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28年，宋宣公子力病重，把弟弟子和叫到病榻前，提出要把国君之位传给他。宋宣公的传位遗言，在史书中有两个不同版本。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宋宣公的话语非常冠冕堂皇：“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千古之义也。我还是立弟弟子和吧。”考虑到当时宋殇公子与夷已经被立为宋国太子，《史记》中宋宣公的说辞在逻辑上存在着明显矛盾：“父死子继”在前，“兄终弟及”在后，那么子与夷显然更应该被立为国君，而不是宋宣公弟弟子和。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曾提及一个历史现象：“殷人兄终弟及，周人父子相传，封建制从父子相传制来”。另一位大师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却对此大加批判：“此说颇嫌看史事太松弛，不见力量。”因为商朝自庚丁之后，已经五世都是“父死子继”了，所以“殷人兄终弟及”的结论确实有些以偏概全。两位国学大师的争论谁对谁错暂且不论，这至少说明“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都曾经是商代王位传承的制度。宋国是殷商之后，宋宣公一家采取“兄终弟及”传位制度，还是有其历史渊源。

然而，在奉行多年的“父死子继”后，宋宣公突然再次祭出“兄终弟及”的继承大法，虽然是有其渊源，终究还是让人有些错愕。

所以，《史记》的记载总有些让人难以信服。

在《公羊传·隐公三年》中，记载下另一个版本宋宣公遗言：“以吾爱与夷则不若爱女。以为社稷宗庙主，则与夷不若女，盍终为君矣。”

宋宣公头一句话，容易被误解为“要说我对与夷的喜爱，则不如爱你”。单独看这一句话，确实是应该这样理解没错。但是人之常情，普通人通常是更喜欢儿子还是与兄弟？父子之情更浓厚还是兄弟之情更浓厚？绝大多数人的答案恐怕都是前者。因此，从宋宣公整段话的语境和人之常情来分析，他的意思是更喜欢儿子与夷。

因此，宋宣公的遗言完整意思就是：“要是说到亲情，则我更喜爱与夷；然而考虑到社稷宗庙，那么与夷就不如你。你何不就来作宋国国君呢？”

子和在推让多次后，念及宋国祖上确实有“兄终弟及”的继位传统，也就安然地继承了君位，即后来的宋穆公。

但到了公元前720年，宋穆公执政已经九年，身体也不扛不住了。弥留之际，他招来大司马孔父托孤。

孔父，名嘉，在历史上他可是个非同凡响的大人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孔父嘉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宋国的历代国君。孔父的非同凡响不是因为他本人，而是因为他是中国两千多年儒教的开山祖师爷——孔夫子的六世祖。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中，描写两江总督李卫与前来江南查账的大臣鄂尔善赛神斗气，听说鄂尔善抬出了孔子，李卫气急之下就直接就抬出了“孔子他爹”。如果鄂尔善此时再抬出孔父嘉，那就“孔子他爹”也得退避八、九舍之外的。不过，此时这位中国历史上非同凡响的大人物，还只是宋国的一介臣子而已。

宋穆公向孔父托孤，托的不是他自己儿子子冯，而是他哥哥宋宣公的儿子子与夷：“先君舍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记先君之德。如果托诸位大臣之福，我得以保住头颅而死，九泉之下见到先君，他若问到与夷，我该怎么回答他？请你侍奉与夷，以主社稷，我就是死也无憾了。”原来，在当了九年宋国国君之后，宋穆公始终觉得心中有愧。他决心沿袭“兄终弟及”传统，要把宋国的君位还给哥哥一族。

还政给子与夷也就罢了，大司马孔父的一句话却让宋穆公觉得这次政权交接有些不够妥当。孔父回答说：“群臣都愿意奉立公子冯。”听到孔父这么回答，宋穆公立刻就担心如果子冯联合群臣一起反对子与夷怎么办？如果这次交接不能顺利进行，出了差错，那他死后的名声岂不是败坏尽了？

原本人死如吹灯，什么都不知道也就罢了；但临终时的种种顾虑，却常常让人生不如死。想到这里，顾虑重重的宋穆公下定了决心：“不行。先君认为我很贤明，才让我主持社稷。如果不还政，就是不道德，又怎么能称得上贤明呢？把先君的美德发扬光大，能不身体力行吗？请你不要废弃了先君的功业啊！”

听说宋穆公要把堂兄弟子冯哥俩驱逐出宋国，被内定为继承人的子与夷于心不忍，主动前往劝谏宋穆公：“先君（指宋宣公，即子与夷父亲）之所以当初传位于您，就是因为您能主持社稷。您现在把自己儿子驱逐出国，恐怕不符合先君的遗愿吧？如果是这样，先君当初让位给您时就应该把我驱逐出国了。”（《春秋公羊传·隐公三年》）

宋穆公托孤

在群臣屡次劝说宋穆公无效的前提下，子与夷的这番话可谓是切中了要害：如果传位于兄弟就得把儿子赶出国的话，宋宣公当年就应该把子与夷赶出国；既然宋宣公没有驱逐子与夷，那么宋穆公既然宣称“光昭先君之令德”，就不应该驱逐子冯与子勃。这是语言逻辑上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能如此苦心地劝谏宋穆公，说明子与夷也很有人情味，对堂兄弟也是有着深厚的兄弟之情。

