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七年初夏，江淮地区暴雨连连，洪灾也随之而来。此次洪灾波及的范围很广，江苏境内19个州县、安徽境内17个州县一片汪洋。更麻烦的是，洪灾到来之前江苏和安徽不但没能做好准备，还处在治愈上一年度洪灾的过程中。

除了水患，还有与之伴生的“人祸”。

为了皇朝的长治久安，出现灾祸，朝廷一般都会尽量赈济灾区及灾民。例如蠲免钱粮、给发救济粮、借支粮食粮种等等。但这在救助灾民的同时，也让一些地方官吏们看到了“发家致富”的机会。

一些官吏瞒报灾民数量，即可粉饰夸大自己的救灾成绩，又可贪墨赈济粮款；原本不是赈济对象的富家士绅、胥吏冒充灾民骗取朝廷的赈济钱粮 …… 还有一些官吏，利用朝廷监管能力不足的漏洞，通过伪造名录，甚至组织泼皮无赖以“灾民”的身份哄闹地方府衙等方式冒领赈济粮款。

朝廷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也不是不管理、惩治。只是朝廷自身的缺陷往往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唐朝以后为防止地方坐大威胁朝廷，皇朝开始持续弱化地方府衙的实力。到明清时期地方官署人员配置只到县，因此县令单凭官府的资源是无法管理一县的，他必须与地方的士绅、强人们（胥吏）合作。

这种情况下，朝廷对于地方在精细管理上就很被动和尴尬了。

例如乾隆六年洪灾后，为惩治地方上贪墨、克扣赈灾粮款的行为，江苏在半年内连换了三个县令。然而新官不熟悉地方，更加依赖地方士绅和胥吏。因为离开了他们，别说发放、管理赈济钱粮，县令们连统计受灾情况、灾民数量等都没有能力完成。

临时仓皇，自不得不授权于胥吏，假手于约保，因之冒滥遗漏，百弊丛生。

《奏为敕令两江总督甄别现任凤颖泗淮徐海各府州牧令等事》刑部侍郎周学健

有恃无恐之下，这些乡绅、胥吏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肆无忌惮的贪墨、克扣饥民的救济粮。既然贪腐不可避免，不少地方官员乃至督抚们也就心安理得的同流合污了，他们的理由还都是“为国为民”。

就像电视剧里和珅“戏说”的那样，“不先喂饱这些贪官，靠谁去救济饥民？”。制度性的腐朽，就是这样的荒诞和残酷。

这也是皇朝时期每有灾祸，朝堂中常发生现代人不太容易理解的争论 – 朝廷要不要赈济灾区？

要求赈济的不见得就是心系黎民，不同意赈济的也不就是心黑希望灾民饿死。不论各自的目的，他们都清楚朝廷一旦赈济，地方上必然贪腐横行。而且他们支持或者反对的理由，同样是“为国为民”......

注：朝堂里反对赈济的人一般也不是不愿意救济灾民，他们觉得很多灾祸并不严重，都是地方官员为了捞爱民护民的名声以及打赈济粮款的主意而故意夸大灾情。

说回这次水患，为了应对这次大灾，防止地方借灾贪腐坏事，乾隆换了个方法。他组建了一个庞大且豪华的“救灾专项工作组”，除来自朝堂的钦差大臣，仅督抚一级的大员就含直隶总督、江南河防总督、两江总督、安徽巡抚、江苏巡抚 ……

然而这个工作组刚一组建，自己内部就爆发了激烈的争执。

江淮地区的治水方法一直沿用的是明朝潘季驯研究出来的“蓄清刷黄”。这个方法巧妙地利用了江淮地区的湖泊系统，以及两大水患源头黄河和淮河。

通过修筑堤坝（以高家堰大坝为主），将洪泽湖等湖泊预设为缓冲区。当黄河发水时，这些湖泊可以收容洪水、沉积泥沙，既减轻水患又可延缓黄河河道的淤积。当淮河发水时，除了蓄洪，还可利用淮河的“清水”冲刷泥沙，疏通河道（黄河和淮河共用同一个出海口）。

在这个策略的影响下，地方上不断的加筑、抬高高家堰等堤坝，以求扩大蓄洪能力并提高“刷黄”效果。但是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法，“蓄清刷黄”有个前提，黄河和淮河不能同时爆发大的水患。

而乾隆七年江淮的水灾，恰恰就是黄河和淮河水势同时大涨。一个严重的题就出现了，为了缓解安徽的淮河水患，需要开闸泄洪；而为了缓解江苏的黄河水患，则需要紧闭堤坝 …… 那么洪泽湖一线的堤坝是开还是闭呢？

