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立国之初, 地僻民贫, 势弱位卑。从熊绎事成王起, 其“居国南乡”，他们在唯山与荆山之间的狭小天地间, 艰苦创业, 到熊渠时已 “甚得江汉间民和” , 占有 “江上楚蛮之地” 。春秋战国之际, 熊通“乃自立为武王”, 楚文王迁都于郢 (江陵), “楚人都郢而强”, 远伐申、吕, 打通了北进道路, 确立了北上争霸的战略。楚国俨然已发展成一个有“问鼎中原”之势的袂映大国。

楚庄王更是一飞冲天, 一鸣惊人, 公元前597年饮马黄河, 问鼎中原, 将楚国势推向极盛。彼时楚的版图、财富已超过了中原诸侯国中势力最强的秦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 积蓄饶多、士众百万, 具有统一环宇、吞并八方条件的大国, 最后却不能荡平六国 , 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 反而逐渐由盛转衰, 由衰而败, 以致最终为秦所灭。不难免有些遗憾！

究其原因, 楚后期的楚怀王、顷襄王及其权臣奸俊自然罪不当恕。但如果把原因仅仅归于这类个人因素, 多少却有失偏颇。通过彼时楚国与中原各国的对比, 我们会发现, 楚国在物质文明发展的背后, 其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以及其它方面都逐渐落后于时势, 且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因而更加速了其灭亡值进程。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和新旧社会交替的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土地所有制的改变 , 社会上出现了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依附于封建国家和地主的农民。而此时经过长期发展的新兴地主阶级出于本阶级统治的需要 , 他们必然要加强对农民阶层的统治, 这就需要摆脱根深蒂固的奴隶主旧贵族势力的干扰。因为此时的陈旧的奴隶制已经显得不适时用。于是,在那些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处于主导地位的诸侯国里, 大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法。彼时的魏有李悝（kui）变法、 赵有公仲连改革、韩有申不害、齐有邹忌的改革, 秦有商鞅变法。通过变法, 这些国际或多或少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甚至有的国家封建制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

而反观彼时的楚国，在楚康王时虽有司马蔿(wei)掩的“庀（pi）赋”, 但它和其它各诸侯国那种变法相比较而言，它既不是查实土地面积,或者将土地分给农民阶层，也不是制定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 , 而只是简单的根据土地肥瘠级差数量收赋, 改订以前按户、口计征的旧规, 只是对旧政策的一种调适, 从根本上来说不属于变法。充其量也只能说有了封建土地制因素的萌芽, 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楚国奴隶制。楚国依旧是在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统治下前进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日益黑暗腐朽, 国家的财富和权力为贵族势力所占有。

公元前402年楚国发生“盗杀声王”事件, “国人立其子悼王” , 有人则认为其是一场农民对于奴隶主统治阶级的不满而发起的一场起义。然而仔细分析，其实际上只是当时农民一时的自发行动，和后世的那些起义相比较。说不上是真正的农民起义。况且杀其父立其子后, 楚国的政治体制从根本上也没有多大的改变，还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治法。

即便是后来悼王上台后用吴启变法, 也很难说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楚国已处于决定地位, 从实质上来看也只显示出在旧奴隶制母体内孕育着封建性胚胎。所以楚国封建土地制究竟还是确定不了。旧的政治体制沉重地拖着社会前进的后腿 , 这一矛盾比当时其他任何诸侯国都更为严重。

