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与百年中国语文教育》，张心科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2月版。
该书以《西游记》在现代语文教育中的接受史为研究对象，分清末民国（1902—1949）、新中国（1949—1966）、“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初期（1966—1978）、新时期（1979—1999）、新世纪（2000— ）五个时期，从教材收录、阐释情况和课外阅读三个层面，呈现其一百多年来的不同际遇，总结其发展的基本规律，分析影响其被接受的多重因素。
从该书中可以看到，随着百年来不同时代的教育目的、儿童观和选文功能观的变化，《西游记》是否被语文教科书节选和被节选哪部分也在发生着变化，这种独特的阐述视角将文学与教育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呈现得更为直观清晰。
该书可为文学研究拓宽视野，为语文教育，尤其是其中的整本书阅读教学提供参考。
第一章 《西游记》与清末民国语文教育（1902—1949）
第一节 《西游记》与清末民初语文教育（1902—1916）
第二节 《西游记》与新学制前后的语文教育（1917—1927）
第三节 《西游记》与新标准前后的语文教育（1928—1937）
第四节 《西游记》与全民族抗战及内战时期的语文教育（1937—1949）
第二章 《西游记》与新中国语文教育（1949—1966）
第一节 《西游记》与语文立名时期的语文教育（1949—1955）
第二节 《西游记》与汉语、文学分科时期的语文教育（1956—1958）
第三节 《西游记》与语文复名时期的语文教育（1958—1966）
第三章 《西游记》与“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之初的语文教育（1966—1978）
第一节 《西游记》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文教育（1966—1976）
第二节 《西游记》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初的语文教育（1976—1978）
第四章 《西游记》与新时期语文教育（1979—1999）
第一节 《西游记》与思想政治性延续期的语文教育（1979—1986）
第二节 《西游记》与基础工具性强化期的语文教育（1987—1997）
第三节 《西游记》与基础工具性弱化期的语文教育（1998—1999）
第五章 《西游记》与新世纪的语文教育（2000—）
第一节 《西游记》与工具性弱化、人文性彰显期的语文教育（2000—2001）
第二节 《西游记》与人文实践性强化期的语文教育（2002—）
后记
现在《西游记》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就像1961年袁世硕在《漫谈孙悟空和〈西游记〉的时代特色》中说的，“识字的人，没有读过《西游记》的恐怕不多；不识字的人，也经常有机会接触到它里面的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和部分精彩篇章”。
《袁世硕文集》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西游记》被列入“封、资、修”的行列而被禁止阅读，以至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些语文教科书在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注释中将其和冷僻的《荡寇志》一道注出，如辽宁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一版、1974年5月河北第三次印刷辽宁省中学试用课本《语文》第2册第23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对文中出现的《荡寇志》和《西游记》的注释分别是“清代俞万春写的一部反动小说。它攻击农民革命，污蔑《水浒》里的英雄人物是‘盗寇’”和“明朝吴承恩著的一部神话小说”。
如果再前溯，又会发现教科书是否节选《西游记》，节选《西游记》中的哪一部分作为课文，在每个时代都不相同，这既与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西游记》的认识不同有关，也与每个时代的教育目的、儿童观、选文功能观等有关，因为这三者决定着教科书的选文标准。
《西游记》首日封
反之，梳理《西游记》在百年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接受史，既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人们在教育的视域中对《西游记》的不同阐释，也可以看到近百年来教育目的、儿童观、选文功能观的演变，及在其影响下的教科书的选文标准、编者和师生的阐释方式以及教学的内容、过程与方法的演变。
我于2019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接受美学与中小学文学教育”丛书，其中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语文教育》以及《近代文学与语文教育互动》的第六章“《水浒传》与语文教育对古典小说的接受”涉及“四大名著”中的两部。书出版后，我又发现了一些可以补充的新材料，而且书中有些论断需要修正。
2019年5月，在补充、修订这两本书的同时，我把《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在清末民国语文教育中的接受史也一并写出。
《近代文学与语文教育互动》
当时，我想借此进一步探讨文学与教育的互动关系。一些研究者常认为近代以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是一种简单的“刺激—反应”的关系，即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者希望借助中小学教育来推行白话的文学、统一的国语，而中小学又恰好试图借助国语、文学作为教育工具和课程资源来推行教育改革。
然而，我想通过“四大名著”及其他不同文体和语体的经典文本在清末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接受史研究来说明，文学与教育之间存在着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
后来，在申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时考虑到大家可能对“四大名著”在一个多世纪的语文教育中的接受史更感兴趣，于是以“‘四大名著’与百年中国语文教育”为题申报。
项目获批后，我于2022年3—5月和9—12月完成了“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在百年中国语文教育中的接受史的研究和写作，并补充、修订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语文教育》一书。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语文教育》
可能在有些研究者或者广大读者看来《〈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语文教育》最重要，不过我最喜欢《〈西游记〉与百年中国语文教育》。我在写的时候觉得这本书的内容很好玩，可能是因为《西游记》是带有童话性质的神话小说，读起来很有趣。大家在阅读时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
我还想要说一下单个文本的接受史研究。很多人可能认为这只是在简单地梳理、罗列材料。然而，在我看来这就好比研究一片树叶，弄得好可以一叶知秋，弄不好就会一叶障目。
要真正弄清楚一片树叶，就需要知道这根枝桠上还有哪些树叶，这些树叶与这片树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棵树上还有哪些枝桠、树叶，这棵树在哪里以及其与树林里的其他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还有这棵树下的土壤、周边的空气，等等。
同样的道理，要弄懂一个文本，要看其与所在单元中的其他课文、这一册书中的各个单元、整套书中的各册之间的关系，还有不同编者、读者对其的解读，以及不同时期的教育思潮、文艺思想、政治形势，等等。所以，我认为文本接受史研究是比较艰难的事。
《清末民国中学文学教育研究》
对于读者，尤其是对于广大语文教师和学生来说，除了可借此了解教育、文学、社会等发展史，还可以将其当成教学或学习的资源（如在解说某种观点时将其作为佐证的材料，在讨论某个话题时可以将其作为引子），可借此学习多种解读的方法并了解每一种解读方法后的影响因素，还可通过不同的解读结果而不是只凭某套教科书中的某种解读，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全面、深入地理解某个文本。
作者近照
张心科，1973年1月出生，安徽宣城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获教育学博士学位。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育史研究。已在《课程·教材·教法》《红楼梦学刊》《教育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语文课程论》《语文课程分合论》《语文有效阅读教学：精要的内容与适宜的形式》《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清末民国中学文学教育研究》《接受美学与中学文学教育》《近代文学与语文教育互动》《经典课文多重阐释》《经典翻译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编著《民国儿童文学教育文论辑笺》《吴研因论儿童文学教育》《百年语文教育经典名著》（第一、二卷）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等9项，教学、科研成果获评国家一流课程、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