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之后，我们一直在力图复兴古法，即便是在书法发展的另一座高峰唐朝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像南朝的智永禅师、虞世南等得“二王”真传的书法家，地位自然无与伦比。在李世民的推崇下，唐代掀起了学王热潮。在高手林立的时代，最得“二王”真传、书法最能继承魏晋之传统，要数李世民的侍书褚遂良。没有人能与他争夺这个席位。
南朝的王僧虔在《笔意赞》中提出了两条标准来阐述“复古”的含义：“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一个人的书法要兼备神采与形质，才能算得上是复古。其中，神采的展现依赖的是书法家个人的学识修养，形质则依赖于对笔法等书法技法的掌握。而褚遂良恰恰兼备这两个条件。
首先，作为李世民的托孤大臣，褚遂良忠诚坚守，令人钦佩。他曾反对高宗废王皇后，并因此遭到武则天的打击和报复。其人品和气节都无可挑剔。
其次，在虞世南和欧阳询的亲自教习下，褚遂良得到了“二王”笔法的真传。作为李世民的侍书，他也是接触王羲之真迹最多的人，常常帮助李世民鉴定王羲之的书迹，从未出过任何差错。
褚遂良被誉为唐代的“广大教化主”，他所创作的《雁塔圣教序》、《阴符经》等作品广为人知。不过，他还有一件流传在民间的小楷作品《诗唐风》。
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评价褚遂良的书法：“如青琐瑶台……美人婵娟……欧虞谢之”。意思是，褚遂良的书法超越了欧阳询和虞世南。不过，褚遂良并未被列入“楷书四大家”，因为作为“广大教化主”，他倡导的是复古范式，这种倡导相对放弃了个性强烈的书法风格，这一点曾在后来的书法发展中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