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处于十九世纪的清末将领董福祥，是一个比较复杂并且带有悲情色彩的人物，他身材魁伟，性情强悍，少有大志，崭露头角于陕甘各族人民反清斗争中，继而降清，蜕变并被擢升为清廷武员大吏，随左宗棠西征新疆，凭借自身的骁勇善战，成为清代甘肃籍官员中职位最高、且最有威望的一代名将，为后人留下了很多传奇故事。

八国联军之役，他统率陇右子弟组成的武卫后军拱卫京城，辛丑条约后，却被清政府革职归于故里。

董福祥的一生经历复杂，功过兼有，在民间的传说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谈谈这位清末的西北狼王——董福祥。

固原旧照

董福祥，道光十九年出生于环县毛井王朝山（清属固原，1958年固原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固原县志》中记载，其父叫董世猷，母亲王氏，董福祥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

董世猷是当地有些势力的哥老会首领，董福祥年幼时便跟随其父活动于帮会中，深受帮会熏陶和影响。童年时，他与小伙伴游戏玩耍，就经常手持矛戟率队演练，大家都觉得很惊讶。

随着他慢慢长大，身体愈发魁伟强悍，卓越不羁，别人都在谈论庄稼收成的时候，他却开始专研起兵法来了，谈吐间“慨然有大志”。

清末的西北地区，正是连年混战，田园荒芜之际，特别是同治以来，朝政日趋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陕甘地区少数民族反清频繁。

董福祥23岁那年，见世道混乱，人心危惧，知道此时需要抱团自保方能躲过此大难，于是在地方上暗自串联，利用其父哥老会的关系，号召乡人起来自卫。在《甘肃人物志.张俊传》中记载，同治初，陕甘乱，叛军陷诸州邑，俊与同郡董福祥集乡人自战环、庆、宁、固间。”

在这一时期，董福祥主要还是在做相当于团练的事情，但是这事却引起了当地官府的警惕，因为当时正是川滇起义军转入陕西境内，鄂豫捻军窥视西安，陕甘地方各种势力也是蠢蠢欲动之际，特别是陇东地区，已经有了大规模反清之迹象。

因此在这个时候组织武装，清廷自然有了警惕心，不时派人各处缉拿，这倒激起了董福祥的好斗之心，于是他更加积极的召集人手，开始将矛头指向了官府，在当地进行抗捐抗税等斗争。

在这期间，董祥福还被官府抓到过一次，受到严刑拷打，但是不久，董就因为哥老会上下活动打点，越狱而走。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陕西少数民族起事的军队在关中遭到了清廷重兵围剿后，不得不退出陕西，进入甘肃，而甘肃灵州、河州、西宁、肃州、平凉等地的百姓为了响应入甘的起事军队，纷纷揭竿而起，加之看准苗头的西捻军在张宗禹的率领下也攻入了陕西，游走于渭河两岸。

环县、固原地方百姓本就因清廷苛捐杂税不堪其扰，现在又见陕甘各地都乱成了一锅粥，觉得家乡难保之下，都纷纷拥护董福祥出来扩大自卫武装。

基于此，董福祥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就聚集了数千之众，在固原、环县的广大乡村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

当时在固、环一带，还不止董福祥这一股势力，这种类似的民间团练武装还有四、五支，只是董福祥的这支最为强大，那几支差不多的势力还经常进行各种兼并，厮杀，最后，杀来杀去，谁也干不掉谁，而周边地区却又开始混乱，于是大家这才坐下来谈判，大家认为还是得合成一股方能度过这次乱局。于是大家共同推举董福祥为团总。

董福祥有了这个资本，便开始和邻近的那些起事的军队进行谈判，划定界限，互不侵犯。

如果说从平民到团总，是董福祥人生第一次大的转变，那由团变“匪”就是董福祥的第二次转变，也是他的人生一个重大转折，我们知道，团练的存在和发展，政治上必须是官府承认，经济上是则依赖于当地经济。

在当时的西北，特别是陕甘一带，这两个条件都因为大规模的动乱而逐渐丧失，国家在甘肃的统治已经陷入瘫痪，清廷无力剿灭地方叛乱，不得不调整之前的主剿政策为安抚，在这个转变中，地方叛乱组织在谈判时，首先就是要求清廷解散地方团练，所以在这时首先被清廷抛弃的，就是团练，关键他还不是那么听话的一批团练。

