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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中国驻外大使团队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馆内出发，在瑞典外交人员的陪同下，即将出发前往王宫，面见国王古斯塔夫五世。
这是极为重要的时刻，因为瑞典在几个月前才和中国正式建交，而它也是当时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意义深远，所以在场中方人员都严阵以待，只有领头的人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似乎对这样的场面云淡风轻。
在顺利面见国王以后，双方进行了一场礼节性的交流，并互相交换文书，流程结束后，便是皆大欢喜的招待会了。
而在招待会上，不止有中、瑞两国的官员，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外交人员，其中一位来自以色列使馆的高级领导主动找了过来，好奇地和中国大使攀谈。
他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您和林彪是兄弟吗？你们关系如何？”，还有一个是“听说您是一位中国高级军官，您曾带过多少兵？”
这两个问题在我们听来都颇为有趣，但实则表现了当时的西方对于中国了解上的不足，这也正是我们迫切需要和国际接轨的原因之一。
中国大使是如何应对的呢？
实际上，此时的驻瑞大使名为耿飙，与后来广为人知的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不同，耿飙是一个真正为国家奉献过多项技能的人，战争年代他曾挥斥方遒，和平年代他先后挑起过宣传、外交的重担，堪称一位全才。
1909年8月，耿飙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北乡严家冲的村落中，耿家其实原本生活不错，耿飙的父亲乃是朝廷武官，但他遍览周围官吏腐朽，最终选择了弃官归乡。
然而因此，耿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贫穷，而且备受官僚地主压迫，以至于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
这个贫寒的家庭甚至连遮风挡雨的屋子都没有，只能一直寄住在耿姓公祠里过活，可以说凄惨无比，但公祠上的祖训却让年幼的耿飙印象深刻，并终身引以为戒。
耿飙出世才几年以后，父母便无奈地带着他一路逃荒到了常宁县，因为父亲的影响，耿飙从很小的时候便开始习武，和后来党内的贺龙、许世友等人一样，耿飙是有着一身实打实武术本领的人。
不过在当时，这本领却毫无用处，只是让他身体强健一些，能够更早地进入水口山的铅矿干活而已，要知道，当时的耿飙才年仅十三岁。
但是进入铅矿工作，却成为了改变耿飙人生命运的道路，正是因为这里不见天日、无比劳累、工人聚集，所以当中共建立起水口山党组后，首先对这些工人们进行了团结和教育。
原本就满怀报国热忱的耿飙，在接受到马克思主义洗礼后，立刻积极参与到了工农斗争中，并在1925年就加入了共青团，此时他不过十六岁。
连上级也没有想到，这个尚未成年的小男孩竟然胆子奇大而且身怀不少绝技，比如他轻功很好，替组织送信时上蹿下跳，从未被敌人发现过，眼力也绝佳，从很远距离外就可以看清对方的脸。
于是出色的耿飙很快甚至加入到了醴陵地下武装斗争中去，在1926年还参与了醴陵暴动，起义失败后他孤身回到浏阳，组织上非常欣赏他的能力，当即让他加入了共产党，作为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耿飙非常优秀。
正式加入红军后，耿飙便随着部队一路从湖南来到了井冈山，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职务也步步上升，陆续担任了红1军团第3军9师参谋、师干部教导队队长、作战教育科科长，著名的五次反“围剿”战斗他均有参与。
而到了红军开始艰苦长征时，耿飙已经身为红1军团第2师4团团长，在前有天险、后有追兵的情况下，他总是甘愿带领部队去打一些恶仗、硬仗，比如著名的强渡乌江、夺取娄山关，耿飙便是主要功臣，还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通报嘉奖。
耿飙虽然拳脚过人、作战勇猛，却不是一介武夫，或许是家庭出身让他从小就明白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即便在战火纷飞的时期，他依然孜孜不倦地学习，也正因此，他才能真正迈过红军高级领导的门槛。
在红军长征结束顺利抵达陕北的时候，耿飙已经历经了几乎一切长征中的著名战役，本人也已经成为了红1军团第1师参谋长，是一位妥妥的首长，但他还是觉得自己缺失很多，所以在到了延安之后，迅速报名进入抗大学习。
而到了抗日时期，耿飙又转而做起了保卫工作，当然，他保护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整个陕甘宁边区，这是极其重要的任务，然而即便面对日军、伪军的大肆围攻，他仍然保证了敌人无法越雷池一步，甚至还经常发起反攻。
进入解放战争后，耿飙被调任到晋察冀军区，此后他便扎根在大西北，以华北军区第2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身份，主导了平津、太原、宁夏战役等一系列发生在西北地区的斗争。
当新中国冉冉升起时，这位1928年入伍的老红军，已经成为了解放军内赫赫有名的大将，以他的资历和功勋，被授予上将军衔基本是理所当然的事。
可是到了最后，耿飙竟然无衔，这是为何？
原来全军大授衔仪式举办于1955年，而在1950年的时候，还在19兵团工作的耿飙，却忽然被中央的一纸调令喊到了北京。
他本着坚决执行任务的态度，但却万万没想到中央告诉他，希望他能去外交部工作。
在此前的几十年里，耿飙一直都是横刀立马的大将，怎么忽然要让他搞外交、还要当大使呢？
其实耿飙忘了，他并不是没有接触过外交，只是当时压根没觉得。
1936年的时候，大名鼎鼎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苏区，为了向全世界宣扬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当时耿飙就向斯诺提供了很多资料，包括一系列照片、书籍，甚至自己的日记本。
1944年的时候，耿飙正要去前线抗日，但周总理忽然把他喊住，希望他能带一个远道而来的美军观察团去晋察冀边区参观，耿飙果断地接下了这一任务，还带领观察团越过了危险重重的敌占区。
事后，官差团的团长保罗·德穆克对这次行程感到无比兴奋，更是盛赞耿飙为“一个无畏无惧的长官”。
1946年，抗战已经结束，美国政府为了促成国共双方停战，派大将马歇尔来华组织和谈，而中共代表团的副参谋长，也正是耿飙......