楚的统治集团为了不使王权旁落和下移 , 采取“同姓执国政”的组织原则和政权基础。楚官职除个别外, 一直恪守“内姓选于亲, 外姓选于旧” 的宗法原则。地方和中央的主要官吏绝大多数都是王室和近亲世族担任 。这种唯亲现状使一大批贤能之士失去了一展鸿图的机会, 绝望之余 , 他们之中除一部分抱定“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 , 效力他族之外 , 更多的是在荆楚感性文化的内在惰性驱使下, 走上了逃避现实的归隐之路。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吴起变法开始时，就向楚悼王建议要享受世禄的贵族三代人就不再世袭，要减绝这些人的禄秩，取消一些不急需的官吏，把他们的俸禄给有功有能者。直接向世卿世禄制挑战。因为在吴起看来, 当时楚国最严重、最关键、亟待解决的问题, 就是旧贵官僚太多, 权太大。冗官、庸官是社会剥削者、财富的拥有者, 是恶性肿瘤。他们盘根错节, 享有特权, 使国贫兵弱。一个国家不改革图强而固守旧制度是难以应付局势的。

很快吴起的变法便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兵震天下, 威服诸侯”,“南平百越, 北却三晋”、“诸侯皆患楚之强”, 但其却直接触犯了旧贵族官僚的既得利益, 所以悼王一死, 和秦孝公死后其继承者依旧践行着商鞅的变法体制不一样的是，楚的旧势力立即疯狂地猛扑过来。不需蓄势准备, 一下就把吴起射死且车裂了。其所开创的变法局面也就此打住。所以楚悼王用吴起变法, 貌似是新兴地主阶级占领了政治舞台 , 但实际上根本没站稳脚跟。

在这场新旧政治势力悬殊的殊死搏斗中, 变法以悲剧形式结束是逻辑的必然。这次变法的失败, 可说楚的丧钟自此敲响。 它和其它各国变法失败者一样不仅是个人的悲剧, 更是楚国命运的悲剧。保守落后这一痼疾沉疴, 使得楚国可扭转衰亡厄运的最佳历史时机消失。自此以后至楚灭, 其间 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楚国政治犹如一潭死水, 乞终不见严格意义上的封建性政治革新 。

另外政策的随意性是楚国政治制度落后的重要表现。当其它诸侯国强国以法家理论为依据, 逐渐走向法治的时候, 楚国还是一个没有法度的国家, 虽然其先王一直在像中原诸侯国学习，尤其是周王室，但是统治者还是专凭个人意志治国, 缺少理性思辩, 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内政外交都具有很大随意性, 甚至朝令夕改, 反复无常。正如屈赋所言是：没有髻头、马嚼子而骑马 , 没有船桨而过河。这可以说是当时现状的真实写照 ；《韩诗外传》载: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 , 其为人也, 公正而好直, 王使为理。于是道有杀人者, 石奢追之, 则其父也。石奢便决定“驰罪废法, 而伏其辜”, 出于亲情, 石奢放走父亲, 不执行国法, 由自己担当罪责, 情理可恕。奇怪的是当时的楚昭王不仅纵容其所为, 而且还想法为其弄虚作假, 敷衍塞责。昭王说: “追而不及, 庸有罪乎? 子其治事矣。”

国王尚且如此纵容枉法行为, 可见统治集团执法的随意性。

翻开楚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其实楚国早期统治者，为了创立大业，提高自己的地位，从熊绎到若敖等数君一直保持荜路蓝缕、艰苦奋斗的作风。 即便是到了武王、文王、成王、庄王四朝开发江汉已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的时候, 仍不求奢华, 依旧能发扬勤俭持国的优良传统。

但是随着统治基础的稳定, 社会财富的增加，后期的楚王就不再那么勤俭奋斗了，而是开始享乐，这也是楚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后期的楚怀王、楚顷襄王、楚考烈王、楚幽王、楚哀王和负刍等六位楚王。奢侈享乐是这六位楚王共同存在的问题。假如他们当时能够艰苦奋斗，积极进取，不拘一格使用人才，那楚国和秦国就有一拼。最终谁来统一中国还说不定。

这几位楚王动不动就豪奢酒宴，伴以美女歌舞追求极致的享乐。尤其是楚威王的儿子楚怀王。作为宣威盛世时期的太子，他毫无疑问追求奢侈享乐。当然这也是在其即位十几年之后。刚即位时，由于其父楚威王留下的辅政大臣的约束，因而前十几年还不敢放肆享乐，当时的楚国也还没那么糟糕；而等辅佐老臣先后去世以后 ，楚怀王就放肆享乐，加上智商、情商的有限，很快就遭遇了很多挫折，导致楚国出现了断崖式地衰落。

