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的“焚书坑儒”，其实“焚书”是真，但“坑儒”就有些夸大其词了。

只不过，“焚书”的根源却是因李斯厌恶儒生们非议他所搞的郡县制，而想出的一个馊主意，最终造成了文化史上的一次大劫难。

当然了，想要维护这种中央高度集权的制度（君主制），即使没有李斯做这样的事，后来的赵斯、王斯也会做这样的事。再说，没过多久，就出了一个搞“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董仲舒。

还因，“焚书”的导火索讨论的是“是否分封”的问题。结果，大家都清楚了，那就是不分封。因此，秦始皇的所有兄弟子侄，都没有一个封王的。即使，想要封侯，也要自己靠军功去搏取。

既然都不封邦建国了，又何来封建之说。

▲西周分封形势图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秦朝推行的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郡县制。当然了，越集权也就越容易产生特权和腐败，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历史周期率”。

对这种集权制，顾炎武一针见血地指出：

“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

又因，从周朝建立开始到秦朝统一天下的这段时间，实行的是封邦建国的制度，例如：无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不都是大周天子封的诸侯王吗？而这种制度，到了秦朝统一天下后，就几乎看不到了。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封建制度应该正式形成于周朝的建立（公元前十一世纪），结束于秦朝统一天下。

▲秦朝开创的郡县制

对于这一点，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一书就有定论：

“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哉！”

张荫麟在《中国史纲》一书中同样也有定论：

“周代的社会无疑地是封建社会。而且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到汉以后统一的郡县的帝国……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之一。”

同时，钱穆的《国史大纲》和《中国历史研究法》、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胡厚宣的《殷代封建制度考》、严复译著的《社会通诠》（爱德华·詹克斯著）、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蒋伯潜和蒋祖怡的《经与经学》、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等史料，同样坚持“封建”是中国西周时代的特定概念，不足以概括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

甚至，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一书中，更是尖锐地指出：将先秦封建制与秦汉以后的制度相混，是“语乱天下”。

但是，自秦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却并不完全都是郡县制，还曾出现过三次郡国制与郡县制“双轨并行”的社会制度。

第一次：楚汉争霸时期，刘邦封了许多异姓王，但在站稳脚跟后，便逐渐铲除了这些异姓王。同时，他借鉴秦亡的教训，于是大肆“封建”宗室诸侯王，以拱卫中央。结果，这些诸侯王却酿成了吴楚七国之乱。随着叛乱的平定，这些诸侯王国的“封建”色彩便大为削弱。可当汉武帝的推恩令施行之后，封建制也就此名存实亡了。第二次：西晋建国后，同样借鉴曹魏宗室势弱的教训，以及考虑到自己不光彩的夺权手段，于是大肆“封建”宗室诸侯王，想要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政权，结果却酿成了“八王之乱”，并最终引发了“五胡乱华”的悲剧。第三次：朱元璋建国后，更是“封建”了二十多个子孙为藩王，而且是既有封地，还有军权。但是，在建文帝朱允炆和明成祖朱棣的两度削藩之下，致使各藩王不再成为一种割据势力。

▲高度集权下的晚清社会，时人普遍称之为封建社会

虽说，以上三次事件都有“封建”的影子，却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封建制，实则只是郡县制与郡国制并行的“双轨制”。毕竟，各分封地的诸侯国虽有自治权，但其他地方依旧实行的是“郡县制”，而对于有自治权的诸侯封地，史称“郡国制”。

后因，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中，将社会形态的线性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于是，我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思想时，也一并接受了他的历史观点。就这样，从秦朝到清朝这段时间，就被普遍认为是封建社会。

很显然，从以上来看，秦朝开创的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央高度集权的郡县制，而非教科书中所说的封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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