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前言被称为“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历时三年余，其案情发展的纷繁复杂和罹案者的冤深似海，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一时无两，该案发生后，持续发酵，从民间不满到最后轰动朝野，虽然最后该案得以昭雪，但是究其昭雪原因，却是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朝廷高层与湘淮集团的权力斗争，有人说是江浙朝廷要员与湖湘集团利益冲突而引发的博弈。
我们知道，一个大事件的形成和解决，都不会是一种因素，一种力量所造成的结果，往往是在多种因素、多种力量相互制约、消长中的一种平衡，杨案的昭雪同样离不开这个原则。
申报关于杨乃武小白菜案的报道
而且我们还注意到，晚清社会中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社会媒体力量的崛起，特别是外商在上海办理的中文报刊《申报》，为杨案造起的舆论，该媒体对此案追踪报道三年多，发表新闻、评论八十篇，对揭露与传播案情真相，激起国人同情，引起官方重视，并最终为冤案的昭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开了舆论干预中国社会生活的先河。
今天我们就来再析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起因，事件发展以及结果，并探讨分析该案能够得到昭雪的真相。
首先我们再来看看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的事件起因及经过：
壹
晚清浙江杭州旧照
杨乃武，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一个小康之家，家中以养蚕种桑为业。其性情耿直，20多岁考取了秀才，平日好打抱不平，因其颇有文采，又经常把那些官绅欺压良善的事编成歌谣，当地百姓都很爱戴他。
其妻詹彩凤，是一个勤劳节俭的妇女，在家种桑、种地、养蚕，杨还有一姐名叫杨菊贞(淑英)，出嫁后不久，丈夫即去世，其青年守寡，在娘家居住。因此杨乃武在自小就是由姐姐带大，因而姐弟情深。
清代漕运
杨乃武因为平日喜欢仗义直言，特别是因为当年缴纳漕米舞弊的事，杨帮粮户写状子告粮吏浮收舞弊，得罪了仓前镇收粮官何春芳以及余杭县官刘锡彤。杨乃武当时年少轻狂，更是某天深夜在县衙照墙上贴上一副对子：“大清双王法，浙省两抚台。”由于此事，县官胥吏都怨恨杨乃武。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本案女主，毕秀姑。
晚清女子装束
毕秀姑，余杭毕家塘人，父亲早亡，其母王氏嫁与余杭城中喻敬添为继室，毕秀姑虽然算不得是绝世美女，但是也是肤白貌美，从小在当地就被人雅称为“小白菜”。
同治十一年三月，毕秀姑经人介绍，与余杭城中一名叫葛品连的豆腐店伙计成婚，因葛品连家无房屋，在岳丈家成亲后就租了杨乃武家余屋居住，自此两家人开始有了联系。
因为工作性质，葛品连经常半夜就要起身，去铺里推磨磨豆浆，有时因为来往不便，就只能住在豆腐店内，好几天才回家一次。
杨乃武夫妻见秀姑聪明伶俐，都很喜欢她。平日秀姑常请杨乃武教她识字，以后杨又教她念佛经。因为葛品连常不在家，她独自一人在家，杨乃武的妻子詹彩凤就常叫她到家来几人一起吃饭。
清末浙江杭州市井生活
秀姑在成亲前常受人欺侮，搬入杨家后，因为杨乃武平日对人颇为严肃，一些市井无赖就不敢来了，于是这些无赖便制造谣言，说：“羊(杨)吃了白菜”。隔了没多久，杨乃武和小白菜的艳闻，便在整个大街小巷之间沸沸扬扬地传开了。
