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念初
中国电影在20世纪初的发生是西方现代性全球扩张和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发生期的中国电影和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大转型深度互嵌，其中小城镇因其在中国社会所起到的独特作用而成为电影的重要时空体。
一、小城镇故事电影《张欣生》1922年，鉴于根据真实社会案件改编的《阎瑞生》大获成功，张石川决定拍摄同样根据真实社会案件改编的电影《张欣生》（又名《报应昭彰》）。
该片于1923年2月16日首映，虽然因为开棺验尸等画面过于残酷恐怖而后被禁映，但影片开映后票房“十八日止合计已得六千余元”，高票房说明该片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
与表现都市罪恶的《阎瑞生》不同的是，《张欣生》讲述了一个真正的小城镇故事。故事取材于1921年发生在上海县三林塘镇（今属上海浦东新区三林镇）的一起杀父逆伦案件。
三林塘镇万兴米店店主张驾云的大儿子张欣生因欠外债向父亲要钱被拒，张欣生为夺家产勾结镇上医生朱健臣毒杀父亲。
参与共谋的茶馆老板朱潮生因索要酬劳被拒即向上海县公署告发张欣生，县公署当日便“备文饬采”派遣警察缉拿张欣生归案，后经开棺验尸取证判处张欣生、朱健臣、朱潮生三人死刑。
《阎瑞生》和《张欣生》有起意谋财、杀人逃逸、缉拿判处的相同故事主线，表达了欲望与罪恶的现代主题，但是仔细堪比便可发现两部影片存在诸多差异。
《张欣生》的空间叙事图谱与《阎瑞生》相反，凶杀案件发生在小镇，主人公从小镇逃亡上海。从上海市区到郊区小镇并非仅是叙事空间的简单挪移，而是反映了中国电影与社会变迁的趋近与同步，影片首次正视了小城镇在城乡之外的独立构成和重要作用。
小城镇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其兴盛与衰落取决于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江南小城镇的形成和兴起是中国小城镇发展史的代表。
江南小城镇自宋代兴起，“由于宋代以来江南经济迅猛的发展，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并且早已摆脱了几日一集的定期集市模式。
在明代的长江三角洲，特别是太湖流域的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几乎已经难觅定期集市的踪影，所到之处是星罗棋布的市镇。
这些市镇虽有规模大小、层次高低之别，但都是人口稠密、商店林立、经济繁华的中心地，是介于州县城与乡村之间的新兴小城镇”。
《张欣生》故事发生地所在的三林塘镇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城镇，它再现了小镇孽子为谋夺家产而弑父的真实故事，小镇的根本性质是乡村的区域经济中心，《张欣生》的故事触点正是经济因素。
小镇由从事初级贸易活动的草市和集市发展而来，小镇弥补乡村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不足，因提供自由贸易而成为地方的经济中心，民国初期的江南小镇因宋代经济中心南移和地方交通便利已发展为全国的经济重心。
费孝通考察民国时期的云南乡镇时发现，地主为摆脱耕种土地之累把土地租出去，然后搬到
城里去住，“地主除了从地租获得收入之外，还利用他的资本从事典当、高利贷、米行等经济活动，以此来增加收入”。
张欣生弑父案发生在三林塘镇的张家米店，米店老板是张欣生的父亲张驾云，“米行老板的投资可以通过投机和单纯的米的买卖来获得丰厚回报”，张驾云正是因为米店的“丰厚回报”而丧命。
影片中的三林塘镇充斥着服务于消费者的各种经济实体，除了米店以外还有茶馆、当铺、药铺等从事不同品种商品交易的店铺，小城镇的经济属性虽然后来不断被民族战争、政治运动所冲击。
但在《小城之春》《林家铺子》《陈奂生上城》《边城》《小巷名流》《芙蓉镇》《狂》《巫山云雨》《小武》等小城镇电影中仍然传承下来，可见在不同历史时期小城镇的经济属性都居于首要地位。
二、电影中小城镇时空体的雏形从小城镇影像的初显到小城镇故事的完形，中国电影中的小城镇从作为城市和乡村的外部参照系发展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电影时空体，多极化的空间视点反映了中国电影在发生期的不稳定性，也显示了空间叙事的无穷活力。