楚怀王儿子楚顷襄王作为太子在秦国为人质时就在娱乐场所和秦国一卿大夫因为争夺一歌女而发生打斗，杀了秦国卿大夫，逃回楚国，导致刚刚修复的秦楚关系又告破裂；继位为楚王后，在秦国大敌当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仍旧歌舞升平，豪宴田猎，不理国政 ，导致鄢郢失陷、本土丧失；即便是在偏安陈城后，仍旧 “左州侯 ，右夏侯 ，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侈靡，不顾国政”。

生前不说, 死后依旧是豪奢。《墨子·尚贤上》载到：

王公大人有丧者, 曰:棺椁必重, 葬埋 必厚, 衣食必多,文秀必繁, 丘陇必巨, ......虚库府, 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 纶组车 马藏于圹, 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梗壶鉴 , 戈剑羽旄齿革, (挟)而埋之。

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 ......必大椁中棺, ......文绣素练 , 大鞅万领 , 舆马女乐皆具,此为辍民之事, 靡民之财, 不可胜计也。

这真实的记载了当时的奢靡程度。同时借助于现代的考古发掘我们也能看出当时的楚王是如此的侈靡。

楚幽王墓早年两次被盗，后经过发掘仍旧出土文物至少有3000余件，其中以青铜器居多。楚幽王是楚国灭亡前六年下葬的，其时楚国已经完全衰落；又是两次被盗以后，还出土这么多文物，可见楚幽王墓葬的豪奢程度真的难以想象。死后陪葬都这么豪奢，那么生前生活肯定更豪奢。

另外在湖北江陵天星观发掘的一座楚封君墓， 虽然也被盗过， 仍出土文物七百余件， 单是铜剑就有三十二把。有的一座侯墓， 仅随葬青铜器就达10吨之多。楚王公贵族的墓葬吞筮了人民大量物资。楚国先进科技工艺, 除了服务于军事外， 也埋没在王公贵族们生前死后的豪华生活中。这是楚国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因。

前面说到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其中人民的意识形态领域也一样。 当时的中原诸夏中，都逐渐摆脱了原始巫术观念和天命神鬼观念的束缚。 理性精神已成为主要社会思潮， 并被引入了现实的社会生活、 政治观念、伦理情感之中。 彼时冷静的理智取代了原始的宗教狂热, 实践理性取代了无拘无束的放任感性。重人事轻鬼神的观念已被人们普遍接受。

而此时的楚国,仍然弥漫着奇异的原始色彩，人们的精神尚未受时代理性思潮的洗礼， 他们无拘无束地沉浸在巫术等原始宗教狂热之中。 从社会伦理观念到社会规范， 直至个人的精神状态， 原始的放任感性仍占主导地位。人们还沉醉在尚鬼敬神的原始巫术之中。《新论.言体篇》载:

昔楚灵王, 骄逸轻下, 简贤务鬼、 信巫祝之道, ......躬执羽缓, 起舞坛前。 吴人来攻, ......而灵王鼓舞自若, 顾应之曰: “寡人方祭上帝, 乐神明, 当蒙福佑焉, 不敢赴救 。......

