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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谓民屯，指的是政府组织百姓在国有土地上进行的屯垦活动。历朝历代实施民屯的目的十分多样，如实民戍边、控制劳动力以保障政府财政收入、安置流民、恢复生产等等。辽朝实施民屯，则是为了开发国土，壮大国力，并满足契丹统治者对人口与财富的贪欲。辽朝民屯在客观上极大促进了长城以北农业经济的发展，对辽朝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草原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中，民屯制度在辽朝两百年间不断发展演进，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屯组织形式。
公元911年，阿保机根据汉族谋臣韩延徽建议，设置汉城，组织依附于自己斡鲁朵的汉族俘户进行农垦，从而形成了一种作为斡鲁朵经济组成部分的民屯制度，即蕃汉转户制度；而在938年辽太宗吞并幽云十六州后，在中原地区存在已久的营田制度也传入契丹。由此出现蕃汉转户制度与营田制度两种民屯制度并立而存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125年辽朝灭亡。
一、辽朝民屯的发端时期
随着越来越多的汉族农业人口涌入契丹境内，辽太祖设置了许多“汉城”来安置他们，并安排他们进行农业屯垦。由此，农业开始在松漠草原上“插花式”地大量出现，从而深刻改变了契丹的经济结构。对于汉人移民大量进入契丹后所带来的经济、文化影响及辽初对待汉人之政策，之前的研究成果已经极为丰富。但前人论述未及的一点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安排这些汉人在契丹腹地进行农垦的行为，实际上可以纳入民屯范畴。
与当时中原王朝的民屯区别在于，中原民屯的劳动力多来自政府招揽或徭役摊派，而辽初契丹民屯劳动力则多系武力掠夺而来，因而管理方式也有所区别。所以过去人们往往难以把辽初辽太祖组织汉人进行的农垦活动与屯田制度联系到一起。
另外，农业劳动力流入契丹后，其身份归属各有不同，故而也并非所有契丹贵族组织的垦荒都可划入屯田之列。本节将对契丹民屯起源的背景、辽太祖率汉人耕种这一举措的民屯性质，屯垦汉人的身份等问题做出考察，并对民屯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变家为国”过程中所发挥作用做出探究。
二、辽初汉族移民的身份归属
被掠入契丹后作为战利品成为辽主阿保机及其妻述律平的投下。契丹处理战利品的方式，是由首领统一控制战利品，再统一分配。战俘作为战利品，也是基于此原则被分配的。阿保机早在907年取代遥辇氏成为契丹可汗前，便已是契丹的军事领袖，常年主持对外征伐，在所有契丹贵族当中，战功最为显赫。论职权，阿保机有统一分配战俘之权；论战功，阿保机也理应获得最多的汉族俘户。于是，从907年以后，伴随着契丹对外征伐不断胜利，汉族俘虏被源源不断献给最高统治者阿保机。这一政策也为后世辽帝所承袭。
《武溪集》卷十八《契丹官仪》载：“每主嗣位，即立宫置使，领臣僚。每岁所献牲口及打虏外国所得之物，尽隶宫使。”
可见在辽朝，凡被剽掠来的人口，皆要交给皇帝发落。皇帝除了把部分人口赏赐给有功将士和契丹大贵族以外，其余俘户皆编入自己的宫卫（斡鲁朵和宫），使之成为自己的私属人口。据《辽史·地理志》，辽朝三京蕃汉转户的户数超过当地普通州县的丁数，这从侧面证明了从辽初开始，大多数被掠来的农业人口都被充作了皇帝的投下。
可以说，在阿保机时期，凡是被强制安排到契丹定居的俘户，大都直接隶属于阿保机的宫卫和述律平的宫卫，有的成为常年跟从皇帝四时捺钵的宫分户，进行畜牧和手工业生产，大部分则散居辽朝心腹地区从事耕作，成为私属皇帝的“蕃汉转户”。
阿保机曾言：“吾立九年（指自己连任三届契丹可汗的九年时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