谣言不久就传到葛品连耳里，葛有些怀疑，甚至有几个晚上潜回家，在门外屋檐下偷听。只听到杨乃武在教秀姑读经卷，并未听见其他私情。
然而，由于心里的疑团一直解不开，又不好意思和老婆直说，显得自己小气。
于是，葛品连就只得把自己心里的一腔苦水，倒给了自己的生母沈喻氏和岳丈喻敬添听。
这沈喻氏原先和葛品连住在一起，人称葛喻氏。后来丈夫死后，葛喻氏又改嫁沈体仁为妻，所以就成了沈喻氏。
早些天，葛的母亲到葛品连家中去探望，也好几次看到自己的媳妇和杨乃武一起进餐，现在听儿子这样一说，心里的疑云也就加重了。
过了一年，杨乃武提出要增加房租，借着这个机会，葛的母亲沈喻氏就劝儿子，不如另外找个地方居住，也不会让外人说闲话。所以就在这年的闰六月，葛品连把家搬到岳丈喻敬添表弟王心培家隔壁居住。
王对杨与毕坊间流传之绯闻也有耳闻。葛家搬来后，王也就自然少不得要来一番细心观察，看看杨乃武、小白菜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可是却从未见过杨上门。
倒是同治十二年的八月，三十三岁的杨乃武在秋试中，高中了第四十八名举人，一时间亲友祝贺，宾朋满座，意气风发。
贰
晚清杭州青年聚餐旧照
但是这边，毕秀姑自搬家以后，又常受外人欺侮。县衙门有个捕役名叫阮德，其姐阮桂金，与粮胥何春芳有染。知县刘锡彤有个儿子叫刘子翰，是个花花公子，常与何春芳四处游荡猎艳，素知毕秀姑美艳，欲得之而无由。
刘子翰与一佣妇有私，便和佣妇商量怎么诱奸秀姑。佣妇一日找借口诱毕秀姑到她家。早已等候在此的刘将毕秀姑强奸。
事后，毕害怕刘家的权势，又怕丈夫知道此事引起更多家庭纷争，选择了忍气吞声，不敢声张，而佣妇却将此事告诉阮桂金，阮桂金又将此事告诉了何春芳。
何春芳也早有染指秀姑之心，得知此事，于八月二十四日潜至葛家，适值王心培夫妇均不在家，何春芳即以刘子翰之事要挟毕，结果求欢被毕坚拒。
哪知正推拒间，葛品连从外归来，秀姑哭诉，葛于是与何春芳即相骂起来，何春芳悻悻而去。此事街坊邻舍均有耳闻。
何春芳走了以后，葛又责骂秀姑，认为在杨家时已有谣言，今又发生此事，更疑秀姑不端，对秀姑不满，事后常借故打骂。
一日葛让毕腌菜，到晚上回家时，发现菜未腌好。便将毕痛打了一顿。事后，毕秀姑冤气难出，横下心来，拿过剪刀，将头发剪掉，吵着非要去庵里当尼姑不可。
两人争吵之事，很快被两方老人知道，于是分别从家里赶来。后来在葛母对葛品连的训斥和毕生母对毕秀姑的开导下，此次风波才得以平息。
时间到了十月初七，这天，葛品连忽然膝上红肿，发冷发热的病了起来。毕秀姑劝葛品连在家休息几日，但葛一则平时做惯，二则也舍不得花钱雇人，没有听毕秀姑的劝告。
清末杭州市井旧照
两天后，也就是初九晨，葛从铺里回家，因身体虚弱，便在一家点心店前，买了个粉团充饥，谁想粉团下肚以后，消化不了在肚里翻上翻下的作起怪来。不一会儿，就在街旁吐了一地。
恰巧从街边走过的地保王淋看到葛品连吐得面色发青，将其送回家去。
哪知葛品连一进家门，上楼睡下，又接连的呕吐不止。于是葛便让毕秀姑去买点东洋参和桂圆来滋补一下，说话间，得到消息的岳母喻王氏来看他，并安慰了在床上瑟瑟发抖的葛品连，然后就带着毕秀姑交给的钱回家让丈夫买东洋参、桂圆去了。
不久葛品连开始出现面色青紫，嘴唇发绀，全身抽搐，呼吸不畅，喉头梗阻等症状，继而发展为意识障碍，呼之不应，大小便失禁。
惊恐加上慌乱，毕秀姑急忙高呼救人，听到隔壁楼上毕秀姑惊恐的尖叫声，王心培急忙跑上楼来，并让人赶紧通知双方老人到场。
等到沈喻氏、喻王氏接到消息赶到时，一看情况危急，就急忙请郎中来家诊治。搭脉过后，医生诊断为痧症，建议立即用万年青、萝卜子煮汤灌救。
该抢救一直进行到黄昏，葛品连死亡。
葛死后，家人对其收殓，到次日夜间，葛尸开始出现口鼻里有淡血水流出情况。
浙江杨乃武与小白菜奇案展示馆蜡像
葛的干妈冯许氏第一个见到。于是表示了疑惑，声称：“病了这么两天就死了，并且口鼻出血，让人怎么相信？”