团练被取缔，结局不外乎两条，第一，解散，第二，我也跟官府对着干吧！

当然大多数人没那个勇气，都走上了第一条路，但是董福祥这种已经开始做大，但又还达到引起叛军和官府更多注意的团练武装，那就选择第二条路吧，反正当时的他本来也没打算和官府站在同一阵线。

时间到了同治四年，清廷积蓄了力量，决定再次剿灭叛军，于是任命了湘军将领杨岳斌为陕甘总督，主持甘肃军务，又令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曹克忠诸部向配合，南北夹击金积堡的叛军，以期扭转战局。

这时董祥福按照和叛军的约定，进行策应，两边夹击清军，致使清军大败，清军主力雷、曹二部溃败之下发生了大规模哗变，往平凉方向退去，董福祥率部乘胜追击，缴获了大量武器，一时间威震环、固。

也就是在这时，董福祥的军队开始引起了朝廷的关注，在同治五年，董福祥的名字开始以“逆匪”的名字，出现在了陕西巡抚刘蓉的奏折之中。

而这当然也给董福祥带来了名气，名声有了，来归附的人自然越来越多，短短一年时间，董福祥手下竟然已经有了十万之众。成为了西北地区一支很有影响力的武装力量，别的起事军队还在玩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的时候，董福祥的人马已经开始装备了相当数量的洋枪土炮。

要知道，团练是受饷源限制的，湘军就是例子，但是这时，董福祥已经突破了由地主富绅供应饷银的限制，开始劫官夺寨。

他的人马作战剽悍，董福祥又颇有军事天赋，在行军布阵上很有一套，而且他们很善于利用地形地势作战，因此驰骋于陕、甘十余县，罕有对手。以至于陕西巡抚刘蓉、陕甘总督杨岳斌因弹压无力，无法控制局面，只好“以病求代”，“陈情乞养”。

到了同治七年，董福祥部众已经号称三十万，据有陕、甘数十县，南到延安，北达伊盟，东到绥德，西至环固这么一大块地方，都是他的势力范围。清军屡战屡败，狼狈不堪。

此时，董福祥已经自封为陕甘自卫总团大元帅。他即反抗官府，又与叛乱武装若即若离，游离于两种势力之间，一心发展自己的实力。

左宗棠

而面对陕甘危局，清廷急忙调左宗棠入陕甘督军。左宗棠足智多谋，在最初制定计划时，就条理清晰的将围剿对象分了个轻重缓急，将最先朝廷制定的“剿捻宜急、剿土且缓”的政策修正为“东北入手，先平土匪”，也就是说，左宗棠首先就要拿董福祥开刀，然后再平定宁、灵少数民族起事军队。

同治七年十月，董福祥率领大军大举进攻延安、绥德、榆林等地，特别是在十一月攻绥德时，人马竟然有十几万人，在《清史稿.董福祥传》中就有记载“溃勇，饥民附之，众常十万。”

清末绥德旧照（绥德东门的城楼和城墙）

面对气焰嚣张的董福祥，左宗棠表现得很谨慎，将大军全部集中于榆林、绥德、延安、延长等地固守，又另外调张曜军渡河奔赴榆林，北路军总指挥刘松山从山西入绥德协办。

董福祥到达绥德，当天就遭到了绥德守军的伏击，但是没有挫伤锐气。驻军于隆腰镇，修筑了防御工事，准备等待时机，要大战一场。

就在这时，北路军总指挥刘松山日夜兼程，由山西永宁（今离石县）渡河到达了绥德。与绥德守军将领成康两人一合计，考虑董福祥盘踞于靖边，而其党众肆扰榆林，我们要是由绥德西北自怀远扫荡董的老巢，则“边寇必回救，而河防可以解严。”

于是两人分兵两路，直扑隆腰镇。董福祥没想到清军没有固守绥德，竟然主动出击，其部下更是手忙脚乱，结果仓促迎战，导致损兵折将，损失惨重，被斩杀者六千多人，生擒者三千多人，还有两万乌合之众早跑得没影了。

