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戈尔·图多兰(Igor Tudoran)在加沙地带只呆了12个小时，就有一枚导弹击中了他的坦克，给他留下了改变一生的伤害。

“当我还待在坦克里的时候，从当时的状况来看，我就知道注定要失去这条腿了。但问题是我会失去多少。”他坐在医院的病床上说，他自上个月受伤以来一直在这里接受治疗。

27岁的图多兰是一名预备役军人，在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南部引发战争后自愿入伍，他失去了臀部以下的右腿。他一直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但他承认，他无法再成为一名电工了。

图多兰是人数不断增加的受伤的以色列战士中的一员，也是以色列社会中另一个数量可观、深受创伤的群体，他们的斗争正在成为战争的隐性代价，在未来几年里，人们将会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代价。考虑到大量伤员，支持者担心国家还没有准备好满足他们的需求。

非营利组织伤残退伍军人组织(Disabled Veterans Organization)的负责人伊丹·克莱曼(Edan Kleiman)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规模和强度。”该组织为在这场冲突和更早的冲突中受伤的5万多名士兵争取权益。“我们必须让这些人恢复名誉。”他说。

以色列国防部表示，自从哈马斯激进分子10月7日冲进以色列南部以来，大约有3000名以色列安全部队成员受伤。那次袭击造成12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并将240人扣为人质。其中近900人是以色列在10月下旬开始地面进攻以来受伤的士兵。以色列军队在地面进攻中与哈马斯激进分子进行了近距离战斗。自地面行动开始以来，已有160多名士兵丧生。

在以色列开放大学教授军民关系的Yagil Levy谈到伤员时说:“他们的数量在激增。”“如果我们看到以色列必须康复的残疾人比例很高，这可能会产生长期影响，这可能会产生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战争还给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带来前所未有的痛苦，那里有21 000多人被杀，近55 000人受伤，截肢已成为家常便饭。这块小飞地的大部分人口已经流离失所。

大部分以色列人仍然支持这场战争的目标，它主要被视为一场生存之战，旨在恢复在哈马斯袭击中失去的安全感。媒体几乎不报道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苦难，他们的困境也几乎没有出现在以色列的公共话语中。

在一个大多数犹太人都必须服兵役的国家，士兵的命运是一个敏感而情绪化的话题。

阵亡士兵的名字会在每小时新闻广播的最前面公布。他们的葬礼上挤满了前来表示团结的陌生人。他们的家人得到了军队的慷慨支持。

但从历史上看，伤员虽然被誉为英雄，但与在战场上牺牲的士兵的故事相比，伤员的困境却处于次要地位。在围绕着他们的服役和生存故事的喧嚣退去后，伤员们要面对一个新的现实，这个现实可能会让他们迷失方向，充满挑战，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孤独的。他们的人数并没有像不断增加的士兵死亡人数那样，对公众对以色列战争的情绪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这场战争中异常庞大的伤亡人数将在未来数年提醒人们这场冲突的残酷性。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最近在以色列最大的医院示巴医疗中心(Sheba Medical Center)看望受伤士兵时强调了他们的牺牲。这家医院治疗和康复了许多伤员。“你们是真正的英雄。”他表示。

最近的一天，在是巴医疗中心，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和平民涌进走廊，与家人在户外平台上消磨时间。伤兵的病床上装饰着足球用具，以色列国旗也是如此随处可见。

一名在10月7日的Nova音乐节上被袭击后失去一条腿的男子躺在医院操场上晒太阳，他的轮椅停在附近。以色列流行天后丽塔拥抱了一些受伤的士兵。一架载有更多伤员的军用直升机降落在附近。

以色列国防部表示，他们正在“全力”协助伤员，并正在减少繁文缛节，雇佣员工来照顾急剧增加的伤员。

22岁的乔纳森·本·哈穆(Jonathan Ben Hamou)在帮助其他部队开路时，一枚火箭推进榴弹击中了他的推土机，失去了左腿膝盖以下的部分。他已经期待着有一天可以使用国家资助的假肢。

自11月初的事件发生以来，本·哈穆(Ben Hamou)基本上靠轮椅生活。他说，他最终计划追求自己的目标，参加军事指挥官课程。

“我并不为身体上的伤残感到羞耻，”本·哈穆(Ben Hamou)说，他拍摄了火箭弹撞击的瞬间，并自行前往医院寻求救治，“我在加沙地带的一场战争中为国家负伤。我很自豪。”

克莱曼本人曾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加沙地带的一次行动中受伤。他说，他认为以色列当局没有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伤残退伍军人组织正在加紧努力，以解决他所怀疑的新一批受伤士兵的巨大需求。他说，该组织正在将人手增加两倍，增加治疗师和员工，以帮助受伤的退伍军人，并升级康复中心。

克莱曼说，一旦包括那些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受伤人数可能会接近2万人。

他说，如果受伤的士兵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精神和身体护理，包括允许他们的家人乘车前来照看，这可能会阻碍他们的康复，推迟甚至阻止他们重返工作岗位。

“有些伤员的生活被毁了，”特拉维夫研究中心国家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的高级研究员艾迪特·沙弗兰·吉特尔曼(Idit Shafran Gittleman)说，“他们一辈子都得和伤痛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