彼时吴军都兵临城下了。楚王尚凭信巫术以为可以解脱, 可谓愚昧至极。

又《左传》载: 共王有五子， 拿不定主意该立谁,只好向神请示， 就派人拿 着一块璧遍祀群望 , 曰: “当璧而拜者, 神所立也, 谁敢违之里”可见楚人对神是十分信赖的 。

统治阶级都是这样的，想必底层的民众也都一样。楚人把一切都托付给鬼神, 一切都“听于神”,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 实在显得蒙昧而荒唐, 它增加了楚人的惰性, 削弱了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阻碍了楚国社会的发展, 这是楚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秦国政策失误是楚国后期统治者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楚最后灭亡与楚国后期国后期统治者尤其是楚怀王、楚顷襄王对秦国政策失误可以说是有直接的原因。在此之后的其他楚王也一直没改变。

楚怀王时期的楚秦关系中，是一个特殊时期。当时的秦国是宣太后掌权，宣太后与其弟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实行的亲楚联楚政策，于是楚背齐而合秦。而恰恰宣太后的好意却在无意之中帮了秦昭王的大忙，使得楚国从楚怀王到一般大臣认为秦国仍旧对楚国很好，秦楚仍旧是盟友的错觉，阻碍了楚国君臣认识到秦楚终有一战、从而及早调整秦楚战略关系的可能，同时楚的反复无常也导致魏韩等国大为恼火，他们联合进攻楚国，垂沙之役楚国被魏韩打败即是其所得吃的恶果。

后来昭王掌握实权后，宣太后、魏冉被废，秦楚关系也因楚太子横(楚顷襄王)杀死秦国一大夫后逃回楚国而再度恶化，直至楚怀王本人被骗入秦才清醒，可为时已晚。

按理楚顷襄王继位后应该是会吸取其父楚怀王亲秦的恶果为教训的，所以会调整对秦的政策的。尤其是当秦国遇到其他强硬对手，处于劣势要与楚和好时，楚国应主动与其他强国合纵打击秦国。这样才有可能重新使得自己强大。

可惜，由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和楚顷襄王素质和能力的局限，楚顷襄王在对秦政策上还是犯了和他父亲一样的错误，当秦国遇到强敌，向楚国求和时，楚国就答应并真正保持中立，不去援秦国的敌国，因而错失许多削弱秦国的机会，如孟尝君田文连续三年率兵攻打秦国那次；再如韩 、赵 、魏 、燕 、齐五国合纵伐秦那次，楚顷襄王君臣并未利用这两次机会与齐、与赵合纵抗秦。

当秦国打败赵国或齐国后，缓过劲来，攻击楚国时，楚国就丧失了机会， 结果只好硬碰硬地单打独斗，导致一败再败，最后都城沦陷、本土丧失，楚国再次断崖式或垂直衰落。 此后的楚王对秦政策未做调整 。这是其灭亡的最重要的一个外因。

楚国后期的几个楚王中，尤其是楚怀王和楚顷襄王自身存在的问题才最终成为楚国灭亡的最主要内因。 其主要表现在楚怀王情绪和智力低下，缺乏主见，楚顷襄王自身的卑弱无能等。这从以下几点便可以看出：

1、公元前318年魏将公孙衍发动魏、赵 、韩 、燕 、楚五国共同伐秦 。各国一致推举推楚怀王为纵长。 而彼时的楚怀王不加任何思索就答应了，结果可想而知了，从此以后秦国不遗余力地对付楚怀王和楚国。 要知道如果当时的楚怀王稍微考虑一下就应国知道这是火坑或者陷阱。其实当时的秦楚关系还没有到达完全的剑拔弩张的地步，因而其完全没有必要参与讨伐最后和秦国翻脸。因为一 撕破脸皮很难再恢复。

2、在楚怀王去世后，本以为楚顷襄王会力挽狂澜将楚救于水深火热之中，很可惜的是其不仅不是那种力挽狂澜，救大厦之将倾的人，相反由于他的卑弱无能，加上奢靡享乐，对秦、 齐、魏、韩等国决策继续失误，导致他在位期间楚国鄢 、郢 失陷 ，本土丧失 ，逃奔陈城。继续导致楚断崖式衰落。

综合来看, 楚国从表面上看是败给了号称“ 虎狼之国”的秦国，而实际上可以说是从内在原因直接导致的 。 楚人观念的陈腐, 精神的颓废, 制度的落后等上层建筑的诸多落后面，决定了其灭亡必然性。历史的大一统绝对不会落到楚人的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