葛母沈喻氏经她这么一嚷，又看到儿子面色发青，加之平时早对儿媳心怀不满，认定其生性轻狂，不守妇道，便联想到了其子是否为中毒而亡。
在悲戚和新的不偷快中，毕秀姑只管低头哭泣，沈喻氏却再也按捺不住，就调转身子，踏出家门，前往地保王淋家里说：“我家品连好端端的几天就死了，好冤枉啊！”一面又让人写了状子准备打官司。
叁次日晨，沈喻氏就哭喊着把状子投进了县里。
知县刘锡彤听说出了命案，即拟打轿带领仵作前往验尸。此时适有当地一个士绅陈竹山到县衙来给人看病，陈懂得一点医道，平日进出官府，与杨乃武不睦。
他告诉知县，称外面早有传言，说杨乃武与葛品连之妻有私，称葛品连一下暴死，难怪人家都说是被他老婆毒死了。
事后，刘锡彤又从别人口中也听说了杨乃武和小白菜的事，于是思想上已经先入为主，将此案定位在了情杀上。
正午时分，刘带了衙役沈彩泉、仵作沈详等人到葛品连家里验尸。此时，葛尸已出现进一步变化，肉色红紫，上身淡青，肚腹，腋窝等处开始出现了皮疹。
验尸过程中，仵作沈详先是查口鼻里流进眼里耳里的血水，接着又验看了手指、足甲，最后还把银针探进咽喉测试是否为中毒身亡。
结果发觉银针颜色变成淡青黑色，于是声称为鸦片烟毒致死，接着在验尸单的栏目里给分别填进了“七窍流血”，手足指甲“青黑色”。
站在一旁的衙役沈彩泉，正好早上已经听了士绅陈竹山的议论，现在看到沈详要在中毒栏里下笔填写时，急忙插嘴：“鸦片烟毒只能自己吞服，不合情理。如今尸体肚腹又青黑起泡，坚持认为是砒霜中毒。
沈则认为中砒霜毒后尸体是要僵硬的，现在尸体软而不僵，因此坚持自己的判断。
但是，在整个尸检过程中，二人都忽略了用皂角水将银针擦洗干净重新再试。争执不下的二人，最终就由沈详含糊填报“服毒身死”了事。
刘锡彤听说验尸结果是“服毒身死”，和自己所想接近，于是就当场讯问死者亲属和左邻右舍，毒从何来？众人都无法回答。
肆
于是刘锡彤将有重大嫌疑的毕秀姑扣押并带回县衙，当天即坐堂审讯，追问秀姑毒药从何而来，毕据理力争，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丈夫是服毒身亡，又哪里知道什么毒药从哪里来？
二审，刘锡彤不问毒药来源，却要她供出曾与何人通奸。秀姑也说没有，一再逼问，都说没有。刘于是又问他居在杨乃武家，是否与杨某有过私情，秀姑说杨某除教她识字读经外，并无别样不好的事。审了多时，仍审不出奸情。
而此时，刘锡彤之子刘子翰、粮胥何春芳恐逼问奸情，毕要说出他二人丑事而受到牵连调查，当夜即叫阮桂金入狱诱骗恐吓毕，称：“葛品连是毒死，验尸已经明确。外面都传说是你谋杀亲夫，这个罪名一成立，就要凌迟处死。要想活命，只有说是别人叫你毒死的。你在杨家住过，外面早有人说你和杨某有关系，你如果说出是杨某叫你毒死的，你就不会得死罪了。“并提及杨是新科举人，有面子，自然也不会死，此事就这么过去了。
临走时，还威胁毕决不能说出刘子翰之事，加之此事毫无对证，说出来就是诬陷好人。毕当时并为作出最终决定。
但是次日再审，刘锡彤见毕秀姑不肯招认，就下令对毕秀姑动用了拶指之刑。
（这拶指原是封建社会中对妇女所施的一种酷刑。刑具用五根小木中间穿上绳索。施刑之时，把犯人的手指套进五根小木棍里面，然后把绳索用力收紧。）
毕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不得不屈打成招，谎称去年四月，借租杨乃武的房子居住时，杨乃武原和妻子感情不好，两人一来二去有了私情。今年搬家以后，杨和其旧情未断，于是就在十月初五那天送来砒霜一包，接着她就把砒霜放进药里，毒杀了葛品连。
刘锡彤得供，当场传杨乃武到衙门对质。进入衙门，杨乃武一下被弄得莫名其妙。这样折腾了好半天，才弄清是怎么回事。他一方面怒斥毕秀姑的诬陷，一方面坚决否认自己有杀人情况，因为杨是新科举人，朝廷规定不能用刑，所以也没有审问出什么东西。
刘锡彤只得下令退堂，改日再审。