表明他所拥有的汉族部曲数量之多，不仅超过其他契丹贵族，甚至可以单独以汉户另立一部。阿保机手下汉人数量，如果按前文所推测，截止916年阿保机正式建元称帝前，其数量可能已超过20万之众，不可不谓之庞大。阿保机与其后辽朝诸帝的投下，虽然与辽朝的国家编户身份有异，是皇帝的私属人口，然而在中国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文化环境下，编户齐民隶属国家，而国家又是帝王的私有财产，故帝王的私属人口与国家编户的实质区别往往较为模糊。
就辽朝而言，历代辽帝在即位后，都要“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把大量国家编户及城池变为私属于自己宫卫的宫分户和隶宫州县；但与此同时，辽朝皇帝也会把部分宫分户析出，使其脱离宫籍，变为国家编户并组成新的州县。这种皇帝私属人口与国家编户之间的双向流动，更加模糊了二者界限。
不仅如此，辽帝的私属人口，一部分需要常年扈从皇帝及其政府（行朝）四时捺钵，另一部分则要为皇帝及其政府（行朝）的捺钵活动承担各种徭役、提供所需物资。如果没有他们，则一年四季都追随皇帝处于移动状态的辽朝中央政府（行朝）就会陷入瘫痪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看，辽朝皇帝的私属人口，其实也是维持辽朝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劳动力。明白了这些，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成为阿保机夫妇投下的那些俘户，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官属人口。这些特殊的官属人口，并非全部都是奴隶。
日本学者岛田正郎指出：“斡鲁朵所属州县以及提辖司所属人户，从原始形态来看估计是源于作为本主的天子或皇后的奴隶。但是一旦他们的聚落被赐额成为中原式的州县，估计他们的身份就已经不是奴隶了。这是因为辽的州县从国初就把中原的作为模式了。”
被掠入契丹后作为战利品被皇帝分配给契丹大小贵族为奴为仆，即《辽史》所记载的“投下户”和《金史》中所谓的“驱奴”。草原民族有将战俘据为私奴的传统。契丹贵族将君主分配的汉族俘户据为自己的投下，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驱驰他们，并建立大大小小的头下城对其进行集中管理。他们的总数应当不及皇帝的私属人口。
三、主动迁移至契丹后成为辽朝的编户齐民
契丹地广人稀，土地广阔，根据岛田正郎的观点，契丹人在原则上不存在私有牧地。那么汉族农民在主动进入契丹后，应当是可以在契丹政府默许下自由开垦土地的。故主动迁入契丹的汉人的身份，大多数应当属于自耕农；若是跟随原有主人、上司迁移而来，则仍保有在中原时的人身依附关系。
其实，契丹对待归降的部族，往往将其部众整族整部并入契丹，使之成为隶属于自己的一个部落。例如辽朝的突吕不室韦部、涅剌拿古部、迭剌迭达部、乙室奥隗部、楮特奥隗部等部落，都是辽太祖阿保机以被征服的北方各族降民设置的。这种把各族降民并为本族部落的做法，是草原民族一以贯之的政治策略。
例如大凡被匈奴统治的北方民族，对外都以匈奴自称，故匈奴号称“百蛮大国”。后匈奴式微，鲜卑崛起。于是原先自称匈奴的塞北诸部在转而归顺鲜卑后，又皆“自号鲜卑”，成为了鲜卑的组成部分。又如铁勒臣服突厥后，被称为“异姓突厥”。
在蒙古民族形成的过程中，“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兴衰，由于他们是蒙古人，于是各有名字和专称的（各种）突厥部落，如札剌亦儿、塔塔尔、斡亦剌惕、汪古惕、客列亦惕、乃蛮、唐兀惕等，为了自我吹嘘起见，都自称是蒙古人”。
四、武力掳掠的生产劳动力
由于大部分汉族劳动力系被武力掠夺而来，极不乐意到松漠草原的荒凉山河受人驱使。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设法逃走。
如《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契丹》载：幽蓟之间，虏骑遍满山谷。所得汉人，以长绳连头，系之于木，汉人夜多自解逃去。
想逃走的不仅是被掠来的汉族百姓，就连到契丹做官的汉人也有不少因不习塞北生活，思乡情切而叛逃。
《辽史》卷七四《韩延徽传》载：（韩延徽）居久之，慨然怀其乡里，赋诗见意，遂亡归唐。已而与他将王缄有隙，惧及难，乃省亲幽州，匿故人王德明舍。德明问所适，延徽曰：“吾将复走契丹。”德明不以为然。延徽笑曰：“彼失我如失左右手，其见我必喜。”既至，太祖问故。延徽曰：“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复来。”上大悦，赐名曰匣列。“匣列”，辽言复来也。