在电影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小城镇时空体便是某个具体时间和小城镇空间的融合。虽然在时空体中时间和空间是两个并置的重要因素。
但对小城镇时空体来说主导因素无疑是空间而非时间，因为小城镇的空间特质决定了它在电影叙事中的支配性作用。在《难夫难妻》和《车中盗》《阎瑞生》中，小城镇是以乡村和城市为中心视点的外部参照，具有次要的叙事功能。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小城镇是乡村富绅和地主的聚集地，在经济贸易、行政管理和文化习俗等方面对乡村产生影响，《难夫难妻》表现了象征着传统社会制度的包办婚姻习俗对乡村社会和作为外部参照的城镇的作用。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小城镇也和城市产生关联，《车中盗》《阎瑞生》中虚构和真实的故事在电影中被时空化，远方的城镇是都市收缩和内卷的释放途径。
无论是乡村故事还是城市故事，小城镇在这些影片中都只是辅助性的外部参照物，直到《张欣生》中小城镇才真正成为电影的中心和枢纽。
作为一个独立的时空体，《张欣生》中的小镇建构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构型，这一构型突出小镇在影片中的主导和支配性地位，体现为它赋予时空体所特有的情节意义和描绘意义。
与《阎瑞生》情节上贯穿始终的空间流动性相比，小城镇空间是张欣生弑父的故事驱动力，同时也使得故事在情节上具备时空浓缩、矛盾集中、冲突激烈的特征。
影片中1913年的三林塘镇是一个封闭的时空体，与弑父案相关的人物和情节围绕经济因素形成紧张的关系，张欣生父子间索要和被拒的情节反复递增产生向外的扩张力量，而封闭的小城镇时空体形成向内的约束力量，两种力量的对峙最终激发出欲望与罪恶的爆发。
与此同时，《张欣生》对中国小镇的社会生活加以细致生动的描绘，应和了早期中国电影逐步趋近社会现实的发展趋势。
1905年到1908年京剧短片时期的电影内容和中国的社会现实呈现出脱节状态，自1913年开始《难夫难妻》《打城隍》《黑籍冤魂》等第一批短故事片中的空间场景具有静态、抽象的舞台化特征。
即使是1920年的《车中盗》和1922年的《劳工之爱情》中空间场景仍然是颇为粗陋的，到1921年的《阎瑞生》和1923年的《张欣生》中社会生活场景已能再现现实并具有修辞功能。
《张欣生》中的小城镇生活真实而生动，米店、茶馆、当铺等店铺活跃的商品贸易反映了小镇社会最为根本的经济属性，以张欣生为中心的人物关系构成了小镇社会的熟人网络。
张欣生父子、兄弟、夫妻的家庭关系和冲突展现了小镇社会的伦理危机，被详细描绘的小镇在影片中具有主导性的修辞功能它驱动故事的发生和发展，并阐释故事的归因和结果。
三、小城镇影像的显现与空前发展自1913年中国电影转向现实社会开始，作为社会重要构成的小城镇便不可避免地成为电影的叙事空间。
考察发生期的中国电影可以发现，从《难夫难妻》《车中盗》《阎瑞生》到《张欣生》再到《女侠李飞飞》《小朋友》《芦花余恨》《真假千金》，中国电影中的小城镇逐步形成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次要到主要、从边缘到中心的脉络。
这一脉络的形成和后续发展建立在中国电影与中国社会存在深度关联的基础上，电影社会学强调电影与社会之间存在互嵌式的结构关系，从小城镇影像的初显、小城镇故事的产生到小城镇时空体构型的丰富和完善都倚赖电影与社会的深度互嵌。
20世纪初发生的中国社会大转型是主导电影生产、创作和接受的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电影对社会的表现和反塑也日益全面和深入，小城镇时空体的形成便是这一互嵌作用的结果，由此小城镇风貌、小城镇人物、小城镇文化和小城镇社会在中国电影中逐渐发端和繁盛。
电影并不是自发、自主的社会现象，而是电影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应该认同电影社会学注重考察电影艺术“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张力”的主张，从美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角度去研究电影的社会语境及其在电影中的呈现，正像阿多诺所示范的那样，“不只是把美学语境化，而是将审美批评带入社会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