好不容易逃出来的人马都逃往了古城镇靖堡（陕西靖边县东北八十里，城在山畔）。此地一直被董福祥作为基地，而且他的家属也就是在靖边县城之中。

十二月十八日，刘松山率全军围剿镇靖堡，董福祥带着三千多人当时去了葭州（今陕西佳县），董福祥的父亲董世猷惊慌失措，不得不率众弃城投降。

不久后，董福祥的父亲，以及一同起事后来投降清军的张俊，力劝董福祥投降，此时董福祥确实也已经无法再支撑，终于带着剩下的军队选择了投降清廷。

董福祥自从投降左宗棠后，结束了其数年的反清流民活动，他的精锐军队被刘松山编为三个营，由董福祥、张俊、李双良各带一营，董福祥居中，张俊为右营，李双良为左营，号“董字三营”。并授予董福祥五品军功。

从此之后，其部屡建战功。同治九年，清军攻陷积金堡，董福祥被授予都司。同治十二年，清军平定西宁，董福祥晋升游击，后来又在征讨宁夏的波浪湖大战中，忠勇骁猛、指挥若定，被清廷奖授花翎，由五品军功晋 升为三品参将，其地位日渐提高。

之后，董得到了左宗棠的完全信任。在给刘松山的信中，左宗棠说：“董福祥既能奋起杀贼，殊甚嘉赏”，“董字三营”也扩充为马步九营，成为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劲旅。

董福祥投清之时，也正是我国新疆地区多事之秋。当时，中亚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在俄、英支持下，侵入我国新疆南部，建立起“哲德沙尔汗国”伪政权。同治十年(1871)初，沙俄趁清政府暂时失去对新疆地区实际控制之机，发兵侵占了我国西陲门户伊犁，我国西北边疆发生了严重的领土危机。

左宗棠西征军大营

光绪二年(1876年)七月，左宗棠奉命征讨新疆阿古柏匪帮。左以西宁道刘锦棠部为前锋，董福祥率所部从征。《清季外交史料》中记载，其实“刘锦棠之军名为湘军，实多陇西壮士。”即指刘部所隶董福祥统领的“董字三营”而言。因该军系甘籍士兵组成，服于关外水土，故担任出关大军的前锋。董福祥亦以此得用武之地。

清军出关后，首战天山，当时正是大风天，大家都不敢贸然前进，董福祥率众登城，立下了大功，在后来的战争中，董福祥带领其军队又作为先锋冲锋陷阵，又担任前哨侦探以及工兵任务。

到了乌鲁木齐攻坚战时，董福祥部的张俊一马当先，首先从北城攻入，后来在收复玛纳斯城之时，因为城墙坚固，打了一个多月都没能打下来，刘锦棠又派出董福祥的军队前往相助，董福祥亲临城下，想出了用坑道炸城墙的方法，炸塌城墙后，董福祥亲自带领其军队杀入城中，取得头等军功，为此受到朝廷嘉奖，诏免骑射，赏黄马褂、阿尔抗阿巴图鲁、袭骑都尉兼云骑尉职。

光绪三年春，北疆已定，清军分三路直捣阿古柏老巢，刘锦棠与董福祥军自乌鲁木齐直趋达坂城。董福祥军锐不可当，连下达坂城、托克逊、哈喇沙尔、库尔勒、库车、拜城，“尝五日夜逐北千二百里”。

到达阿克苏后，董福祥率军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兼程南下，清军多路围攻喀什噶尔，“大破贼于喀什噶尔，克其城，分兵追贼至明约路玛克，生擒贼酋于小虎、马元、金相印父子并国主牙虎柏（即阿古柏）诸子孙，。。。”

后来刘锦棠在该地建立了纪功碑，董福祥和同郡张俊均列名于纪功碑六将之中。

阿古柏武装

在南疆平定以后，阿古柏的儿子伯克胡里和陕西叛军白彦虎已入俄国境内，受到沙俄的唆使支持，开始不断骚扰边境，并扬言奉了俄国的号令，要取喀什噶尔以及英吉沙尔各城。

董福祥部即被调驻喀什噶尔迎战叛军，又是屡败叛匪，有一天，叛匪三千多人来犯，董福祥亲率军队在荒野中日夜兼程，走鸟道攀绝壁，两天一夜走了三百多里，抄敌后路，这时敌人刚刚准备休息，在峡谷内“解鞍秣马”之际，董军突然从山上掩杀而来，敌人惶恐，溃不成军，董福祥军如砍菜切瓜般杀贼无数，紧接着开始搜捕逃入山中的叛军，再杀三百余人。

