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集主要讲楚成王时期，楚国参与争霸中原之事。

在这一集中，为了强调楚国不讲仪礼，列出了楚文王把亲舅舅所在邓国灭国之事，片中专家以为这在当时中原诸侯是“不可思议”的，并以此视楚国为“蛮夷”。诚然，楚国是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但片中专家过于强调楚文王灭邓在中原诸侯眼里是“不齿”、“不可思议”，却是有些过了。

楚文王灭邓

其实，早在《春秋》纪事之前，中原诸侯在西周灭亡后的动荡岁月里，就已经为了自身利益而抛弃这类不合时宜的“礼仪”了。

《韩非子·说难》有记：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郑武公

郑武公杀其大臣关其思，在今本《竹书纪年》也有记载，大约是在公元前763年。如果说楚文王灭舅舅之国是不讲礼仪，那么郑武公使诈灭女婿之国不也是不讲礼仪吗？《楚国八百年》中专家言称，“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蛮夷，并不看它是什么民族，而是看它是否遵守礼仪文化”，那么郑国是否也被中原诸侯视作蛮夷？

片中专家介绍：“在春秋时代，战争的目的是使各国遵守国际秩序，而不是要灭掉其他国家。作为霸主，齐桓公发起这次军事行动（伐楚），不是要掀起一场大的战争，而是要使对手遵守周礼。所以屈完表态说楚国会继续进贡，那么同时考虑到楚国的强大的实力，齐桓公就取消了攻打楚国的计划，转而与楚国在召陵举行会盟。”

齐桓公伐楚

首先，所谓“春秋时代，战争的目的是使各国遵守国际秩序，而不是灭掉其他国家”的结论，就是严重违背史实。如前文所述，郑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先后灭掉了郐国、东虢国、胡国，在与宋国征战的过程中，顺便又灭了戴国；西虢国在向东迁徙的过程中，灭掉了焦国；齐国在齐桓公称霸之前，就吞并了纪国、遂国等等国家，……。这些被灭掉的国家，难道都是“不遵守周礼”吗？

其次，齐桓公攻打楚国的起因，也并不是片中所言使楚国“遵守周礼”，而是片中另一位专家所言的楚国屡屡对中原诸侯形成威胁。正是因为楚国屡屡侵扰中原诸侯国，严重影响到齐桓公的称霸事业，齐桓公才会产生了伐楚之心。但是惧于楚国强大的实力，齐桓公一直没能找到伐楚的最佳时机。然而，因为齐桓公与夫人蔡姬闹矛盾，却意外地引发了伐楚之役。

因为蔡姬的一时任性，齐桓公把蔡姬遣送回国。蔡侯感到不忿，将蔡姬嫁与他人。齐桓公一怒之下，率领诸侯前往伐蔡，一举冲溃蔡国。随后，齐桓公才顺便率领大军伐楚。

齐桓公与蔡姬

根据《左传》记载，可以推断出这次伐楚齐桓公是临时起意，准备相当仓促——仓促到什么程度？甚至来不及向周王室请示，得到王室伐楚的许可。因此，在回应楚国人为什么要伐楚时，管仲才不得不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如果齐桓公伐楚得到了周王室的正式许可，管仲还用得着提三百年前虚无缥缈的旧事作为依据吗？

所以，齐桓公不敢轻易与楚国开战，不是因为楚国遵守了周礼，而是自身准备不足。这点，《东周列国志》反而是比片中专家看得更清楚。鲍叔牙在召陵之盟后问管仲：“楚之罪，僭号为大，吾子以苞茅为辞，吾所未解。”管仲回答：“楚僭号已三世矣，我是以摈之，同于蛮夷。倘责其僭号，楚肯俛首而听我乎？……吾以苞茅为辞，使彼易于共命……。”《东周列国志》不是信史，但其中演绎出的这段管、鲍对话，却是道出了齐桓公伐楚的真实窘境：此行未获王室授权，不过是虚张声势，只是为了占些便宜后“夸耀诸侯，还报天子”罢了！

在谈到宋襄公与楚成王对阵的泓水之战时，《楚国八百年》再次拿出了所谓“战争礼”（骑士（贵族）精神）来解释宋襄公在泓水之战的迂腐，百般为宋襄公开脱，还说“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过迂腐——其实不然，……”

解释所谓“战争礼”

其实，不但是今人认为宋襄公迂腐，在当时宋国人就已对宋襄公作出批评：“您不懂得战争。那些强敌，遇到险阻还未摆开阵势，这是上天助我，此时发动进攻有何不可？……如果不忍二次杀伤，那么还不如不杀伤；如果怜惜头发斑白的老人，那还不是不开战。……既然作战是要抓住时机，就应该趁敌人遇到险阻时下令进攻；既然金鼓能鼓舞士兵斗志，那就可以趁敌人阵势没摆好之前进攻！”（《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可见，宋襄公的迂腐“仁义战争观”，在当时都已被人所抛弃了。

《楚国八百年》一再强调春秋时交战双方不能使诈，宣称当时盛行所谓“战争礼”，“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趁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其后，又宣称楚、晋城濮之战，是“春秋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记载在战争中运用诈术”。且不说郑国发家过程中，灭郐、东虢国、胡国过程中所使出的种种诈术，就在《春秋左传》的记载中，城濮之战中的诈术也难称是“第一次”。

《左传·隐公五年》记载，公元前718年，郑国为报复“五国”同盟，入侵了卫国。卫国随之发动报复，率领南燕国杀入了郑国。此时，郑庄公派两个儿子从制邑（今河南荥阳）在卫国军队背后偷袭卫国军队，史书记载“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显然，郑国是依靠偷袭取胜的。《左传》评价：“不备不虞，不可以为师。”郑国的“偷袭”，时人称之为“不虞”，“不备”就不可以带兵打战。

郑庄公一家

《左传·隐公九年》记北戎入侵郑国时，郑国世子姬忽就献上了诱敌深入然后三面围攻之计，让郑国成功地击溃了入侵的北戎。

以上两个案例，都发生在楚晋城濮之战前，足以证明有所谓“战争礼”限定战争中不可“偷袭、欺诈、趁人之危”，不过是《楚国八百年》编剧们的臆想。

除此之外，《楚国八百年》记录片中一再强调宋襄公“仁义”不适合当时功利化的社会环境，才是宋襄公争霸失败的原因，但却有意忽略了宋襄公在历史上的另一桩劣迹——以鄫国国君为人牲祭祀神仙。宋襄公是否杀死鄫国国君祭祀，在史书中尚有争议，但是宋襄公长兄一番话，已充分说明宋襄公“仁义”之名的虚伪：“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左传·僖公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