出生前仅仅在母亲肚子里待了7个多月，先天的不足导致他还没有满月，就开始出现高烧不退、惊厥、足弓反张等各种病症。

在母亲四处奔走求医下，黄乃总算活了下来。出生四个月之后，母亲抱着尚在襁褓中的黄乃，到老家长沙为父亲出殡，自此定居祖籍。

出生在这样的革命家庭，黄乃的哥哥姐姐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尤其是黄乃的大姐，更是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哥哥姐姐的影响下，黄乃从小就表现出与其他孩子的不同。

刚上小学没几年，黄乃就成为童子军首领，经常跑到街头参加进步活动；初中时期，黄乃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新思想，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高中时期，黄乃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读书会，开始系统了解社会的发展规律。

就在黄乃读到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厄运第一次降临在他的身上。在一次踢足球的时候，黄乃和同学万淮长在争抢时，不慎被顶到了右眼，结果导致视网膜脱落，只好休学回家。

1935年“一二 · 九”学生运动的爆发，加深了黄乃对民族危机的认识，开始萌发去日本留学的念头。他的想法很快得到大哥、二哥的支持，大哥给他联系了父亲在日本的老友宫崎，二哥给他凑足了学费。

就这样，19岁的黄乃带着一只彻底失明的右眼，踏上了前往日本的客轮，沿着父辈的足迹，开始踏上革命的道路。

到了日本之后，黄乃进一步接近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思想上完成了初步的转变。当时黄乃的一位世界语老师，对他的影响巨大。到了日本的第三个月，黄乃就在这位老师的影响下，参加了两个进步留日学生举办的秘密组织，没过多久黄乃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同盟，负责两个团体的领导工作。

不得不说，黄乃虽然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但父亲的革命精神却很好地传承到了他的身上。

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时期，日本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混乱，黄乃也因为参加进步活动遭到逮捕。黄乃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惊动了父亲生前的同盟会员，大家积极设法营救，才让黄乃得以被释放。

这件事在当时日本国内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各大报刊争相报道黄乃被捕以及营救出狱的整个过程。

就在黄乃出狱前夕，日本侵略者将战火烧到了整个中华，黄乃毅然决然踏上了回国的道路，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当时由于需要对日人才，国民党政府对归国留学生很重视，专门举办了各种训练班，这些训练班后来不少成了国民党各派系拉帮结派的工具。

而黄乃由于身份特殊，成为各种训练班和小团体争相拉拢的对象。但无论他人如何劝说，黄乃一概拒绝加入，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关系，做了不少有利于共产党争取青年学生的工作。

此时的黄乃在思想上已经靠拢共产党，靠拢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吗？其实并不是，多年之后黄乃坦言，自己之所以没有加入那些小团体，是因为自己干不来那些暗杀、爆炸之类的事情。

淳朴忠厚的天性，让黄乃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站稳了脚跟。

“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会后，黄乃决定前往延安。由于没有中共组织开具的介绍信，黄乃到了进入陕西之后，只能在西安地区附近逗留，靠教书维持生计。

经过党组织的考察，黄乃在1937年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通过林伯渠的秘书、他二哥的留日同学，拿到了前往延安的介绍信。

黄乃初到延安，由于没有带党组织关系，被作为民主人士接待，各方面的待遇比一般人还要好些。毛主席得知黄兴的儿子到了延安，特意在一次宴会上将黄乃请来，还将作为安排在自己身边。

一见面，毛主席望着黄乃的面庞，就惊奇地说：“好像！好像！”紧接着毛主席又询问了一些黄乃的情况。到了延安之后，黄乃开始接受系统性地培训，并且在总政敌工部工作期间，遇到了自己的初恋情人严静。

作为敌工部唯一的女性，严静自然得到众多男性的追求，而黄乃凭借写得一手好诗，很快俘获了严静的芳心。没过多久，从苏联而来的日本共产党领袖开始担任敌工部领导，严静被派做秘书，时间一长，严静移情别恋，黄乃的初恋到此结束。