第二天，刘锡彤向上级打了份禀报，要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头衔。
几天以后，杨乃武的堂弟杨恭冶，妻弟詹善改等听说杨乃武因为与小白菜谋杀葛品连案被拘，就在那天到县里禀诉：“十月初五那天，杨乃武正在南乡妻弟詹善改家里作客，哪会把砒霜给葛毕氏呢？ 葛毕氏的供词，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听完禀诉，刘锡彤又将葛毕氏、杨乃武带上公堂重新审问。葛毕氏因为害怕拶指，仍然照着前几天的供词重复一遍，杨乃武则痛斥葛毕氏抹煞良心，拒不承认有这等事。
结果，刘锡彤为了不让案卷报到府上被上司驳回，就在案卷上慌称：验尸时，试毒的针眼曾用皂角水擦洗一清，“青黑不去”。将案件直接就定义为了毒杀。
伍果然杭州府批准了知县官刘锡彤的案卷，下令：“将人犯于二十日解省。”这时，杨乃武的举人功名已被正式批准革掉。
解省以后，杭州府知府陈鲁当天就亲自督审。并动用了刑具，杨再也承受不下去了。于是也就只好屈打成招了。
当问及砒霜来源时，杨乃武想到前几天进省城时，曾看到途中有家姓钱的人开的药店，于是只得说十月初三那天由余杭县来到省城，经过仓前地方爱仁堂药店，就假说毒鼠，向店主人钱宝生（杨不知其姓名）买了四十文钱的红砒，交给葛毕氏。
十月二十七日，杭州府知府陈鲁饬令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回到县里，核实钱宝生出卖砒霜的经过，以作为最后定案的依据。
刘回到县里，为了怕这个“钱宝生”不肯承认，于是想起自己的幕僚章抡香为钱之同乡，于是让其带了封信给爱仁堂老板“钱宝生”，让钱宝生到案说明情况，不必害怕。
钱宝生到县以后，刘锡彤很和气地问他:“你是爱仁堂钱宝生吗？十月初三那天有谁来你店买过砒霜的？”
爱仁堂老板首先就否认了自己不叫钱宝生，而叫钱坦，十月初三那天，也没有人来买过砒霜。
刘锡彤见他不肯承认，想来一定是害怕牵连，就更加和颜悦色地说：“你还是先退下去再考虑考虑吧。人命大事，也难怪你害怕，本知县保证不牵连你就是了。”
钱坦有一弟，名叫钱垲。他听说哥哥与杨乃武小白菜杀人一案有关，就马上想到朋友士绅陈竹山（上面提到和杨有隙之人）和知县刘锡彤相熟，于是就托陈竹山向刘锡彤转达钱坦确实没有出卖过砒霜的冤情。
哪知这陈竹山本是个多事的人，看到钱垲找他，就立刻带了钱垲一起去找刘锡彤。刚走到门房，听说刘锡彤正在花厅讯供，不便谒见，就向衙役沈彩泉讨来杨乃武的口供看。
沈见是刘知县的老朋友陈竹山要看，便就找来让他过目。
不久，讯供结束的钱坦走了出来。
陈竹山看见钱坦出来走上前去询问情况，钱坦就把刘锡彤硬要自己承认出卖砒霜给杨乃武的事说了出来。
陈竹山刚看过杨乃武的供词，也顾不得钱垲委托他的事，就把杨乃武供词中向钱宝生爱仁堂药店买砒霜的事一五一十详细地告诉了钱坦，并对他说：“杨乃武买砒霜毒鼠，你又不知道他要害人，所以只管承认好了。承认后，最多也不过枷号责罚罢了。”
听了陈竹山的这番劝说，看样子是推脱不掉了。这就只得在陈竹山的陪同下，到刘锡彤面前按照杨乃武的口供说了一遍，还承认自己名叫钱宝生，并且在供状上画押具结。
刘锡彤见“钱宝生”虽然已经承认，可是怕他解省后反悔，所以当场写了一张“此案与钱宝生并不牵连”的保证给他。
而杭州方面也没有闲着，对毕秀姑再次动用了酷刑，毕估计已经完全丧失了反抗的意志，为了不被折磨，竟然胡编乱造起来，甚至将自己因为腌菜被丈夫殴打的事情，编造成了“八月二十四日那天，杨乃武来我家调笑，恰巧被丈夫葛品连撞见，因此遭到痛打。后来葛品连死得蹊跷，并且死后口鼻流血，才被婆母沈喻氏盘问，于是我就承认了和杨乃武一起，谋杀了自己的丈夫。”
对于这份所谓的“供词”，葛母沈喻氏心里明镜似的，哪里不知道和事情严重不符，但是这时她心中也早已认定其儿媳水性杨花，自己的儿子肯定是被其所害，所以就照着毕的供词继续胡编乱造一番，问到邻居王兴培，王更不知道底细，见葛母都如此说了，又跟着附和了一番。
