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古代的明君，人们总是会想到唐太宗李世民，而要提到中国古代的良臣，则无疑要数魏征，魏征在太宗时任相十余年，先后陈谏二百余次，上至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下到皇帝的个人得失，无不涉及。这些意见大多为太宗所采纳，从而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少有的开明盛世一贞观之治，而太宗与魏征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被视作古代君臣关系的楷模。

魏征，字玄成，生于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祖籍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后来迁居到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县)。父亲博学多才，北齐时曾任过著作郎、屯留令。由于去世较早，家业中途衰落，但他胸怀大志，刻苦攻读，广泛涉猎，尤其重视历代兴亡得失之学。隋末天下大乱时，他出家当了道士，静观时变。

隋大业末年，河南一带由李密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瓦岗军控制，魏征的朋友武阳郡丞元宝藏也起兵响应李密，并邀请魏征帮助掌管起义军的文书事务。元宝藏和李密之间来往的书信，都是由魏征起草的，深受李密赏识，李密特请魏征到营中任文学参军，协助处理文书。魏征向李密提了十条建议，李密只是惊异魏征的才学，却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瓦岗军在李密领导之下，势力发展很快，将隋军主力包围在洛阳城中，但起义军屡经战斗，伤亡也很大。隋军大将王世充纠集二十万兵力，想与瓦岗军决战。魏征深知这次战役关系到起义军的成败，找到李密的长史郑迎建议说：“现在起义军精兵骁将少，又缺钱财，不能论功行赏，难以打硬仗，不如深沟高垒，用防御战来消耗敌人，等敌人粮食消耗尽了再发起进攻，那时一定会胜利。”

郑迎见魏征新来，不怎么放在眼里，认为这只不过是老生常谈的意见，未加以重视。由于大多数将领都有轻敌麻痹思想，李密采纳了速战的意见。结果，瓦岗军全军溃败，李密只得带着余部投降了李渊，魏征也随之来到了长安。

李渊原是隋朝的太原留守，隋末自太原起兵，占领了长安，建立了唐朝。李密归顺唐朝后，因不受重用，试图谋反被杀。魏征因为是李密的旧部，也不受重用。魏征为了取得李渊的信任，主动提出去太行山以东地区安抚李密旧部，李渊因此提升他为秘书丞。

他首先来到黎阳，说服了据守黎阳的李密旧部徐世，使唐轻易取得了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徐世勋后来成为唐朝名将，李渊赐以李姓，又避唐太宗讳改名李。接着，魏征到魏州说服元宝藏也归附了李渊。

从魏州回到黎阳时，正值河北农民军窦建德南下，攻占了黎阳，魏征成了俘虏。窦建德早就听说过魏征的名字，就任命他为起居舍人。魏征在河北起义军中呆了一年多时间，到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窦建德率兵南下增援王世充，为唐军所败，魏征又再度归附了唐朝。

李渊

李渊的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有才干，就召为洗马，魏征成了东官的属官。作为两度归附的降将，能够得到重用，魏征很感激太子。

当时李建成虽被立为太子，但由于秦王李世民自太原起兵后，东征西讨，劳苦功高，在大臣和将士中威望都很高，对太子的地位构成了威胁。这时正好窦建德的旧部刘黑闼又在河北起兵反唐，魏征向太子建议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只是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现刘黑闼只是一些散兵游勇，人不满万，大军一到，势必败亡。殿下应亲自出征以取功名，又可结交山东地区英雄豪杰，提高威望。”

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意见，自己率军出征。魏征建议采用镇压和招抚相结合的办法，瓦解敌方军心。不久，太子就大败刘黑闼军，并在河北大量安插亲信，加强了自己的地位。

天下统一后，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先发制人，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死了李建成和支持他的弟弟李元吉。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太子，并将军国大政交李世民处理。