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是奇缺外交人才的时候，但我们又必须和国际接轨，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所以中央最后决定从军中抽调一批高级领导来接手这方面的工作，而耿飙自然当仁不让地被选中了。
对于这项任务，虽然艰巨，耿飙也有些以割舍部队，但既然是军人，服从命令则是天职，于是在1950年，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出使西方的大使，耿飙踏上了前往遥远瑞典的道路，这才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为什么别人会误以为耿飙和林彪是亲兄弟呢？
这是因为在英文的习惯中，他们总是把人的名放在前、姓放在后，而“飙”和“彪”读音又是完全一样的，听起来就像是“飙耿”和“彪林”。
耿飙微笑着解释了一番，对方才恍然大悟。
而对于后一个问题，他粗略地计算了一番，华北野战军一个军大约三五万人，而十九兵团大概两三个军，共计十万人左右，再加上其他零零碎碎的。
于是耿飙回答：“大概十几万人吧。”
这话可把对面的以色列和瑞典大使都吓得不轻，这很正常，毕竟中国是世界罕见的超级人口大国，像以色列、瑞典这种小国家，全国的常规军队加在一起大概也只有这个数。
单独统领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作战可真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耿飙的话顿时让周围的人都心生敬意。
任何第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人都是无比艰难的，而如耿飙一样的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家则更是如此，即便他把十二分的精力都投入进去，还是难免会出错。
比如在瑞典勤恳工作好些年后，当初面见的国王古斯塔夫五世去世了，这样情况下，我国使馆必然要前往吊唁，但由于疏忽，信函中竟然有一个单词打错了，偏偏好巧不巧的是，这一错，让这个词的意思变得截然相反了。
在国丧期间出现这样的纰漏，已经可以称为重大失职了，耿飙也大为震惊，但他没有责怪任何人，而是第一时间着手去解决。
耿飙立即撤回信件进行细致地改动，然后亲自把信送到瑞典外交部长的手中，以极其诚恳的态度向他道歉，并且澄清了事情的原委。
这样的处理方式让瑞典方面很满意，因此，这起错误也就很快过去了。
在此之后，耿飙竟然在外交事业上越做越顺，越做越厉害，从瑞典回国后，他又陆续被调任为中国驻丹麦、芬兰、巴基斯坦、缅甸等多国大使，每一任他都做的相当出色，以至于很多国家政府甚至专门为他颁发了勋章，以纪念他为两国友好交流作出的卓越贡献。
直到1978年时，耿飙才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外交事业之路，不过却有着更重的担子压了过来——他被任命为了国府院副总理，后来又陆续担任了国防部长和军委秘书长，哪一个都是极其重大的职责。
但不管在什么岗位上，他都坚定地秉持着初心，即便到了退休以后也还是持续关心国家和党，也正因此，才出现了载入党史的著名的“耿飙之问”。
1991年的时候，已然离休的耿飙回到了当初曾生活多年的甘肃庆阳，结果第二天就有群众跑来投诉，说当地的领导、干部如何如何不好。
耿飙没有暴跳如雷，他把县里的领导们全部喊来开会，只是为了讲一个故事：几十年前，当他还驻扎在这个地方时，一个部下的八路军严重违反“三大纪律”，为了以正视听，部队决定执行枪毙。
结果很快便来了乌泱泱一帮老百姓，千求万求希望他们能宽恕那个小战士，给他悔改的机会。
故事讲完后，耿飙只是轻飘飘地发问：
“到了今天，你们还是会犯错误，但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
2006年6月23日，这样一位老红军、老八路、老外交官，以91岁高龄病逝于北京，他的葬礼极其宏大，除了中央、党部的领导们，军委、社会各界、湖南同乡等无数人前来为他送行。
耿飙把一生都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理当为后人所崇拜、瞻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