陈鲁听完，都没有想过要找所谓的“钱宝生”和杨乃武当庭对质，进一步深究一番，就直接把案子定了下来。
只是对于验尸检查单上所填的是“七窍流血”，和县里府里所录各人口供中的“口鼻流血”，记录对不上号。于是他们私自将口供中的“口鼻流血”都改成了“七窍流血”，其它有抵触的地方也多有改动。这样，经过府、县的一番拼凑涂改，拟将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钱宝生杖责的案卷移送到浙江按察司。
陆
杨昌浚
这时，杨乃武的姐姐和妻子杨詹氏心急火燎，前去按察司申诉。复查下来，按察使制贺苏认定原判正确，并解由浙江巡抚杨昌浚亲自审查。
十一月十六日，杨昌浚亲自提审各犯。毕秀姑心想，既有原供在先，现在料难推翻，就又照原来的谎言供了一遍并且还画了花押。
可是，杨乃武原本就没有作过案，从而推翻了原来的供词。但招来的又是一顿酷刑，折磨得不像人形，无奈只得再次屈打成招。
杨乃武供虽没翻成，然而为了郑重起见，杨昌浚还是派人到县里秘密查访。钱坦听说上面派人来县，又去找陈竹山商量，结果还是听了陈竹山的，照原结承认了出卖砒霜的事。最后，杨昌浚便以杭州府陈鲁原拟罪名，上报了刑部。
浙江杨乃武与小白菜奇案展示馆蜡像
同治十三年四月的一天，刑部复核本案，杨乃武为了翻案，在一篇亲笔供词里捏造了两个情节：第一是当时有何春芳在葛家和葛毕氏调笑，说我杨乃武是为了推脱他们的罪责；二是刘锡彤的长子刘子翰曾经让阮德前来索诈，因为没有达到目的，便就蓄意陷害。
写好以后，杨乃武把这份亲笔供词交给姐姐杨淑英，请她委托好友王廷南去京城都察院衙门呈控。
不久，都察院衙门接到供词，当即咨文发解回省，浙江巡抚杨昌浚看过咨文，仍然委派原办人马复审。复审中，杭州府又让过去没有传讯过的地保王淋，死者葛品连的继父沈体仁等到案作保。
沈体仁心想，既然犯人本人也承认了，因此就照着沈喻氏所说的混供一通。地保王淋虽看到过葛品连发病回家的那天，在点心店买粉团吃和呕吐的情形，但一想，又怎能保证后来葛毕氏没有下毒陷害呢？结果也照葛母沈喻氏的话作了证。
就这样，陈鲁仍然按照原样，拟结上报。
在这期间，杨乃武妻子杨詹氏不服判决，在六七月里再次到省巡抚臬司衙门申诉，但却被斥了回来。到了九月，杨詹氏仍不死心，又和杨的姐姐杨淑英一起让姚士发去京城步军统领衙门和都察院再一次的申诉。
后来还是御史广寿等上奏朝廷，这才惊动了朝廷，让浙江巡抚杨昌浚督同臬司亲自过问，同时让御史王昕到浙江私访。
杨昌浚等奉旨暗思，这回不能再交陈鲁审讯了，便就委交嘉兴府知府许瑶光详审。这已是这年十一月的事了。杨乃武、毕秀姑看到这回审案的换了个主审官，就都感到有了希望，于是双双在公堂上大叫冤枉，不约而同地推翻了前供。
就在这个时候，毕秀姑终于供出了刘子翰奸污自己、何春芳调戏及阮桂金串供等情，但审了两个多月，嘉兴府知府许瑶光虽不属于湘军体系人员，但是与湘淮集团过从甚密，也不敢定案上复，一直拖延审问时间未能讯结。
柒
御使王昕从浙江余杭私访回去，也知道此案影响大，而且结论明显又不合理的地方。但杨昌浚曾是湘军中的老资格，浙江的地方官如今大多都是湘淮集团出身，都不敢违反他的意旨办事。知道事情棘手，也有自知之明于是便给江南道监察御史、浙江籍官员王书瑞上疏，奏请另派大员往浙审办此案。
当时派了一个礼部侍郎胡瑞澜提审此案。胡瑞澜最先也不敢承办，但是朝廷坚持让其前往，务必将此事查个清朝。
杨昌浚得知钦派胡瑞澜提审此案后，就开始做胡的思想工作，称此案其实已经经过多次会审，事情已经是铁板上钉钉，现在如果草率更改，对整个官场肯定会造成很大的不满，肯定会对以后地方官吏办事造成不良影响。
于是胡对这次提审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特别是第二次提审期间，见杨、毕二人再次翻供，甚至喝令差役大刑伺候。