李世民取胜后，他召见魏征说：“你为什么要挑拨离间我们兄弟？”魏征坦然地说：“太子如果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日之祸。人各为其主，有什么错呢？”李世民早就知道魏征的才干，又见他直率坦白，就原谅了他，将他召到自己府中，任命为太子詹事主簿。不久，又提拔他当了谏议大夫。

李世民杀了李建成后，山东地区的太子旧党人人自危。为了防止社会动乱，李世民宣布对太子旧党一律赦免，又派魏征为特使去安抚，并授以他临机处理问题的权力。当魏征一行行至磁州(今河北磁县)时，遇到州县押送前太子侍卫李志安和齐王李元吉的护军李思行至长安。

魏征说：“我受命出使时，已经赦免了太子和齐王的旧部，今又将李志安等押送长安，那还有谁相信诏令呢？我不能只顾自己避嫌，而不为国家着想，既然授我以重任，我就要尽忠报国。”他下令释放了李思行等人。

李世民听说后，认为他做得很对。其他太子旧党见是真心诚意赦免他们，都纷纷出来自首，山东地区也就安定了。魏征初次出使，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更受到太宗的器重，常常将他引入卧室商议朝廷大事。魏征蒙受知遇之恩，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太宗对魏征的信任引起了一些人的妒忌，他们散布说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陷害魏征。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办此事，虽然查无实据，温彦博仍然奏报太宗说：“魏征作为大臣，不注意检点自己，远避嫌疑，以致遭到别人的诽谤。虽然作为个人没有私情，但也有值得责备的地方。”

太宗同意温彦博的意见，并派他奉诏去向魏征提出警告。魏征自然心中不服，他找到太宗说：“君臣只有一心才能配合默契，上下一体。如果臣下只顾忌到影响，作表面文章，那国家还能够兴盛吗？”

太宗听了，知道自己不应支持温彦博的意见，就说：“你说得对，这事我处理不妥。”魏征又说：“我希望陛下允许我做一个良臣，而不要使我成为一个忠臣。”太宗不解地问：“难道忠臣、良臣有什么区别吗？”

魏征答道：“良臣如尧、舜时的稷、契，不仅自身享有盛名，君主也受到称誉;忠臣如夏桀、商纣王时的龙逢、比干，自身遭诛夷，君主留恶名，亡家丧国，空有一个名声，这两者不是相去甚远吗？”

魏征这番话是向太宗表明忠心，他是要竭尽自己的智慧，辅佐太宗成就伟大的事业，让太宗的功德和美名像尧、舜一样留垂青史。太宗听后很高兴，知道自己以前听信了流言，错怪了魏征。他又问：“君主怎样才能做到圣明，怎样才是昏暗呢？”

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尧能够察问下情，所以知道有苗的罪恶，舜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共工、鲧、欢兜不能蒙蔽，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宠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都落得国亡身败的下场。因此，君主只要能够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以不受奸臣蒙蔽，下情也就能够上达了。”

太宗说：“你说得对，我以后要多听取不同意见，希望你们都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隋末大乱之后，国家残破，人口稀少，怎样治理国家，医治战争创伤，在大臣之间意见并不统一。唐太宗自己也缺乏信心，他对大臣说：“如今大乱之后，恐怕天下难以治理吧？”

但魏征充满信心地说：“正是大乱以后容易治理，就像饿极了的人容易为其准备食物一样。”

太宗说：“古人不是说，贤明的人治理国家，也要百年才能见成效吗？”

魏征说：“那是指平常人，英明的君主施行教化，上下同心同德，一年就可以取得成效，三年成功就算晚了。”

宰相封德彝反驳说：“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浮薄狡诈，秦用严刑峻法，汉代兼用霸道，都想把天下治理好，可是都做不到。魏征只是书生空论，如果相信他的话，只能败乱国家。”

