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春天，我跟着县文物旅游局局长去北京，找央视一名记者洽谈有关我们县旅游文化推介的的事。

来到梅地亚中心少顷，一位很漂亮的女孩出现在我们面前。她就是我们这次要来找的记者。见面后，局长和她寒暄一番坐了下来。

局长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用手轻轻弹了一下烟盒底部，一支细长的滤嘴从盒里稍探出头，局长双手捧着烟盒微笑着递向美女记者：请抽烟！美女记者双手合抱，轻轻地说：对不起，我不会抽！局长便把烟盒收回放进了口袋里。

和美女记者商谈结束，走出梅地亚，我不解地问：局长，人家那么漂亮的女孩，你为什么先让烟呢？

局长长叹一声，说：唉，我在这让烟方面是吃过大亏的。

局长曾担任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在大搞乡镇企业那年，镇上和市里一家大型企业联姻，共同开发一个项目，各项工作筹备就绪，需要到北京一家部委审批盖章。

那天，他去了北京。来到部委某处，办公室里坐着几个人。他掏出中华烟，给在坐的几个男人分别递上烟，又把火机打着伸过去。

这时，办公室里唯一的一个女同志拉开自己办公桌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包烟地放在了桌子上，打开火机“咔”地燃上烟，极优雅地吐出一个烟圈儿。

局长说，我一下懵了。连忙赔笑着说：对不起对不起，不知道女士也抽烟。

那女人头也不抬，沉下脸重重“哼”了一声。

更糟糕的是，那女人是这个处的处长，一把手。

我问：最后呢？局长说：最后？当然没最后了，这事最后找了好多人，还是没办成，企业最后泡汤了。

局长又说：就是从那件事开始，我让烟时先让女士，再让男士。让烟后再用目光巡视一下，看有没有漏人。

局长讲的这件事，使我想起来发生在我们村一件事，这件事也和让烟有关。

这件事是我爹讲给我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爹是一个生产队的会计。一次他到大队里开会，和大队支书、会计、治安主任、民兵营长等坐在大队部正说闲话等人来开会时，从外面来了两个人。

两个人来到后，热情地让烟，在坐的都给了烟，唯独没给治安主任烟。我们大队的治安主任个头不高，吃得瘦瘦的，像个学生模样，而且，还瞎一只眼。可能来人把他没当回事儿，没给他让烟。当时，治安主任也没吭声。

来人让过烟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介绍信。原来，这两个人是从四川成都来的。他们单位里一个老干部，过去在我们这里打游击时，曾在我们村住过两年，他们是来调查有关情况的。

听了他们的述说，人们指着治安主任说：这是我们柳主任，他拿着公章呢。

两人急忙又掏出烟来，赔笑着说：对不起，柳主任，抽烟抽烟。

主任大手一辉，把他们的烟给推挡过去，随即从抽屉里拿出一条烟，“啪”地拍在桌子上，大声说：有烟！

我爹给我说：结果，那两个人一年来了三趟，才把事办好了。你看，一根烟惹了多大麻烦。我爹说：往后你出门在外，让烟时千万别漏人啊，一根烟有时能坏大事呢。

局长说：你父亲说得对，小小一根烟，有时能办事，也能坏事。其实，让烟就是个礼节性动作，出门办事，哪怕你不会抽烟，还是带盒烟，见面先给人家敬支烟，气氛会活跃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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