杨乃武期间一再请求调所谓的“钱宝生”对质，却被告知，钱宝生卖砒霜已经签字画押，斥杨枉求脱罪，喝令用刑，最后一堂杨两腿均被夹折。秀姑也十指拶脱，最后一堂还用铜丝穿入乳头，秀姑熬刑不过，仍都屈打成招。
画供时已二人已经是奄奄一息，神志恍惚，无法自己画供，由两旁差役拿起二人的手，摁了指印。
胡瑞澜复奏时，对刘子翰的强奸，何春芳的调戏，都一概不提。文中只提到刘锡彤只有个儿子叫刘海舁，于一年以前已经回原籍去了，不在余杭。
其实刘子翰是在案子发生后才离开的，胡瑞澜是有意为之开脱。钦差审结，依样画葫芦。杨乃武仍是拟“斩立决”，秀姑拟“凌迟处死”。
至此杨知是决无生还了。
胡瑞澜承审此案，照原拟罪名奏结后，地方士绅奉承胡瑞澜“明察奸隐”，“不为浮议所动”，“不负皇上委任”；原审此案之大小官员，更是如释重负。
但是毕竟此案的疑点实在太多，所以到了同年的十月十八日，给事中边宝泉奏称杨乃武案“案情未协”，建议务必查个水落石出。于是，朝廷便又饬令胡瑞澜再行确审。
胡瑞澜奉命后，除了将刑部驳下要求查请的各处情节作了分别解释外，不久又向朝廷声称：“杨乃武又复翻供，钱宝生已经病故，案情一时难以作结。”
捌与此同时，民间舆论纷纷。
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的上海《申报》，于1874年1月6日亦即葛品连死后一个月零九天，杨乃武案成为新闻事实后半个多月就刊登了《记余杭某生因奸谋命细情》一稿，是当时沪上各报最先报道此案者。
时隔一周，《申报》继续刊登《详述余杭某生因奸谋命事案情》一文，并提出了四点疑问，指出这是一桩冤案。
文章指出“此案以杨乃武为“的”，以葛毕氏为“矢”。夫矢用以射的也，杨乃武果有冤，葛毕氏亦可疑矣。”
当时社会上有一些关于杨乃武品行不端的流言，《申报》不为所扰，就事论事的声称，杨就算有品性问题，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自始至终认定这是一桩冤案。并且《申报》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冤案之由，“属父母官逞机嫁罪于无辜之绅士，以图报私仇。其私仇者，盖谓系杨乃武于前时抗拒滥索钱粮是焉。”
而且申报更是最先表达了其对朝廷审讯时滥用刑法的不满，论述中声称：国家立刑法，是在定案之后施加的惩处办法，而不是审讯之时用刑，如果审讯的时候用到刑法，那就不是国家立法之初的意义了。这个观点的提出，是最早在社会媒体上对司法审讯中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刑事司法审讯方法的不满。
紧接着浙江籍京官汪树屏等，以“复审疑狱，迹迹回护”为理由，联名赴都察院呈控。最后，此事终于惊动了西太后，慈禧太后亲自下令，此案由刑部直接“秉公审讯”，非彻底弄清不可。
被责令重审此案的刑部尚书皂保受理此案后，发现确实疑点重重：
清朝杭州街头旧照
首先来说因为奸情毒谋亲夫，总得是奸情狂热才对吧，那时又没有现代通讯方式，既不能煲电话粥，也没有手机上网。为什么胡瑞澜在询问葛品连邻居王心培时，王除了和沈喻氏所供相同之外，竟然说从没看见杨乃武到过葛家，面都没见过，两人奸情怎么也说不过去。
再说这沈喻氏，在最先根本没有扯出杨乃武，最后为何坚决声称为杨乃武。
第三点，也是最为可疑的一点，钱宝生卖砒霜的事既然是杨乃武在杭州府审讯时供出，那按理办案常规，最起码应让钱宝生和杨乃武对质，为什么只在余杭县传讯拿到口供后，直接就把钱宝生放了？
还有，葛品连如果真的是发身死，他老娘当场就可发现疑点，为什么要事隔两天再行喊控？
这些，都不能不引起这位干练老臣的怀疑。
随着刑部的公文，杨乃武一案的犯人、证人，都被提解到京城，由刑部逐一详审。