魏征针锋相对地驳斥说：“五帝和三皇都施行了教化，他们并没有交换百姓，只是照五帝的办法就能实现五帝的政治，照三王的办法就能实现三王的政治，如果说人心不古，越来越奸诈，那到今天人都应该变成鬼魅，还谈什么教化？”

魏征认为不是人民能否治理和教化，而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治理国家、教化人民。封德彝虽不以为然，但也无言以对。最后太宗摒弃了封德彝的观点，接受了魏征的意见，作出了大治天下的国策。

太宗虽然决心大治天下，但对怎么治理心里却并没有底。魏征总结了隋亡的教训，认为主要是扰民太多，隋末不断地征用民力，凿运河，修东都，筑长城，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隋炀帝三次出兵高丽，动用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直接招致了隋的灭亡。因而，隋亡的根本教训就是“静之则安，动之则乱”。

他向唐太宗建议“抚民以静”，并以隋末和唐初比较，虽然隋仓廪、户口、甲兵，都比唐初兴盛，但“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所谓“静”，就是要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并指出国家衰败的原因就是因为百姓希望静而徭役不止，百姓凋残而劳务不息。

为了让太宗重视休养生息，他把经过隋末丧乱的国家比作大病初愈的人，必须精心护养才能恢复。

他对太宗说：“有人得了十年长病，经过治疗快要好了，但这人仍是瘦得皮包骨头，如果就要他背一石米，一天走一百里路，也还是不行。隋氏的丧乱不止十年，陛下为国家良医，帮百姓解除了疾苦，国家虽然已经平安，但还尚未完全康复。”

太宗接受了魏征抚之以静的治国方略，在对外政策上，他结好突厥，不进行对外战争，减少百姓的兵役负担，在内政上，提出了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四条措施。

唐太宗多次强调：“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在抚之以静的方针下，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出现了“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的局面，唐太宗情不自禁的赞叹说：“我能有今天，都是魏征的功劳啊！”

虽然制订了“抚之以静”的治国方略，但在贯彻执行过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尤其作为帝王，常常会由于个人的私欲或一些臣下的挑唆，作出有违于这一方针的举动。

贞观初年，太宗尚能节俭，随着国家财力的恢复，太宗渐渐追求奢侈起来。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陕西、河南一带因大雨淹没了不少房屋，但太宗为了个人享乐，要在洛阳修建飞山宫。

魏征上疏反对，他以隋朝为例，说：“隋炀帝仗着国力富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役使天下的百姓为其修建宫观台榭，造成百姓民不聊生，纷纷起来造反，致使国破身亡。陛下拨乱反正，应吸取隋朝的教训，撤掉隋的大宫殿，住在小宫殿。

如果不满足旧的宫殿，还要扩建新的宫殿，追求华丽和享乐，这是重蹈覆辙，一定会带来灾祸。天下难得易失，一定要慎重啊！”太宗听了后，停止了飞山宫的修建，把建筑材料送到灾区，帮助灾民修建住房。

还有一次，唐太宗自长安到洛阳，住在显仁宫。因为食宿供应不周，太宗很生气，责骂地方官吏。

魏征听了，劝太宗说：“陛下因供应不周就责骂当地的官员，恐怕这种风气漫延开来，各级官吏上行下效，拼命供奉皇帝，将来就会民不聊生了。原来隋炀帝到处让郡县献美食，以供应多少进行赏罚，所以四海叛乱，这是陛下所亲眼见到的，为什么要仿效他呢？”

太宗听了一惊，对魏征说：“要不是你，我不会听到这样的意见。我原来从这经过的时候，买饭吃，租屋住。今天供应这样，难道还嫌不足吗？”

魏征的谏诤，太宗一般都能接受，但有时意见提得过于尖锐激烈，也引起了太宗的不满。有一次太宗回到宫里，气愤地对长孙皇后说：“我迟早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是谁？

太宗说：“就是魏征，他在朝廷当众顶撞我，让我下不了台！”