此役叛匪进入中国约三千多人，漏网逃入俄国的只有几十个，经此一战，叛军元气大伤，从此不敢再来犯边。

此战获得了左宗棠的大加赞赏，称从出关以来，艰难程度以此战为最。

后来张令瑄在其《甘军纪略》中这样评道：“左宗棠率湘军平乱，而冲锋陷阵者，皆三陇子弟，平甘肃、定新疆，多为张、董二公之力。”

因此，在平定新疆后，董福祥从阿克苏总兵擢升喀什噶尔提督，卫国戍边，在中国西陲坚守十九年之久。在位期间，董福祥曾多次上书清廷，并提出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加强边防，治理新疆的建议，逐渐被朝廷所重视。在光绪十九年的时候，慈禧六十大寿，又赏加董福祥尚书衔。

光绪二十年的时候，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惨败，朝野震惊，慈禧以董福祥善战为由，命其率领甘军入卫，于是董福祥率领所部十八营离开新疆，在经过甘肃时，又增加了马安良、马海宴、马如蛟等十营人马。

甘军士兵

因为董福祥的军队基本都是高大强壮的西北强壮硬汉，董本人也长得高大魁梧，所以军容甚强，进入京城后，让人为之一振。

慈禧召见董福祥，董福祥更是表示：“臣没什么其他能力，就是杀外国人厉害。”

因为深得慈禧和清廷高层信任，以其部万人为武卫后军，驻防蓟州。

光绪二十二年时，西北再次发生少数民族起义，董福祥奉命率军奔赴安定（今定西），率军用羊皮筏搭浮桥，渡洮河，偷袭叛乱武装，平定了起义，又以军功加太子少保，调任甘肃提督，督办甘肃军务，陕甘驻军皆归其指挥。

第二年，慈禧再次垂帘听政，不久，又发生戊戌变法，慈禧极力反对，与直隶总督荣禄密谋，想废掉光绪，为了加强京师武装实力，慈禧再次招董福祥率领甘军入京，驻防直隶、山西。

慈禧对董福祥非常看重，对其赐以紫禁城骑马肩舆，赏穿嗉貂褂（武将最高赏赐），董福祥知恩图报，也进一步表达了对慈禧的忠诚，让慈禧大为满意。随即将董军编入荣禄所节制的北洋三军。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兴起，清廷为了义和团对付列强，遂承认其为合法组织。 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义和团开进了北京，期间，董福祥的武卫后军中也有不在少数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加入其中，而列强驻华使馆也组织了卫队进行对抗。

随着冲突的升级，董福祥奉端王载漪之命，率军配合义和团攻打使馆。但是此事并没得到清廷大力支持，加之使馆防守严密，打了一个多月仍然没打下来。

而三万余八国联军则已占大沽，逼近天津，清廷大部分官员惶惶不安，主战者愈来愈少，清廷调武卫后军赴北仓抵御，顽强抗击二十余日，但是此时天津已陷落，腹背受敌之下，董福祥长叹一声，引刀将自刎，左右见状慌忙拦住，将董福祥架离。其部遂退守到北京广渠门、东便门、朝阳门之间防守。

对于董福祥是否激烈抵抗之说，在历史上一直有争论，特别是后来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等朝廷重臣都持有异议，后来均上奏弹劾董福祥，认为他大言欺国，通匪开衅，既不能外出御侮，又纵兵掳掠，误国殃民。

但在时人洪寿山在其《时事志略》中所记载的：“武卫军已虚设，董帅孤掌难鸣，可惜大清百万兵，事到临头无用。”诗后附文“神机营、虎神营等闻洋兵一至，如狼遇虎，鼠遇猫而早遁，只有董福祥一人，至忠至勇，率甘军而奉命。”

而在俄国记者扬契维茨基所写的《八国联军目击记》中，也记录了这么一段，当俄军炮轰北京城时，“董福祥将军的勇敢的部队分布在整个城墙上，隐蔽在枪眼后面，开始用老式的滑膛枪向高尔斯基勇敢的连队开火。。。老式的中国大炮以其恐怖而深沉的吼声从一个城楼上向外发射。”到联军攻进城时，八旗、绿营兵如鸟兽散，“只有那些使我们遭受惨重伤亡的董福祥将军的顽强士兵还在抵抗。”

《甘肃人物志》中记载“守卫在正阳门上的董福祥部将马福禄，当“敌陷正阳门，福禄援兵登城，谋夺楼，破敌卡七，会夜战，中炮没于阵。弟福贵、福全，弟子呈图、兆图皆从死。”