详审结果，这起山重水覆的疑案，渐渐有了头绪。这是因为，首先查清了，当时仵作沈详和衙役沈彩泉对验尸结果各执一词，不能肯定究竟中的是什么毒，而对于银针上面所染的颜色，又没经过擦洗，其次，钱宝生出结，曾经过同乡幕僚章抡香的函嘱，秀才陈竹山的劝诱，显然可见砒毒来历不明。
随着案情疑点的渐渐显露，事实真相的渐渐明露，最后经过朝廷批准，刑部皂保奉旨下令，开棺验尸！
刑部迅速派人出发，前往余杭县将葛品连的棺材从坟里挖出，押运来京，开棺重新验尸。
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初，在皂保的亲自监临下，葛品连的尸棺在朝阳门外海会寺门前当众打开了。
复验结果：葛品连的尸骨经过蒸煮，颜色黄白，一点也没有中毒留下的青黑迹象。这样，葛品连确属病死的真相，终于敲下了最后定音的一锤。
此后，又经过一系列对原验知县、仵作的责问，才彻底弄明当时检验时，误把尸变后引起的青黑疹尸斑和口鼻流血当作服毒。接着，又将在押人犯提出环跪质对，因为这时再也没有一人掺假，所以整个冤案的来龙去脉，都已一清二楚昭然若揭。
至此，这件前后历时三年零四个月，中间经过县、府省、朝廷多次反复审讯，以及家属两次“京控”，沸传一时，“几致二命遭到重辟（凌迟、斩首等死刑）”的千古大冤案，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了。
紧接下来，对与这件案子牵连的有关人员，刑部向朝廷打了这样的处理奏章：
仵作沈详“拟杖八十，徒二年。”
衙役沈彩泉“拟杖一百，流二千里。”
余杭县知县刘锡彤革职，“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但对刘锡彤的儿子刘子翰却完全开脱了。胡瑞澜奏复时捏造说刘锡彤儿子早于一年前回家去了,刑部对这一点虽没有再提，仍是说他儿子与此案无关。
杭州府知府陈鲁、宁波府知府边保诚、嘉兴县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等各拟“革职”。
巡抚杨昌浚、学政胡瑞澜应系“大员，所有应得处分，恭候钦定。”
此外，沈喻氏“拟杖一百，总徒四年。”王心培等“拟杖八十”；章抡香革去职务。陈竹山“杖毙”。钱宝生也已经病故，所以“均无庸议。”对于本案的直接受害人葛毕氏，“因与杨乃武同居（指借居杨家)不避嫌疑，致招物议”，“究属不守妇道”“拟杖八十”，杨乃武与葛毕氏虽无通奸确据，“但就同食教经而论，亦属不知远嫌，”本来应“杖一百”，因为已被去举人，“面其再议。”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后记
杨乃武出狱后，家产荡然，生活困难，依靠亲友帮助，赎回几亩桑地，以养蚕种桑为生，专心研究孵育蚕种。
因为余杭盛产丝棉，销量相当好。杨家又是世代养蚕，对育种有经验。所以过了三年，杨乃武所培育的蚕种名气就传开了，远近都来买，生活也日渐好转。1914 年9月，杨乃武因患疮疽不治身死，年74岁。
杨乃武去世时，小白菜曾去送葬，也在自己临死之际留下过一份遗言，称自己害了杨乃武，今生今世无法报答，只有来世再报。。。
毕秀姑塔墓
小白菜，出狱时年仅25岁，由于冤情昭雪她仍被定罪“不守妇道”，生母、婆母都不愿接她回家，新任知县要她重新嫁人，她也不肯，最终被迫流落到余杭县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出家为尼，成为慈云老尼姑的徒弟，法名“慧宝”。庵里没有香火，以养猪、养鸡了其残生，死于1930年。
对杨乃武、小白菜案得以昭雪真相的探讨
对此案昭雪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朝廷内部博弈的结果，即把杨案的昭雪看成是清廷内部派系斗争或者中央与湘淮集团斗争的结果，因为当时确实围绕着这个案件审理，浙江的一干官员，从县到府到省，全都是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军的手下，官员之间相互扶持，相互维护在所难免。