之后黄乃被调入中宣部，开始从事日本问题的研究。由于延安的生活艰苦，黄乃整日在昏暗的油灯下看书写字，唯一的一只眼睛视力迅速下降。但黄乃仍不顾一切坚持工作，因为他知道那些从日本而来的报纸来之不易。

1941年延安《解放日报》创刊后，黄乃兼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在工作期间他结识了新华社记者刘芳。两人因文成友，很快谈起了恋爱，每周黄乃都要步行二十多公里的山路看望刘芳。

在相识相爱一年多之后，黄乃和刘芳在五四青年节结了婚。

这一年恰好延安整风运动开始，黄乃的才干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在马列学院的开学典礼上，毛主席当众说道：

“你只有继续了调查，进行了研究，才有发言权。比如黄乃，他对日本这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日本问题上，他最有发言权。”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刘芳被怀疑为特务受到审查。黄乃按照组织要求，劝告妻子坦白交待，原本已经委屈万分的刘芳无言以对。经有关部门审查，刘芳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仍被安排当了一名小学老师。

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刘芳才重新回到延安工作，夫妻二人又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痕，1946年刘芳随中央机关疏散后，向黄乃提出了离婚。

离婚不久，黄乃再次遇到了严静，并很快结为夫妻。婚后不久，黄乃就因为视网膜脱落完全失明，之后又引起了幻听、幻觉等神经系统的紊乱。身处黑暗之中的黄乃逐渐发现，妻子在自己身边照顾的时间越来越少。

1950年，在前往苏联治病前，黄乃果断写了离婚报告，对方也爽快地表示同意。

眼睛失明彻底无法医治，两度离异，让黄乃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但苏联之行也让彻底失明的黄乃发现了新的机遇，当他了解到苏联的盲人都有工作时，他决心自食其力，在盲校学会了盲文点字的摸读和书写方法，生活又有了新的起点。

回到祖国之后，黄乃带回了两套盲文写字工具，当时他还不知道中国已经有盲文存在。在访问北京恶的盲校，又和世界各地的盲人沟通之后，黄乃发现了中国旧盲文的弊端，并决心加以改进。

经过一次次的实验之后，黄乃终于研究出以普通话为基础的盲文体系，并获得了教育部的承认，得以在全国推广使用。黄乃改进盲文成功之后，周总理亲切接见对他表示祝贺，毛主席看过黄乃改进的盲文后，以私人关系接见了他，并勉励他不要因为眼盲而灰心。

1953年，电台播音员李婷看过黄乃的专题报道后，被黄乃的才华所吸引。两人通过书信传情，后来李婷还调到北京工作，与黄乃结为连理。一时的冲动并没有让这一段婚姻走到最后，婚后没过几年，李婷就感觉到了与盲人一起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浪漫，很快就和一个年龄相仿的同学好上了。

黄乃心中深知与失明丈夫一起生活所要面对的压力，因此再一次冷静地主动提出了分手。

一直到60年代初，黄乃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属，相似的婚姻经历让两人能够携手相伴，历经磨难也不离不弃。

从1953年开始，黄乃开始出任教育部盲聋哑教育处处长，之后又调任内务部，推动了中国盲人福利会的创立，以及中国盲文出版机构的创制。1959年之后，黄乃长期担任中国盲聋哑协会主要负责人，直至2004年病逝，他的一生都在为盲人事业做贡献。

黄乃创制的中国新盲文，给数千万计的中国盲人带来了“光明”，黄乃的生命必将随着中国盲文的发展一直延续下去。

参考文献：

[1]张晓华.黄乃凸点符号里的传奇[J].科技文萃,1995(07):182-185.

[2]黎鹤.“笃实”父子——黄兴与他的儿子黄乃[J].统一论坛,1997(06):50-51.

[3]章庭杰,夏声朝.黄乃传奇[J].档案时空,2013(07):21-24+1.

[4]马建强.黄乃与中国盲人事业发展[J].现代特殊教育,2021(18):81.

[5]刘强伦著. 黄兴.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