为了防止汉人的大量逃亡，早期契丹贵族想到的应对措施便是集中安置自己的投下户，用高高的围墙把投下户的聚落围起来，由此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头下城。此举意在方便监视和管理投下户们。需要指出的是，契丹人所生活的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由于其南部地区在历史上曾先后处于燕国与两汉管辖范围之内，因此出现汉式城池的时间很早。
唐代契丹首领李失活朝觐时，唐玄宗曾赞言契丹“城池郡邑，冠盖相望”。此言虽夸大了契丹的城池的繁荣程度，不过仍可见当时契丹已有城池。虽然大多数契丹人不习惯居住在城池里面，而是保留了“随阳迁徙，岁无宁居”的旧习，但却有了修建城池的习惯。最早见于文献的头下城，是耶律阿保机三伯父释鲁的越王城。该城出现的时间要早于辽朝建国。
虽然越王城的居民是党项、吐谷浑俘户，但在辽朝建国以前，契丹贵族必然也修建了安置汉族俘户的头下城。城中居民没有迁徙自由，活动范围局促在头下城附近。这便是契丹贵族安置自己私属奴隶和农奴的一种办法。不过，在阿保机即契丹可汗位的907年之前，契丹修建城池的数量与规模与后来远不可同日而语。
翻检《辽史·地理志》，就会发现，其中所载始建年代早于辽朝立国的用于安置俘户的城池仅有两座，即耶律释鲁的越王城和唐天复二年（902年）阿保机建立的龙化州。究其原因，估计是此时期契丹贵族所建立的头下城绝大多数规模太小，只能称之为堡、寨，以至于辽朝建立后未赐予其州县名额，故而未载入《地理志》。
可见当时所谓的头下城，大多仅仅就是一些有低矮城墙的农村，而缺乏城镇的一般功能。那么，契丹政府又该如何安置阿保机名下的官属奴隶、农奴，以及作为契丹国治下属民的汉户呢？
对于这一问题，阿保机最初并没有提出创建性的解决办法，估计仅仅是简单因袭他三伯父释鲁时代就存在的做法，将汉族俘户安置在新修的堡、寨里居住，并在契丹人的监视下进行劳动。在生产安排上，阿保机当是根据草原生产生活及其个人和契丹政权的需要随机分配劳动力的，而可能并没有充分依据汉人习性来分配劳动任务。当年韩延徽被阿保机安排去牧马的事例或许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一点。
放牧在游牧民族社会属于社会底层人员从事的贱业，阿保机这么做，本意是惩罚韩延徽的桀骜不驯。殊不知在汉人心目中，放牧与屈辱卑贱并没有特别的联系：西汉名臣卜式最初就靠放羊发家致富，并因在上林苑为皇家放羊而受到汉武帝赏识；汉人也习惯用放牧者来比喻统治者，称之为“人牧”。特别是苏武北海牧羊的事迹，更是很多有傲骨的汉族知识分子有心效仿的楷模。
不仅如此，一些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古代少数民族也并不以放牧为耻。比如11世纪喀喇汗王朝回鹘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在长诗《福乐智慧》中就把君主比作牧人，庶民比作羊群。
《福乐智慧》的序言明确指出：“它以秦国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足见回鹘人在内地汉文化影响下，以放牧为贱业的观念也逐步淡化了。
结语
辽朝建国前夕的农垦，以蕃汉转户所进行的民屯为主，也包括部分汉人自发式的农耕。有组织的大规模屯垦是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采纳韩延徽的建议后开始的，时间在韩延徽入辽的公元 911 年之后不久。而当时契丹对于民屯的管理办法，则基本按照韩延徽的建议执行。 最终，民屯的实施收到了“既尽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渐盛”，经济文化发展日趋的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续资治通鉴长编》
《武溪集》
《新五代史》
《辽史》
《金史》
《资治通鉴》
《契丹国志》
《中亚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