乾隆七年七月围绕这个问题的冲突正式爆发。

当月安徽泗州乡民聚集到高邮湖的昭关坝准备挖开堤坝放水泄洪，附近的江苏乡民闻讯后赶来阻止，双方发生了规模不小的械斗。

随后安徽巡抚张楷上奏朝廷称，安徽境内的大面积水患均因洪泽湖以东的堤坝未开闸泄洪而致。他认为需要照常例，开闸放水减轻水患。江苏方面不同意泄洪，完全是不顾上游民生，云云……

江苏巡抚许容则争锋相对的指出，此时黄河水势甚大，这个时候上游泄洪，只会让江苏的灾情变得愈发严重，是要将下游民众置于死地 …… 因此他不但反对开闸，还请求朝廷拨付银两进一步加高堤坝，增大上游蓄洪能力。

两地巡抚各自为地方争取利益很正常，但两江总督德沛就尴尬了。两边都是他的辖区，无论偏向哪一边都是自讨没趣。但是作为“工作组”的重要成员和江淮地区的一把手，他又不能不吭声。

德沛上奏称洪泽湖容量有限，为缓解上游水患，确实需要开闸泄洪。同时德沛也认同下游的难处，泄洪会让江苏雪上加霜。德沛建议先通知下游民众准备，然后将高邮湖上的三处堤坝逐个打开。随后再根据水势的变化来决定是继续泄洪还是蓄洪。

德沛虽然是在和稀泥，但他的这个办法也算是兼顾两地利益，并尽量降低两地损失的最优方案了。不过德沛遭到了钦差大臣高斌的反对，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开闸泄洪。

高斌先是斥责安徽只顾自己的私心 – “此安省人之私言，不独不为淮扬计，并独不为淮黄计”。

对于安徽的水患，高斌认为是因降水所致，而不是因洪泽湖水位过高倒灌造成的，所以泄洪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他认为这个时候打开堤坝，不但会加重下游水患，搞不好黄河水还会倒灌入湖，扩大安徽的灾情。

高斌的理由就比较牵强了，即便安徽的水患全因降水所致，降水成患的主要原因不还是降水无法快速被排走么？

可能是觉得自己理由说服力不足，高斌又给支持开闸泄洪的人扣起了帽子。在他看来这些人不懂治水又人云亦云，只不过想突破百年来“蓄清刷黄”的策略，博位出名 – “学士大夫倡之，下吏之沽名钓名者扬言之，大吏之未谙者轻信之”。

这种两难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没有直接关联的官员们都是能躲则躲，躲不掉也和稀泥，以免得罪人。高斌为什么主动参和，还上纲上线呢？

第一个原因是，在这次水患之前高斌是江南河道总督，刚主持过淮黄的水利工程。洪灾爆发后，各地方官员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和压力，都有的没的开始质疑河防工程的效能，也就是高斌的政绩。眼见自己有沦为背锅侠的趋势，高斌不能不站出来“以正视听”。

第二个原因是，高斌“领会”了圣意，乾隆有意“牺牲”掉安徽。

七月安徽和江苏两地民众为堤坝械斗的事情，也被地方官员上报给了乾隆，乾隆在朱批中将安徽乡民定性为“刁民”。

湖西刁民但顾自己禾苗，不顾下流田庐之淹浸 ……

民情刁悍，只知为己，不知为人，即如今年古沟之决，使先谕高诏之民，高诏之民，必将以为护未急之淮扬，而先殃我现成之百姓，万方阻止，何以办理耶 ……

《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三》

对于德沛的建议，乾隆则是意有所指的批复中提到了黄河古沟决口的例子。他觉得即便是提前通知，百姓也不见得同意，搞不好还要闹事影响泄洪。

看似提出担忧，实际就是在拒绝泄洪。因为开堤泄洪前如果不通知百姓，那德沛要被受灾民众骂死，搞不好还要背上治灾不力的锅。提前通知，如果民众还闹事，那他德沛的罪就更大了。圣训在前还要一意孤行，其心可诛啊。

乾隆要弃安徽保江苏的原因并不复杂。自明朝开始江南地区就是皇朝的钱粮重地，而京杭大运河则是南粮北运的重要通道。因此在粮税和民命的抉择中，乾隆不惜牺牲安徽也要确保这条皇朝大动脉的通畅。

这就是乾隆的“为国为民”，只是他不好明言而已。

高斌正是领悟到了这一点，才主动站出来，既是替主子分忧，也是为自己邀功。其后这种先保运河的思路，也成为了清朝应对江淮水患不明说的潜规则。

洪泽湖堤坝不断增筑加高；逢大水派清军驻守高家堰等堤坝严防地方民众擅开河堤；视察高家堰也成了乾隆六下江南的必备项目，而安徽乡民则“为国为民”在历次洪灾中默默无闻的奉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