长孙皇后听后，穿上朝服，向太宗道贺。太宗惊问为什么？长孙皇后说：“君明臣直，魏征敢于犯上直谏，是由于陛下的圣明。”唐太宗听后转怒为喜，更加尊重魏征了。

唐太宗晚年，随着国力的强盛，隋末战乱的影子也渐渐淡薄了，慢慢趋于奢纵，对大臣的意见也不怎么接受了。魏征先后上了《说时政疏》和《十谏疏》，从十个方面指出太宗由过去的简约朴素、励精图治发展到现在的骄傲自满，纵欲奢侈，及时而尖锐地向太宗提出了警告。

太宗震动很大，对魏征说：“我知道我的过失了，愿意改过，善始善终。”他把它贴在屏风上，随时都可以看到，并抄送一份给史官，以便传之后世。

从贞观初年到魏征病故十几年间，魏征谏诤的奏疏有二百多项，从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到皇帝的个人生活，知无不言。

唐太宗很感动地说：“你前后提了二百多条意见，如果不是忠心爱国，怎么会做到这一点呢？”

在一次宴会上，唐太宗说：“贞观以前历经艰难帮我打天下，创下基业的是房玄龄;贞观以后敢于向我提意见、纠正我错误，为国长治久安的是魏征。他们可以无愧于古代的名臣。”说完，解下自己身上的佩刀赐给他俩，以示奖励。

魏征本来不是太宗的亲信，他是以自己的才干、见识和忠心取得太宗信任的。但他并不居才自傲。每当太宗赞扬他能直谏时，他都把功劳归于太宗说：“只是由于陛下启发我，让我畅所欲言，我才敢提出意见。不然，我怎么敢屡次冒犯皇上的尊严呢？”

他还多次恳求太宗解除他的职务，太宗都不准。最后，在他的坚决要求下，才下诏拜为散官特进，但仍参与过问朝廷的大事。

魏征病重时，太宗亲自下手诏慰问。魏征居室没有正厅，太宗把皇宫建小殿的材料用来替魏征盖正厅。赐给他褥子、布、被、食物、药品。太宗亲自带上太子上门探问病情，并许诺将女儿衡山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叔玉，并含泪问他有什么要求。

魏征说：“寡妇不愁织布的纬线少，只担心周朝的灭亡。”意思是不愁他事，只担忧国家的兴亡。

魏征死后，太宗亲自到魏征家里吊唁，停止上朝五天，并命百官都去参加葬仪，让他陪葬在昭陵。魏征出殡时，太宗登上御苑中的西楼，望着灵车远去，痛哭尽哀。还亲自为魏征书写了碑文，立在墓前。

魏征的去世，使太宗少了一个直言极谏的忠臣，太宗曾感叹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去世了，使我少了一面好镜子啊！”

魏征死后不久，发生了吏部尚书侯君集谋反被诛和杜正伦以罪左迁的事悄。魏征生前曾推荐杜正伦与侯君集有宰相之才，要求授侯君集为尚书仆射掌兵权。后来二人由于牵连到太子承乾事件中，一个被流放，一个被下狱处死。

唐太宗开始怀疑魏征结党营私，又有人密告魏征私下把自己的谏诤奏章交给了史官起居郎褚遂良，这等于是为了自己扬名而暴露君主的错误。太宗一怒之下，令人推倒了自己为魏征亲自撰写的墓碑，解除了衡山公主同魏征儿子的婚约。

贞观十九年，太宗率军亲征高丽，隆冬严寒，粮食供应不上，被迫撤回。在回来的路上，太宗想起了魏征，他说：“魏征如果还在，我就不会有这次远征了。”他派人找来魏征的家属，亲自慰问赏赐，重新修起了被推倒的墓碑，为魏征恢复名誉。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魏征以犯颜直谏而知名，他生也有幸，遇见了一代明君，得以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一为良臣而不为忠臣，从而使自己，也使唐太宗一起万世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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