但是又有些说不通，像浙江巡抚杨昌浚当年革职，第二年即起用“命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赏给四品顶戴”，第三年九月又“赏给二品顶戴，署理甘肃布政使”，第四年正月甚至还“赏给头品顶戴。
那我们怎么去推断杨案昭雪真相呢？就如前言所提，我们认为一件事情的发生是许多因素融合在一起，此消彼长下的均衡。那自然我们就要从这几个方面去判断。
首先该案确实存在清廷内部，湖南派与浙江派，京官与地方官，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杨案发生后，立即围绕此案展开明争暗斗，甚至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以杨案为契机来调整各派的关系。
比如为此事打开缺口的，正是该案在刑部上奏朝廷后不久，浙江籍京官汪树屏等十八人向都察院投递公禀，要求将此案交刑部审理，此公禀声势浩大，且言之凿凿，已经直接在替杨乃武鸣冤叫屈了。这才导致了慈禧迫于朝野舆论压力，将杨案提交刑部审理。
丁宝桢
而此事又激起了诸如丁宝桢等地方实力派的愤慨，因为要革职杨昌浚等一众官员，其曾经的上司，时任四川总督的丁宝桢甚至到刑部大发雷霆，阻止验尸，还威吓称：“要是这个铁案要翻，将来没人敢做地方官了！”
结果刑部怂了，而这时，另一个人又站了出来，那就是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指出刑部原本无错。只是奉旨承办，现在案情既然大白，就该据实判断，给受害人平反。承审官员违法办案，就该按律治罪。
期间又出现大量官员选择站队，纷纷陈述几方观点。至此，慈禧才最终下定决心为此案昭雪，查处渎职官员。
其次，中国的民主意识悄然兴起也是推动此案能够秉公办理的一个重要动力。而《申报》这个民主意识的标志，对此案自始至终的跟踪报道，剖析案情，抨击刑讯，揭露黑幕，笔锋所及，直指朝廷大员，毫无顾忌，这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在该案能够沉冤昭雪中起到了不可限量的作用。
案件正是因为社会媒体的逐渐加入，才得以迅速传播至全国，深入人心，舆论的监督和注视之下，也起到了良性的促进作用。
最后说点不是题外话的两个题外话，那就是葛品连的死亡原因，在《光绪三年二月刑部定案奏折》中对葛品连死前几日的症状，都有明确记载，十月初七，葛开始出现全身寒热，两天后，开始出现面色发青症状，在点心店买食粉团，又出现呕吐，回家后再次出现想呕吐却呕吐不出的症状，两手抱肩，畏寒发抖，呼吸困难。两膝无力的症状，喉中带痰，不能言语，综上所述，其死因可能和上呼吸道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喉炎有关。
其次是网络上的一张据说是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德国人约翰内斯•施罗德所收藏照片，考虑是其收藏，不一定是其拍摄，所以现在真伪难辨。
但是当时在同一个地点，摄影师还拍摄了另一张照片。
所以考虑杨与毕属于重刑犯，如果是单独拍摄，还能说得过去，这种同时拍摄的照片，我觉得可以排出上面的照片为杨与毕的照片。但是据余杭老一辈人回忆，毕出家后确实有过画像，不过在1944年被一上海人收走后就无处可寻了。
参考文献：
杨濬：记我父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狱
叶华醒：小白菜的出生地——毕家塘
光绪三年二月刑部定案奏折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