这场悲壮的恶战以京城失陷而告终。

但是，董福祥及其武卫后军给侵略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如英人朴笛威尔《庆子使馆被围记 》记道：“董的军队极易分辩，皆身体高大雄壮，受日光既久，成为褐色，与可可之色无异。”“董福祥率其凶猛可畏之甘勇”等等。

考虑两种不同说法，朝中重臣弹劾董福祥，正是董福祥护驾清廷流亡政府在西安，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为了限制和接触董的兵权，将其驱逐于西安之外，带着政治目的的行为。而时人记载与国外记载应该更加真实。

但与八国联军这次战争，董福祥没能拼死于疆场，却最终成为了清廷与帝国主义妥协的牺牲品。

在李鸿章与列强议和之时，作为率兵攻打使馆的直接领导者董福祥，列强均要求非杀不可，否则不与谈判。李鸿章于是急电西安军机处问询处理方法。

但是老谋深算的李鸿章也考虑到另一个问题，在电文中加了一段，他认为董福祥在陕甘经营日久，如果杀掉董福祥，担心激起西陲民变，“当缓图之”。

清廷确实前些年被西北民变搞得够呛，因此不敢贸然处置董福祥。权衡再三，也考虑到董福祥确实效力太多，便做了处置“甘肃提督董福祥，从前在本省办理历著战功，自调京以来，不谙中外情形，于朝廷讲信修睦之道，未能仰体，遇事致多鲁莽，本应予以严惩，姑念甘肃地方紧要，该提督人地尚属相宜，著从宽留任，其所部各军现已裁撤五千五百人，扔著带领亲军数营，驰回甘肃。”

但是这招很快被列强看破了，表示了不满，清廷只好又加重了处罚，将董福祥革职禁锢。。。

董福祥受此不公待遇，恼羞成怒，上书抗言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声称他一切举动都是奉命而为，并没有专擅之事，现在找缘由，竟然是自己的罪过。

而其甘军将士也怨天载道，死了那么多兄弟，现在倒被朝廷倒打一钉耙。

为了平息董福祥和甘军的愤懑之情，慈禧不得不发布谕旨，安慰董福祥，让他体谅朝廷所作所为的不得已的苦衷，而对甘军，荣禄也赠送了五十万两白银息事宁人。

至此，董福祥不得不曲意就范，去职还乡。定居于金积堡。所率旧部屯于马家滩。

光绪三十年(1904年），黄河水灾，董福祥捐账银二十八万两救济灾民。

宁夏吴忠市金积镇董府

光绪三十三年，董福祥病危，临终遗言：我俸禄累及还剩下四十万两，如今朝廷行政迭行，需要钱的地方还很多，我这些钱就捐献给国家吧。

延至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九，壮志未酬的董福祥卒于金积堡，享年七十岁。

董福祥

董福祥的一生，极为复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历史特点，在其一生的军事生涯中，做过团练，也反抗过朝廷，降清后倒过来又镇压过西北起事军队，到后来又称为左宗棠手下悍将。

在抗击沙俄入侵，收复新疆失地的斗争中，战功卓著，跻身于高级将领行列，并因此成为慈禧集团的得力干将，最后则又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中苦战，并最终成为牺牲品。

在我们的近代史中，这种带有草莽英雄或者悲情英雄的人物不少，董福祥也是其中之一，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必须要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作为团练，保一方安宁是值得肯定的。

戊戌政变，甘军开进京城

但是作为土匪劫官掠寨的行为虽然有其无奈之处，但是并不能作为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作为慈禧一派的保守方，他同样反对变法，这就是他的局限性，而他在长期戍边守土，反击外国侵略等方面，又是绝对值得称赞的。

但是正如董福祥最后为自己辩护的那样，我的一切行动都是“奉命而为”，这时我们才发现，在他一生的军事政治生涯中，他从来没有处在决策层的位置，而是不同时期，不同机缘将他推到了斗争的前线。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董福祥来了，有时他做对了，有时他又做错了。后来，董福祥走了，留下满地唏嘘和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遗憾。

如今我们站在一个相对公允的立场，记录其所作所为，只是想还原一个较为真实的历史人物，透视近代社会和近代历史的那些人那些事。

参考文献：

清史稿.董福祥传

任恒俊：清季武卫军考述

王希隆：董福祥事迹述评

张焕宗：董福祥其人

薛正昌：董福祥抗击八国联军的几个问题

王伯祥：董福祥史料

张维：甘肃人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