那他后来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冷酷无情呢？

首先，是一入名利场，人就不由自主地迷失了自我。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绝大多数人都会在权、名、利的驱使下，做出很多违背自我本性的事情。子与夷也不例外：他当上国君后，不由自主地对国君之位产生了严重的患得患失心态，渐渐地就迷失了本性。

其次，更重要的是，也许是宋穆公给他的答复彻底改变了他。虽然子与夷采用的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战术，但是宋穆公却还掌握着更为强大的杀手锏。宋穆公回答子与夷：“正是因为先君当年不驱逐你，就可知道先君只是让我暂时摄政，最终还是想要我传位给你！”（《春秋公羊传·隐公三年》）

这段话犹如醍醐灌顶，让子与夷百感交集，顿时说不出话来！

陈近南关上门后对韦小宝私下说，“反清复明”与“阿弥陀佛”一样，都不过是个口号，用来忽悠外边那些笨人。所谓“光昭先君之令德”，也不过是忽悠外边那些笨大臣，咱爷俩是聪明人就直说了：当年宋宣公只不过是想让宋穆公先管理好国家，等年幼的子与夷成长起来后再让他正式继位！

陈近南与韦小宝

宋穆公这段话也宣告了子与夷他继位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国君之位本来就应该是你的，你根本不用太谦让。也正是在这时，子与夷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君颜难测”。这么多年来，子与夷真的是“too young, too simple”，太懵懵懂懂了。从此之后，子与夷从简单、单纯的臣子心态，慢慢地过渡到患得患失的恋栈者心态，后来又发展到有些固执的孤家寡人心态——子与夷这种心态的转变，又岂是让宋穆公所能想象到？

为确保子与夷顺利接班，宋穆公把自己亲生儿子子冯、子勃都赶出了宋国。

临行前，倔强的宋穆公还训导两个儿子：“你们做我的儿子，生不相见，死后也不要你们到我坟前来哭丧。”（《公羊传·隐公三年》）子冯后来逃到郑国，依附郑庄公而生存。

这年8月，倔强的道德完人宋穆公去世，子与夷顺利继位。

《左传》就此评价：“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意思是“宋宣公可谓知人善任了。立弟弟穆公，他儿子却仍然能享有君位。他的遗命是符合道义的！”

可是，事情的发展真会如此皆大欢喜吗？

宋穆公把两个儿子赶出宋国，是想确保子与夷能顺利继位。宋穆公所想不到的是，自古以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仅仅如此，上层政策固然是“道高一尺”，可下面的对策却常常更是“魔高一丈”。

子冯选择出奔郑国，其用心却是意味深长。

对郑国而言，打压周边强国，扩张郑国势力是其东迁三代人的固有国策。如今子冯到了郑国，就给郑国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打压宋国良机。在东周大家庭下，宋国居然敢违背周王朝治下公认的普世价值，放弃“父死子继”而用“兄终弟及”，作为王室执政卿的郑庄公当然就得“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有了这么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打压宋国，精明的郑庄公哪里会轻易放过！所以，郑庄公高调地宣称要把子冯送回宋国为君。

能看穿这点而逃亡郑国，子冯的心思就深不可测。

郑庄公

郑国与宋国是近邻，子冯有郑庄公的支持，宋国群臣也很多拥护他，随时都有可能攻入宋国，把宋殇公轰下台来。因此，宋殇公子与夷执政以后，理所当然地视子冯为心腹大患。

后来，在唯恐天下不乱的州吁引诱下，宋殇公与郑国成了死敌：他继位之后的十余年里，“十年十一战”，与东周小霸郑国展开殊死搏杀。可惜，领导能力不足的宋殇公对外战事多败，使得宋国民众负担承重，人人苦不堪言。最终，在别有用心的宋国太宰华督主导下，宋国人杀死了司马孔父嘉和宋殇公子与夷。

宋国内部权力之争所引发的“十年浩劫”，才终于落下了帷幕。

与东周江湖上的其他诸侯国相比，宋国可谓是一朵“奇葩”：其他诸侯国内乱，都是因为篡位而引发，唯独宋国却是因为两任国君的“让位”而埋下隐患！

《公羊传》因此而竭力否定宋宣公一家人的禅让之举：这两次让位，致使子冯和子与夷长期互相残杀，令宋国十多年都不得安宁。确实，禅让并不一定是美德，而要看让位给什么样的人。让位给贤德之人固然是千古美谈，让给德才不足之人就是一场千古“杯具”了。以子与夷当上国君后的表现来看，宋穆公还真不如把国君之位直接传给儿子子冯，那样也许宋国十余年的祸乱根本就不会发生。

上古禅让故事

“父死子继”的选拔制度，确实存在多种弊端。宋宣公兄弟俩放弃了“父死子继”制度，却又没能建立起稳固可靠的新传承制度，仅仅是凭借个人喜好来选拔继承人——违规一次也就罢了，多次违反必然会激发出新的矛盾。所以，他们违规之举，必然会招致制度维护者的强烈反对，也就更容易让国家政局陷入混乱。

宋国内乱，某种程度上就是两次让位“让”出来的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